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封投稿信”

1944年3月15日出版的《新東方》雜志第九卷第三期，發表了一篇張愛玲帶有回憶性質的散文《存稿》，從她最初的虛構作品開始談起，及于早年的寫作及投稿經歷。文章側重討論早期的未刊小說《摩登紅樓夢》和刊于國光校刊的《牛》與《霸王別姬》，許是因為楚霸王與虞姬哀史，熔戰爭與愛情這兩大類熱門主題于一爐，受到作者的偏愛吧，便大段介紹故事情節并摘錄其中動人的文字，導致文章結構略顯失衡，令旁觀者讀來頗感不耐。但如將之視為張愛玲早期閱讀史、寫作史的第一手材料，倒也不無研究價值。尤有可說的是，等到12月張愛玲結集出版散文集《流言》時，又在該文第二段后、第三段前，添入一頁插圖，標為“第一封投稿信”，之前并以括號形式附有說明：“似乎我從九歲起就開始向編輯先生進攻了，但那時候投稿《新聞報本埠附刊》幾次都消息沉沉，也就不再嘗試了，直到兩年前。”

說起《新聞報》，張愛玲與之緣分委實不淺。《公寓生活記趣》透露她與姑姑二人合訂一份《新聞報》，每日由一個開電梯的人過目后才送上來；《到底是上海人》里提及“《新聞報》上登過一家百貨公司的開幕廣告”，寫著“‘友情所系，詎不大哉！’”說這“似乎是諷刺，然而完全是真話，并沒有夸大性”；她還曾在《詩與胡說》里肆意貶低鴛蝴派前輩作家顧明道在《新聞報》上的連載小說《明月天涯》的情節設置不合情理，甚至還拉來了旁證：“有個表姊，也是看《新聞報》的，我們一見面就罵《明月天涯》，一面嘰咕一面往下看。”前述的說明文字則表明，自童年起，她就與《新聞報》搭上關系了。

這第一封投稿信為手寫體，原無標點，為了便于展開后文，冒昧添補如下：

記者先生：我今年九歲，因為英文不夠，所以還沒有進學堂，現在先在家里補英文，明年大約可以考四年級了。前天我看見“附刊”編輯室的啟事，我想起我在杭州的日記來，所以寄給你看看，不知你可嫌太長了不？我常常喜歡畫畫子，可是不像你們報上那天登的《孫中山的兒子》那一流的畫子，是娃娃，古裝的人，喜歡填顏色。你如果要，我就寄給你看看。祝你快樂。

晚年的張愛玲透露說，自己雖說從小熱愛繪畫，卻是在母親的鼓勵下才嘗試投稿：我“在學校里成績并不好，也沒人視為天才。不過因為小時候我母親鼓勵我畫圖投稿，雖然總是石沉大海，未經采用，仍有點自命不凡，仿佛不是神童也沾著點邊。她初次出國期間，我就已經天天‘畫小人’，門房里有整本的紅條格賬簿，整大卷的竹紙供我涂抹”（《愛憎表》）。

投稿信中所說的“畫子”，不知是安徽還是南京方言，總感覺鄉音未改。又如“娃娃，古裝的人，喜歡填顏色”，讀來也很有些費解。其他諸如《新聞報本埠附刊》編輯室啟事、張愛玲所見《孫中山的兒子》的畫之類，全都未經人言，倒也值得作一番深入探究。

兩年前，為了撰寫拙文《柳雨生與小報》，我利用工作余暇，逐日翻閱“抗日戰爭與近代中日關系文獻數據平臺”上的《大上海報》（1943年10月21日至1945年8月28日），當翻至1945年1月7日該報，發現一篇劉鳳《張愛玲與余愛淥》：

張愛玲是一個寫小說的女作家，余愛淥是一個譯寫西洋雜志文的作家，兩個人各不相干，實難相提并論。然而世事說來多怪，所謂無巧不成書，原來也不僅是書而已。

張愛玲最近出了一本散文集《流言》。她的小說集《傳奇》給人的印象正如這本書的名字，總使人覺得它的作者太不平凡；而讀完了《流言》則覺得作者是一個頗可親近的人，因為《流言》正是一個典型的小市民對于人生種種相的供言。就在這本《流言》中，作者提起她最初投稿的故事。那時候張愛玲九歲，她畫了一張畫投給《新聞報》的“本埠附刊”，同時寫了封信給附刊的編者小記者先生。信中對于該刊所發表的《孫中山先生的兒子》一圖深致贊揚。而這幅畫正是余愛淥畫的，他那時只有六歲。

這是一件巧合的事，然而也確實頗為有趣，夠得上一則文壇逸話。

日昨和余兄談起，他也大笑不止；下走謂此正是認識張女士的大好機會，因為她是最初賞識余愛淥圖畫的人。余兄更謂，他的擱筆不畫也就在見到張女士小說中的自畫插圖以后，他覺得張愛玲的畫太好了，所以自己也不敢畫了。

為了不掠人之美，必須得指出，上述短文首見于《舊聞新知張愛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唯編者肖進不知何故，刪改了個別字詞。今一仍舊貌，以免誤導。

余愛淥是誰呢？他本名徐慧棠，又有筆名康悌露、單慶舫、端木洪、羅薏等。（詳見蕭持隆《云煙錄·春秋班底》，《繁華報》1945.5.15）至于劉鳳文中所稱幼年張愛玲對余愛淥畫作不無推崇之意，若推敲張愛玲投稿信原文，似無此意，看來只是作者的故弄狡獪，稍有攀扯名人之嫌。其實大可不必，因為沈寂在回憶文章里說過，徐慧棠為柯靈主編的《萬象》青年作家群里的“五虎將”之一，才華橫溢，譯作頗多。

