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覽：喬治·莫蘭迪：桌子上的風景

展期：2020.12.6-2021.4.5

地點：木木美術館

如果喬治·莫蘭迪生活在今天，一定會為他取得的成就驚訝不已：他所開創的“莫蘭迪色系”已經變成了時尚和品位的代名詞。從時裝到家居擺件、各類生活用品，從大到整棟建筑的裝飾風格，小到一毫米寬的發夾，莫蘭迪色系被應用于萬事萬物中，即使是不知道這位藝術家的人，也會對這個詞耳熟能詳。

和由他發明的配色風格不同，莫蘭迪本人是個孤僻而沉默的藝術家，在各類藝術通史中，對于這位藝術家的生平也是草草帶過。并非因為他不重要，而是他的生活樸實到平淡無奇，歷史學家們找不出大書特書的可能性：從年少時就開始探索藝術的表達形式，畫了好幾十年靜物，一生都居住在故鄉博洛尼亞。莫蘭迪的人生似乎簡略到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但其實不然，正如一塊石頭也有著不同的塊面，作為一名在藝術史上影響深遠的藝術家，莫蘭迪自然也有許多不為人知的地方。

這次木木美術館舉行國內首次莫蘭迪個人大展，以近八十幅作品為我們展現出這位藝術家許多不為人知的一面，其中便包括了他鮮為人知的銅版畫作品、風景畫作品和罕見手稿。為什么莫蘭迪要幾十年如一日地繪制桌上靜物？這種被戲稱為“性冷淡”的配色風格是如何形成的？

莫蘭迪的藝術人生圍繞著“靜物”這條奇妙軸線打轉，一邊是傳統，另一邊是現代，一邊是地方化，另一邊是國際藝術運動，這種游離于傳統和現代、國際和地方之間的做法也讓他變成了美術史中重要的“邊緣人”。他從16歲開始進入博洛尼亞美術學院學習，他在學院學習的，其實是在當時非常正統的古典藝術畫法。在學習期間，他前往佛羅倫薩考察，先是親眼目睹了馬薩喬、喬托和奇瑪布埃這些文藝復興早期大師的作品，又見識到了當時如火如荼的未來主義運動，然后在分離派展覽上看到了塞尚和馬蒂斯的畫作。從年輕的藝術家的興趣來看，他一邊吸收著古代大師作品養分，一邊接觸著當時各類前衛藝術運動，這種兩極偏差極大的體驗都被他融匯在自己的藝術語言探索里。

在木木美術館展出的1914年繪成的《靜物》，就是莫蘭迪吸收了立體主義語言的試驗結果。如果不看作者名，觀眾大概很難把這件作品跟莫蘭迪中后期較為平面的靜物風格聯系在一起。灰棕的色調里，物體以不同的塊面形式拼合在一起，這明顯是參考了畢加索和喬治·布拉克。莫蘭迪在接受采訪時曾經提起過自己這段“模仿和致敬”的時期：

“一個藝術家的早期練習幾乎是五指練習，這種練習會教給他老一代藝術家的風格準則，直到他自己成熟到足夠將風格付諸實踐為止；從我1912到1916年的作品里你能直接觀察到早期的巴黎立體主義者們，說到底還是塞尚的影響。”

另一幅展出的風景畫繪制于1928年，這幅風景借鑒了塞尚1887年創作的那幅《圣維克托山》，結實的筆觸塑造出塊面感的山體和沉悶的藍天，也延續了塞尚那幅作品中黃藍搭配的色調。

立體主義和塞尚的影響讓莫蘭迪在技法練習中逐漸培育出自己的繪畫風格，而其繪畫中慎獨寧靜的氣質則源自文藝復興早期作品中那種純粹的苦修般的宗教感。而在一戰中因目睹戰爭殘酷而不幸抑郁的莫蘭迪，逃避般地將目光投向桌上的靜物，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莫蘭迪在博洛尼亞大學版畫系任職，這份工作給了他穩定的薪水和因此而可以得到少許歇息的生活方式，讓他可以全身心投入到靜物研究中去。奇妙的是，莫蘭迪的蝕刻版畫和油畫中的靜物，帶來的竟是一致的恬靜感。詩人查爾斯·賴特曾經以詩歌來稱贊莫蘭迪的靜物畫帶給人的沉浸感：

