寫作者對生活的觀察是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將所見所聞所思進行藝術創造，也成為了寫作者的下意識。剛開始寫小說的很長一段時間，恨不得自己身上長出一只雷達，能敏銳地從生活中搜索到有價值的素材，得到一些興奮的故事、細節便心跳不已。后來，隨著媒介的發達，微信、微博、抖音、今日頭條……家事國事天下事，每天雪片一樣的消息、故事，用標題，用視頻，用各種方式零零碎碎地塞給我們，無論你是否愿意點擊打開瀏覽。看上去，天下已經沒有秘密，任何見聞都可以隨著拇指一點分享給大眾。面對這樣一個經驗重負的時代，過去那種偶然得到一個好故事坯子后生怕被別人用了去的竊喜和激動，已經很難再體會到。事實上，這些每天所見的東西，并沒有使自己比別人知道得更多，更談不上所思更深。相反，這些紛至沓來的人間事，隨著劃動屏幕的手指，一點點地增加了我的焦慮和虛空。情緒被屏幕主宰，時而忿忿，時而捧腹，時而驚詫，時而悲痛……更可怕的是，這些“時而”也支配掉了我的時間。現在，我恨不得關掉手機，屏蔽掉種種。

“所見”在這個時代已經如此輕易，卻讓講故事的作家幾乎動彈不得。既難以在紛繁的“所見”中辟到一條通往小說的蹊徑，也難以在虛構的“所見”中獲得讀者新鮮的目光。寫作者在生活中到底還能看到什么？

最近讀彼得·漢德克的小說《短信長別》，寫一個年輕作家與妻子分手后，進行一場以旅行為手段的“尋找”之途。小說借由主人公“我”這個年輕作家表達了關于寫作中“看見”的思考：“有好一陣子，我對環境抱有一種古怪的看法：當我要描述什么時，我從來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樣子，最多莫過回想起怪異的特征，如果沒有什么怪異的話，我就虛構……只有不同尋常的特征和不良的習慣動作會吸引我多看一眼，別的看一眼就不會再去看了；如果我要講述的話，那只有去想象了；如果想象不出來的話，那我就編造出一些特征，像通緝令一樣。于是這些特征取代了整個場景、關聯和命運。”如果失去“不同尋常的特征”，作家就似乎失去了“看”的興趣，漸漸地，就什么都看不見了；而那些通過虛構編造得像通緝令一樣的所謂“特征”，在小說中也漸漸代替了整個場景的描寫。

這段關于作家“看見”之慣性的思考，令我心里一顫。一棵路邊的樹，如果沒有被風雨雷電擊打得枝斷葉亂甚至擋到了我們的腳步，我們可能會視它如同每隔一百米就豎起的一根電線桿；一個走進眼前那扇門的男人，如果不是因為他左邊的袖筒空蕩蕩，我們可能會看不到他眼眶里正蓄著的眼淚；地鐵里坐在身邊那個婦女，如果不是她胸前實在過于袒露，我們的余光不會繼而沿著那個地方移動到她的臉上……然而，日常生活里沒有那么多被我們正好看見的“如果”，一切的正常形成了習見，而習見最終導致了不見。

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她平日喜歡閑逛，有時拉上我一起，更多的時候是一個人。那時候博客很盛行，我喜歡到她博客上看她記錄下來的閑逛之所見。并沒有什么特別的人和特別的事，她饒有興味地用質樸、準確的語言記錄下生活見聞，市井活色生香，每每讓我身臨其境，有時也會驚訝于在一起閑逛的時候，她看到的東西我竟然看不見。她是一個很安靜的人，愛閱讀，愛傾聽，每每遇到他人說事情的時候，她從來不會因為已經顯見的結果和緣由而打斷別人的講述，總是會在別人停頓的時候追問一句“然后呢？”，仿佛自己是一個缺乏經驗不諳世故之人，這追問會讓人說出更多說得更細。結果，她往往聽到的比我們多。即使對于習見之事物，她都會有耐心去看，因而往往也能看到很多我們所看不到的東西。在《短信長別》里，彼得·漢德克最終獲得了關于“看見”這個問題的答案：“在尤迪特（年輕作家的妻子）那兒，我才第一次開始感受起什么；我獲得了觀察環境的目光，而且不再是一味邪惡的目光。我不再去收集特征，開始變得耐心。”