余愛淥的原畫究竟如何？竟能讓九歲的張愛玲特意提及，語氣中還透著不服氣？經過一番搜尋，終于被我找到：它是一張漫畫，題為《中山先生的兒子》，由“務本女學一年級七歲徐慧棠畫”，刊于1929年8月21日《新聞報本埠附刊》。

《中山先生的兒子》

將此畫與孫科當年的照片相對比，但見徐慧棠小朋友筆觸雖稚嫩，卻寥寥幾筆，便準確地勾勒出孫科的外貌特征：圓圓的腦袋，梳成三七開的短發覆于其上，鼻上架著一副標志性的圓框眼鏡。簡直是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考慮到年齡之小，更令人驚異。

再看漫畫下方徐慧棠與小記者的對話：

小記者先生：這畫能登在報上么？畫得不大好呀。我現在在務本女學校一年級讀書，下半年要升級了。我今年七歲，住在西門唐家灣肇周路四百二十三號新康米店家里。徐慧棠鞠躬。信封是我姊姊慧菱寫的，他在務本女學二年級。（小記者說：可愛的慧棠妹妹，你畫得很好，已經替你制版登在上面，還希望你以后再畫幾張好的給我。并且以后連信封都要你自己寫，因為你的姊姊是二年級，你下半年也要升到二年級了，當然你也應該寫信封啊。）

這里編輯“小記者”誤以為寫信者是女孩，實際當然不是。為表慎重，我特意從上海圖書館近代文獻館藏中翻檢出一本1930年印制的小冊子《上海特別市立務本女子中學附屬小學行政組織》，其中“附屬小學校概況一覽表”里顯示該校位于上海西門黃家闕路，1929年9月改組，秋一至秋四年級招收若干男孩，只是比例偏小。

附屬小學校概況一覽表

今按，“小記者”即《新聞報》編輯嚴諤聲（1897-1969），據說這筆名是為了紀念他在青年時訪問孫中山后，寫了上萬字訪問記而使用的。嚴氏原籍浙江海寧縣，1917年來滬，兩年后親身經歷了源自北京的“五四運動”對上海商界的巨大沖擊，于是逐步產生民族自決的意識，將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深植于腦海中。不難揣想，當他收到這幅《中山先生的兒子》的漫畫，僅僅看到題目就會感覺親切吧，更何況畫得那么逼真，又充滿童趣，不喜歡才怪嘛？至于張愛玲的投稿信呢，中文既講得疙里疙瘩，又說要畫古裝人物，簡直是言語乏味，畫題老舊，如此一來，自是難入編者的法眼了。

《新聞報本埠附刊》創辦于1926年4月1日，與《申報》隨報贈送“本埠增刊”類似，它也是隨報附送給本地讀者的。這一附刊的創立，有其獨特的功能，正如趙君豪在《中國近代之報業》書中所評述的：“中國報紙，為增加廣告計，遂增設一種本埠附刊，所收廣告刊費，較為低廉，而其銷路，亦以本埠為限。本埠附刊之廣告，其效力只及于一地，故文字方面之材料，亦專論當地之事，如戲劇、電影、音樂、舞蹈、商店消息以及其他一切無關外埠之瑣事，均歸于此刊。”

最初主持《新聞報本埠附刊》的編輯是徐恥痕（本名夢蘭），等到他于1929年離開之后，便由嚴諤聲接手，隨即對附刊的欄目展開大刀闊斧的改革，開始大量刊登婦女兒童作品，各界新聞欄目除了保留商場新聞、電影新聞以外，其他欄目取消。辦至1929年4月25日，為了活躍版面，鼓勵普通讀者參與，附刊發布《本刊特別啟事》，開始向社會廣泛征求“兒童作品（文字圖畫均可）”，7月8日至8月17日連續多日，重復刊登《本刊特別征稿啟事》：“本刊現須征求婦女及兒童作品，無論何種性質，均極歡迎，惟以簡短而有趣味者為貴，每篇最好勿超過五百字，照片、圖畫、詩歌、童話，尤為適用，酬報特別從豐，來稿如附有郵花，不合當即退還，切盼女著作家及小朋友們勿吝賜稿為幸。”

不難推斷，張愛玲大約先后看到8月17日的征稿啟事，以及8月21日徐慧棠的漫畫，深受鼓舞，遂興奮地寫下那封投稿信，寄去一篇杭州日記，孰料石沉大海，慘遭退稿，幼小的心靈想必大受打擊吧。好在她能堅持不懈，孜孜以求，終于在多年以后登上文學舞臺的中央，大放異彩。

說起畫漫畫、投稿，同樣是從小就喜歡畫漫畫的丁聰，成功率要遠高于張愛玲，他“從初中三年級開始向社會上的報刊投稿。最初是投向上海《新聞報》的。本埠附刊它每周都有一個漫畫專欄。我這時開始拿到稿費，盡管每幅畫僅一元錢，但對于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來說，就蠻開心了”（《轉蓬的一生》）。好在張愛玲在中學時代也有了首次投稿成功經歷，且所獲稿費單價遠高于丁聰：“生平第一次賺錢，是在中學時代，畫了一張漫畫投到英文《大美晚報》上，報館里給了我五塊錢，我立刻去買了一支小號的丹琪唇膏。”（《童言無忌》）

張愛玲似乎是“小記者”嚴諤聲的作品的長期讀者，深受“影響的焦慮”之苦。如《雨傘下》里寫道：“某一次在雨天的街頭想到這一節，一直沒有寫出來，因為太像訥廠先生‘茶話’的作風了。”訥廠即嚴諤聲的另一筆名，“茶話”是他在《新聞報》主持的另一種綜合性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