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為人，不可避免地面對著各種關卡，其中許多人的初次離別，是與父母之間的永別，而至親的離世，往往帶來不可跨越的悲傷。在作家羅偉章的最新長篇小說《誰在敲門》中，以“父親的病”為導火索，一場突如其來的離別將子女們的內心世界逐一炸裂——從得知父親住院時的張皇失措，到病房陪護時的手忙腳亂，從選擇放棄治療時的迫不得已，到直面父親去世時的追悔莫及，各種復雜微妙的情緒交織在一起，兄弟姐妹間相同的悲痛和不同的難處，凝練成對生死、道德、人性的感慨與叩問。

談論羅偉章的作品時，評論家雷達曾說，也許只有個體的精神史、心靈史才足以顯示精神建構的差異與特色。繼《饑餓百年》寫盡“父親”身為農民卑微坎坷、堅韌不屈的前半生后，《誰在敲門》以“父親”的退場為切入點，“父親”的離世意味著一個時代落下了帷幕。子孫輩悉數登場成為新時代的主角。大時代的洗禮悄然改變著每一個農民子弟，在道德與欲望之間如何堅守與自持？每個人在時代下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也將指證他們不一樣的命運。

某種程度上，這部小說是沿著河流而來的——如羅偉章所言，人類和存續于人類的文明，如同河水，流動既是河水的體態，也是河水的使命。以小說的方式，他讓奔騰而峻急的家鄉河流慢下來，撫觸自己易感豐饒的內心，在意自己的平凡、拼爭、眼淚和歡笑。為了這條河流和這部作品，他也寫下告解之詞——

1

2016年秋天，一個清冷的日子，我去川西蘆山縣報到。這樣的生活我已經習慣了，單位每年都有下派任務，各位都忙，我似乎閑些，正好支配。蘆山人更忙，三年前，這里經歷了一場大地震，自那以后，他們便取消了周末，工作狀態是五加二、白加黑、雨加晴，重心自然是圍繞經濟建設。而我掛職的文聯，在其中幫不上忙。可這樣一來，我就有些手足無措了。

好在也習慣了。之前一年，我在川東北宣漢縣下派，也是文聯，雖建制完整，但要說多少事，也說不上。不同之處在于，宣漢正著力旅游開發，需文聯提供文化支撐，而且那里是我老家，有志趣相投的朋友，在文聯的支持下，朋友開著私車，去萬山老林的巴山大峽谷，走進云端里的農家，在農家過夜，談天。車只能開到山腳，上山需步行，沿陡峭山路，一爬就是五六個鐘頭。農家好客，把他們最好的飲食拿出來招待。只是冷，盛夏時節，入夜也得燒著旺火。當天沒感覺有多累，睡一覺起來，才知腿痛，動一步就痛得鉆心，平路還好，偏偏溝谷深切，路都站著，路旁即絕壁，寸草不生，走起來真是要命。從峽谷出來，又去縣境內幾條大河的源頭，順流下行，看溪流怎樣變成河流，靜謐怎樣變得喧囂，又怎樣曲里拐彎地滋養了萬千生靈。甚至在荒煙蔓草叢中，刨出幾段殘存古道，竟是舊文人筆記里的荔枝古道——當年楊貴妃吃的荔枝，是從川南經川東北入陜西，進長安，“一騎紅塵妃子笑”，耳朵里，驟然傳來唐代的馬蹄聲。

我把在宣漢的“發現”，寫成長長短短的文字，在《光明日報》《文學報》《人民文學》等報刊發表。來到蘆山，我可以做同樣的事務嗎？看來也不必。我想要幾本寫蘆山的書，得到的是薄薄的幾頁宣傳冊，想了解縣里的作家，包括他們的創作門類和實績，回答說現在忙不過來，以后給你資料。確實忙，在食堂吃飯，男男女女談的都是工作，而我聽不懂，也插不進。我成了一個多余人。非但如此，還礙手礙腳，且要人家租房子。這讓我心里愧疚。于是想，下派實在不該只當成任務來完成，首先要考慮人家是否需要，不然像我這樣，其實是擾民的。