《莫蘭迪》

我在談論寂靜，一個中心瓷碗，

一個有裂縫的花瓶，和一個水壺的寂靜。

我在討論描畫，關于形狀和留白。

這些物品被傳喚的來處。

我在討論紅色的液滴，白色的液滴，

它們的弧度和蜷曲，是藍色的。

我在討論瓶罐，和毀滅

以及我們在黑暗中令其閃現并獻身的一切。

此次展出的作品也給人驚喜，要從近處看，才會發現莫蘭迪在不同作品中筆觸的變化。因為喜愛用單種顏色來表現物體，莫蘭迪的作品在以印刷為媒介傳播時總會給人以色塊的感覺，但真正站在作品前時，卻會發現這些“色塊”是用結實的筆觸堆砌出來的。而面對莫蘭迪的版畫作品，又會為其線條的纖細工整程度而驚訝，這些都是要親臨現場才會收獲的體驗。莫蘭迪的版畫作品幾乎是倚仗線來進行的創作，在木木美術館展出的版畫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見，藝術家是如何來通過安排線條的方向和密度來表現形態和光影的。

在莫蘭迪本人看來，他只是一個“藝術創作者”，而靜物就是他最好的練習素材，也是內心活動的投射。莫蘭迪本人一直對自己的藝術成就沒有過多看法。從遭受非議到成名成家，這對他來說似乎都是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情。他鮮少在藝術沙龍和藝術家聚會上露面，雖然會參加威尼斯雙年展，但也沒有要出人頭地的愿望，甚至因為不想太出名而拒絕過國際展覽協會的邀請函。

他終生未婚，與自己的母親和姐妹住在一起，過著苦修般的生活。據說有位記者曾經想去采訪這位大師，記者問莫蘭迪：“您是否追求過什么女人？”莫蘭迪猛地起身，問他：“您寫這樣一篇文章可以獲得多少報酬？”記者回答說2000里拉。“那你知道我的一幅畫值多少錢嗎？”莫蘭迪說，“只要你不報導我，我就送給你一幅畫。”從此那家報紙上再也沒有出現過報導莫蘭迪的文章。

不管這個趣聞是否屬實，莫蘭迪的孤僻和淡泊名利從中也可見一斑。他深居簡出，生活規律，根據博洛尼亞小城居民的回憶，他身材高大，總是穿一身寬松服飾，每天下午準時出來散步，散步路線固定，如此持續了幾十年，簡直可以變成當地的移動地標；這種做法不禁令人想起哲學家康德，后者也是終生居住在小城葛底斯堡里，每天準時出門散步，準時回家，被當地居民說成“比鎮上的鐘還準”。

對于康德和莫蘭迪這類慎獨而沉浸在內心世界的人來說，日復一日的穩定生活就是將內心堅守的信條投影到外部世界的最好結果。或許正是身處環境變化太激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風起云涌的歐洲藝術運動、法西斯罪行肆虐等等這些事件同步進行的暴風驟雨般的年代里，莫蘭迪才會將全部精力投入到藝術語言的探索中去。對于尋常人來說，財富、權利和名聲是畢生追求，但對于莫蘭迪這個曾經被迫參加一戰并因此抑郁過的幸存者來說，生活和創作都是用眼去觀察，用手去觸摸，記住光線在不同材質器皿上一毫米一毫米的移動軌跡，探究于不同器皿之間顏色的微妙差別，尋求一種精微的和諧平衡狀態。只要擁有這些器皿，就是他此生最大的幸福，他是個孤僻的人，也因此度過了幸福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