因為耐心，作家獲得了專注和寧靜，看到了平常、共性里的特征，而不是通過奇詭的想象力，虛構出“通緝令”一樣的特征。因為作家的耐心，我們得以讀到了這些經典的描寫：“被風吹干的、疲憊不堪的大地散發出腐爛的氣味和太陽的氣味，風沙沙地響著，翻動著向日葵的綠葉子。被一片波紋似的白云遮住的太陽昏暗了一會兒，于是像煙霧一樣的陰影就遮住了草原，遮住了村落，遮住了阿克西尼亞的低垂著的腦袋，遮住了亂蓬蓬的菟絲子的粉紅色花萼，盤旋著飄走了。”（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炊煙也會隱遁，比如霧大的時候，煙與霧融為四海一家的兄弟，你就是有千里眼，也辨不出炊煙的痕跡；比如白云飛得低的時候，它一出煙囪就被云給卷走了；再比如風大的時候，炊煙會倒灌回煙道。”（遲子建《候鳥的勇敢》）。當然，這樣的描寫還有很多很多……這些場景并不罕見，也無需想象，作家耐心地看見并安靜地描繪出來，使人身臨其境，使人讀到這些句子的時候，會想起某年某日的某個地方曾經看到過的景象。這些“所見”不會在每天打開手機收到的資訊、故事中呈現，它們可能有的正好在我們身邊、眼前，可能有的在我們的記憶深處，這些文字輕而易舉地讓我們得以“看見”。這很大程度有賴于作家“看見”的能力，而并不是什么虛構和想象。

最近一次在高鐵上的體會，也再次驗證了作家“看見”的能力。列車開過湖州站不久，對面坐著的那個男人就站起來了，一只手撐在行李架上，眼睛緊緊地盯著車窗外，似乎怕錯過了即將到來的某個地方。列車又開了一會兒，他開始拉起座位上的小女孩，“就快了，就快了，等下就可以看到奶奶那棟房子……”他緊張又激動的樣子，猛然讓我想起加拿大作家阿利斯泰爾·麥克勞德一個短篇《回鄉》中的細節。四十五歲的父親第一次帶十歲的兒子回鄉，父親站在火車過道上，左手撐著頭頂的行李架，右手拉著坐在位置上的兒子的手，注意力高度集中，等待看到車窗外他的故鄉——嵌在海灣角落的一個小海島，他要準確地指給兒子看，生怕那個小角落被火車一閃錯過了。“就在那兒。”父親像得了勝利般大吼，他把左手從行李架上放下來，手臂橫在兒子和母親的面前，指向遠處海峽上的一個小島。“火車突然踉蹌，父親幾乎失去了平衡，就把手很快放回到行李架上。我的右手被他握得太緊，幾乎有些疼。”坐在我對面的那個父親跟《回鄉》里的那個父親瞬間重疊，令我暗自會心一笑，同時被還鄉的情緒所感染，既溫暖又感傷。這一幕并不特殊，不需要動用作家獵奇的目光，或許會發生在每一節返鄉列車的車廂里，阿利斯泰爾·麥克勞德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看到了，我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也看到了。文字使我和他的目光相遇，文字再次使我體會到“感同身受”的力量。設若在那趟列車上，我像大多數人一樣低頭忙著刷屏，或者塞著降噪耳機聽一首哼哼唧唧的小情歌，甚至因為旅途乏味而閉上雙眼假寐，這一幕就會像那個遙遠的小海島，從我的車窗外一閃而過，無知無覺。失去耐心限制了寫作者的視線，更丟失了寫出“所見”的能力。

我家有一只貓，總愛站在窗臺上往外望，那里不變的風景它似乎永遠看不厭，常常一蹲一個下午，即使沒有鳥飛過，它也會安安靜靜地把尾巴收攏腳邊，豎直耳朵，瞳孔滿滿地凝視。有時候，我試圖順著它的目光看出去，除了兩株天天站在那里的樹之外，并沒有什么異常，沒有風的時候，這景象就像掛在墻上的一幅畫。我耐著性子，跟它一起看，漸漸地，我看到了在一大叢樹葉底下，藏著一只幼小的鳥兒，正用它短而直的喙輕擦著樹枝，左一下，右一下，那短喙就像正在硯邊刮墨的毛筆尖。原來貓在安靜的凝視里，藏著很多發現。對一只貓來說，這發現僅僅是樂趣，而對于一個寫作的人來說，這些“所見”就是“資本”。說不定在哪一個章節里，這些“所見”就會慢慢呈現，它們豐盈著作家筆下的敘事，它們襯托著一個強烈的特征，它們構建出一個紙上的世界，耐著性子，慢慢地，將讀者帶領入內。

黃詠梅，現居杭州。在《人民文學》《收獲》《十月》《花城》《鐘山》等雜志發表小說，多篇被《小說月報》《小說選刊》《新華文摘》等轉載，并收入多種權威選本。出版小說《把夢想喂肥》《一本正經》《給貓留門》《少爺威威》《走甜》《后視鏡》等。小說曾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林斤瀾優秀短篇小說家獎”“汪曾祺文學獎”“《十月》文學獎”“《鐘山》文學獎”“第十八屆百花文學獎”“《人民文學》新人獎”等，多次進入中國小說學會年度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