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擁有著堅定的宗教信仰相比較，中華民族的一大特點，就是有著一種根深蒂固的祖先崇拜心理。正是在中國人所特有的一種牢固家庭或家族觀念的基礎上，中國文學史上才會出現一系列可以稱之為“家族小說”的優秀文學作品。家族小說作為一種小說類型，在從古至今的文學史上真正稱得上是蔚為大觀、碩果累累，現在，邵麗的長篇小說《金枝》(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1月版），也加入到了這一文學行列之中。關鍵的問題是，與此前的這些家族小說相比較，邵麗的《金枝》到底增加了什么新的思想藝術因素？

在小說下部的第十三節，已經擁有了作家身份的周語同女兒林樹苗，圍繞自己的小說創作，與周鵬程的媳婦胡楠之間，發生過這樣一次饒有趣味的對話。胡楠說：“我看你寫的小說里，有這個家族的影子。你是想全方位探索這個家庭嗎？”面對胡楠的提問，林樹苗給出的回應是：“這個家庭的復雜程度，我們是無法想象的，我覺得沒有任何人可以全方位地描述。但是，我懷念我的姥爺，我真是想多寫寫他。其實講真的，把他寫出來了，也就基本上說清楚了這個家族。他留給這個家族的是一個背影，在每一個家族成員眼里都是不同的人設。我媽媽、鵬程的媽媽，包括我的舅舅們，甚至周家的這些親戚們，他們每個人敘述的我姥爺都不一樣。我想了解姥爺的過去和現在，然后將這些故事寫出來，我想用這種方式表達對姥爺的紀念。”雖然是巧妙地借助于人物之間的對話在談論林樹苗的小說創作，但明眼人馬上就可以敏感意識到，胡楠和林樹苗所具體談論的這個以林樹苗姥爺為核心人物的小說作品，正是邵麗的長篇小說《金枝》。在一部虛構的長篇小說中，由相關人物出面談論這部長篇小說的創作理念與過程，正是西方現代小說理論中的所謂“元小說”手法。如果我們把《金枝》視為林樹苗的家族故事完成品，那么，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就是，第一人稱敘述者“我”的身份錯位。依照某種不成文的慣例，在一部小說作品中，身兼第一人稱敘述者功能的“我”，往往會是寫作者的化身。但在《金枝》中，第一人稱敘述者“我”，卻被設定為林樹苗的母親周語同。既然林樹苗在小說中不僅以作家的身份出現，而且還尋找各種機會大肆談論自己寫作的家族故事作品，那為什么不在文本中干脆把林樹苗設定為第一人稱敘述者呢？另外一個隨之而出的問題就是，假如說文本中的若干人物身上會有作家自己的影子存在，那么，這個人物到底是周語同，還是林樹苗？又或者，兩個女性人物身上，都不同程度地晃動著邵麗的身影？盡管說肯定或者否定的答案，我們實際上都無法給出，但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和思考本身，卻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入地理解把握邵麗的這部長篇小說。

既然是一部以林樹苗的姥爺為核心人物的長篇小說，為什么又會被命名為“金枝”呢？這里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除了林樹苗的姥爺周啟明之外，活躍于文本中的其他人物，差不多是清一色的女性。邵麗用“金枝”一詞，喻指小說中的一眾女性人物，是無可置疑的一種文本事實。在具體展開對這部作品的分析之前，我們首先對小說的敘事方式有所討論。整部《金枝》共分為上下兩部，各以八節的篇幅而平分秋色。上下部之間的分界線，是周語同父親周啟明的死亡。上部主要講述周啟明生前的家族故事，下部則集中聚焦于周啟明去世后家族后代的故事。因此，如果說《金枝》所集中講述的是上周村周氏家族前后三代人的故事，那作為中間一代的周語同所承擔的，就是三代人之間承上啟下的重要扭結作用。正如同小說中所描寫的那樣，倘若沒有她這樣一個有著強烈家族榮譽感的關鍵性人物存在，上周村的周氏家族，就極有可能是一盤散沙。從這個角度來說，把周語同設定為視角性的第一人稱敘述者，自然有著充分的理由。需要提出來加以討論的一個問題是，邵麗在《金枝》中并沒有讓周語同的第一人稱敘述貫穿文本始終。一方面，我們當然應該承認每一位作家都擁有選擇設定敘事方式的自主權利，但在另一方面，我又必須坦承，在閱讀《金枝》的過程中，相對來說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周語同以第一人稱展開敘事的那些部分。雖然說在一部長篇小說文本中采用多種敘事方式，在當下時代的寫作實踐中，已經是一個普遍的事實，但我卻不無固執地認為，具體到邵麗的這部《金枝》，如果作家能夠克服明顯存在著的敘事難度，以周語同的第一人稱敘事方式來貫穿統攝全篇，那么，小說所最終獲致的思想藝術效果可能會更加突出。