但事已至此，總得待一陣，我便開展起了自己的活動。

2

首先去震中。報到的當天就去過，現在是重訪。那地方離縣城不遠，名叫白伙村。除一塊石頭上漆著“震中”字樣，已看不出地震的任何痕跡了。整個蘆山，若不去地震博物館，都看不出地震過的痕跡。蘆山人的“忙”，正體現在這“看不出”。白伙村新修的住房，取川西民居樣式，是一戶一幢的鄉間別墅。卻沒有人。上次來還見到幾個人，這次一個也沒見到。有家二樓的回廊上，掛了滿欄桿苞谷，也聽見母雞的囈語，但大門緊鎖。青壯年都打工去了，留守的老人和孩子，大概正不是該待在家里的時候。然后跑縣城，新縣城，老縣城，見街走街，見巷穿巷，邊閑逛，邊記下一些地名和店名，猛然間聽到一個人喊另一個人的名字，也把那名字記下來。但都不刻意，往往是從早走到黑，記下的只是最后見到和聽到的名字，如海水抹平沙灘。蘆山屬邊地縣，北靠汶川，南接天全，翻山過去，不是阿壩就是甘孜。全縣僅10余萬人口，比宣漢少120多萬。但蘆山的10余萬人里，卻有近二十個民族。縣城空闊、平坦，站在大街的一頭，張眼望去，遙遙地能望到幾個模糊的身影。這光景是寂寞的。

即使在著名的根雕一條街，也難見到人。蘆山根雕著名，是因為料好，金絲楠木的雨點、絲綢和波浪紋，出自天然，看一眼，就能聽到雨打密葉，也能觸到絲滑的手感。它們用曠古的光陰，書寫著生活的細節。多年以來，蘆山集中了一批根雕藝術家和經銷商。我走進一家，主人姓吳，墻上掛的獎狀，證明了他在業界的地位。他的作品以殘荷為主題，二十年不變，問緣由，說殘之能全，伏之能動，死之能生。地震過后，訂購他作品的相當多，遍布全國。一個姓余的經銷商，生意做得很大，待人十分熱情，我先聲明了只看，不買，他說沒關系，領著我樓上樓下參觀。樓層舒闊，擺滿成品。從樓上下來，他漂亮的夫人已坐在茶桌前，為一個不買的客人泡功夫茶。閑談中，余老板說，這樣的館他有三個，館里分藏品和賣品，若是藏品，出再高的價也不賣。為求一個“好”字，他館里不養人，有了原料，請人去做，他說如果養人，比如養個擅做觀音像的，不管你什么料，他都朝觀音像上去想，就把原料給你毀了；還有的，說自己啥都會做，這種人更信不得。他拍著我的肩，朗聲說：“哥，要是有人對你說他啥都會，你不要信他，因為他是個騙子。”

就在那天回到住處，我寫下了這部小說的第一句：

“有時候，敲門聲是人的臉，也是人的心，哪種人敲出哪種聲音，就跟哪種人會說出哪種夢話一樣。”

為什么這樣寫，又將寫成一部怎樣的小說，我是不知道的。

這一句放在那里，一直放著。

當我從蘆山回到成都，有天剛在餐桌邊坐下，準備吃午飯，電視里響起歌聲，歌詞是什么不知道，畫面上活動著幾個穿民族服裝的男女，什么民族也不知道。他們荷鋤走在田間，邊走邊唱。我身上一陣抽搐，繼之淚水滂沱。兒子不明所以，困窘而好笑地望著他媽媽。咋回事？前一秒鐘還高高興興，怎么突然就哭起來？妻子先不言聲，過一陣對兒子說：“你爸爸想他老家了。”其實不是。就是歌聲打人，情不自禁。唱的人臉上帶笑，應該是歡快的，但我覺得那不是他們在唱。那是他們祖先的聲音。他們的祖先挽著褲腿，把愛情系在頭發上，躬腰爬背，在大地上勞作。天空蒼黃，如同逝去的時光，人，就這樣穿越時光的帷幕，一步步走到今天。人是多么堅韌而孤獨，又是多么孤獨而堅韌。回想離開蘆山那天，陽光明麗，路旁的蘆山河，靜靜流淌，河岸的蘆葦和灌木，在風中輕顫，倒影仿佛也有了力量，把河水撥出微細的波紋。四野安靜，安靜得連車輪滾動的聲音也顯得突兀。當時，我心里或許就響起過那種寂寥的歡歌。