正如同林樹苗宣稱的將會把自己的姥爺周啟明設定為整個家族故事中的核心人物那樣，讀完《金枝》后，給讀者留下印象最為深刻者，同樣是周啟明這個人物形象。尤其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作家的“審父”意圖，也正是憑借著女兒周語同眼中的周啟明形象而得以最終完成的。年僅十五歲的少年周啟明，之所以要執意離家出走，是為了反抗奶奶給他包辦婚姻的緣故。因為滿心里不滿意，周啟明甚至堅決拒絕以新郎的身份去接新娘穗子過門，奶奶萬般無奈之下，只好讓自家收留的養孫周慶凡代替周啟明前去迎親。盡管周啟明按照奶奶的吩咐，非常勉強地和穗子拜了堂，但只有在拜完堂之后，他才發現奶奶說話并不算數，“哪里是磕幾個頭就了的事兒？他被她關在新房里鎖了半個月，酒肉飯菜都是用托盤從窗口送進去的。”被莫名其妙地關起來還不算，要命的問題是，就在這半個月期間，他竟然稀里糊涂地和穗子成就了一番好事。如此一種“成就”的最終結果，就是女兒周拴妮后來的出生。當然，等到周拴妮出生的時候，生父周啟明早已“逃之夭夭”了。一方面出于對婚姻的恐懼，另一方面又怕回到縣城的學校后遭到同學的恥笑，十五歲的少年周啟明便離家出走，去找爺爺周同堯了。由于離家出走參加革命之后打開了眼界，接受了現代生活理念的緣故，早在結識后來的妻子朱珠之前，周啟明就寫信回家給奶奶，主動提出要和當年包辦婚姻的妻子穗子離婚。面對著孫子的離婚要求，已經守了一輩子活寡的奶奶，萬般無奈之下，只好規勸孫媳婦穗子面對殘酷現實，不要重蹈自己的覆轍，早日另找人家改嫁。沒想到穗子竟然也是個死心眼的從一而終者，盡管辦了離婚文書，她卻仍然堅持離婚不離家。這樣一來，依照傳統的習俗，“在上周村，穗子還是周啟明的媳婦”。雖然穗子留在周家是自己心甘情愿的一種選擇，但明明曾經有過丈夫，到最后卻被丈夫活生生拋卻這一殘酷事實，使得穗子的心態在不經意之間被扭曲了。這一點，尤其是在周家祖母去世以后表現得特別明顯：“祖母在丈夫就在，她是祖母做主娶回來的，與其說她是嫁給了丈夫，還不如說是嫁給了祖母——只有祖母能確定她的身份。祖母便是她的人生的戲臺，戲臺塌了，她再也演不成個角兒。她任著自己的性子過活，在愈積愈多的怨恨里，一日日地刁蠻起來。”比如，她不僅堅持要把自己唯一的女兒命名為拴妮子，而且還悍然剝奪了她讀書接受教育的權利：“她覺得讀書才會使人學壞，才會跑出去不回來。周家三代媳婦都守寡，還不是跟她們的男人讀書有關系？”大約也只有如同穗子這樣的沒有見識者才會以如此一種邏輯去思考問題。更關鍵的問題是，自打祖母去世失去可以依傍的精神靠山后，心態嚴重失衡的穗子干脆變成了一個可怕的怨婦：“整天罵天罵地，好像誰都欠著她似的。她的生命空間也越來越小，滿世界只有自己的女兒拴妮子了，她是她活著的理由。”令人難以理解之處在于，一方面，女兒拴妮子固然是她的救命稻草，但在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她卻又在令人難以置信地折磨著拴妮子：“她常常把拴妮子身上掐得紫一塊青一塊的。她責罵她，為什么你不拖生個兒呢？然后又摟著她哭，說，苦命的兒啊！”拼命地虐待唯一的女兒拴妮子倒也還罷了，更加變態的一點是，雖然在素日里她會把周啟明罵個半死，然而，誠所謂“一物降一物”，一旦周啟明真的回到上周村的時候，她卻又會變得特別安靜：“穗子倒也奇怪，整天價罵天罵地、千刀萬剮地詛咒的人回來了，她卻匆忙地躲到自己的屋里，不哭不鬧，也不讓拴妮子去跟他鬧。”將以上這些相關的細節整合在一起，我們就會發現，雖然說著墨并不算多，但穗子這樣一個精神內涵特別豐富的女性形象，已經生動活潑地躍然紙上了。單從人物形象刻畫塑造的角度來說，穗子這一女性形象，既可以讓我們聯想到張愛玲《金鎖記》里的曹七巧，也可以讓我們聯想到王蒙《活動變人形》里的靜珍，以及鐵凝《玫瑰門》里的司漪紋這幾位現當代文學中經典的女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