可妻子到底又是對的。

最深的寂寥，是故鄉或者說老家給我的。

3

我老家在山上。那山名叫老君山，是個沒有特色的名字，全國的老君山，想必不下百座吧？正如我在書中所寫，我故鄉的老君山，是大巴山脈的棄子。大巴山從摩天嶺出發，斜向東南，一路奔跑，嫌負擔過重，邊跑邊扔下大把的兒女，女兒成為谷地，兒子成為山峰。老君山孤零零地，立于縣境東北角，眼巴巴望著自己的母親，像個蕩婦似的撲向湖北神農架。也不知歷經幾世幾劫，在某個晴朝或雨夕，一行人拖家帶口，從大巴山撲去的方向，疲憊地走來。這是明洪武二年事，湖湘民眾“奉旨入川”。老君山被母親遺棄，而今又迎來母親奔赴地的子民。這群人若再堅持一下，就能走到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到不了成都，至少也能走到有小成都之稱的開江縣——那只需再翻幾座山，再渡幾條河即可，但他們太累了，不想再走了。于是止步息肩，安營扎寨，斬荊伐木，寒耕暑耘，雞鳴和炊煙，捧出一帶村莊。村莊臥于老君山的肚臍眼，也像肚臍眼那樣小，小到失去了方位，你可以說，村莊的南方坐落在北方，東方坐落在西方。可它竟叫了千河村。這名字讓人遙想：先民所來之地，定是水網密布，河汊縱橫。他們被迫離開故土，就把故土的名字打進行李，落腳后又含進嘴里。不僅如此，給孩子取名，也大多含“水”，江、河、湖、海，喊一聲，到處都應。事實上，那整片地界，既無江也無湖，自然更沒有海；河只有一條，需站到村東黃桷樹下，目光沉落至900米深處，才能見到那條瘦弱的飄帶，隨山取勢，彎彎繞繞，繞到天盡頭。

——那就是我小說里隨時出現的清溪河。

也是這部小說里的清溪河。

我的祖先為什么沒下到河沿，而是選擇了山，推測起來，很可能是出于安全考慮。為了安全，寧愿開門見山，出門走山。久而久之，在他們的詞匯里，沒有登山，只有爬山，因山勢陡峻，需把自己還原為動物，四肢著地；也沒有遠處，遠處就是高處或低處。但他們已經認了這個故鄉。山下河流給予的想象，越來越蒼茫。更重要的在于，第一批老人在山里去世了。父母的墳頭長著這里的荒草，父母的尸骨肥著這里的土地，這里就是他們的家。

豐收的時候是那樣稀罕。要么缺水，要么缺太陽。水和太陽都是天上的，皇帝也管不了天上的事。饑餓隨時醒著，隨時要來敲門。在關于四川荒年的記述中，川東北的宣漢縣總是在冊，宣漢縣的普光鎮，普光鎮的千河村，總是在冊。剝樹皮，掘草根，靠山吃山。當草木俱盡依然“道殣相屬”，就吃土；當可吃的土也吃盡，就坐在墻角望天，讓滿腹荒涼爬上額頭。饑餓就這樣植入基因，在體內世代喧嘩，成為隱秘的悲傷。時至今日，千河村人吃飯，必用大碗，去外面作客，若主人用小碗盛飯，他們就著慌，生怕吃不飽。他們把大碗叫“懂碗”，意思是大碗才懂他們的心思，才能為他們提供保證。為此我寫過一部書，叫《饑餓百年》。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如果你讀過那部書，就能發現這部書和那部書之間的聯系。《饑餓百年》是山的文明，《誰在敲門》是河的文明。山河這個詞，說的正是它們的骨肉聯系——傳統文明和現代文明的骨肉聯系。

法國史學家布羅代爾說：“山排斥偉大的歷史，排斥他帶來的好處和壞處。”這話多半是事實，整體是傲慢或者促狹。文明是排斥不了的，沒有哪種文明的保存，是通過排斥而取得了成功。山千千萬萬年矗立在那里，人類和存續于人類的文明，則如同河水，流動既是河水的體態，也是河水的使命。一滴水，再加一滴水，不是兩滴水，是一大滴水，這是水與河的關系，是自我與他者的關系，也是個體與時代的關系。但沒有一個時代是孤立的。每個時代下的人們，骨髓里都敲打著古歌。祖輩的付出與寂寞，深潛于我們的生命。而前方和更前方，是生命唯一的方向，我們的歌哭悲欣，證明了我們在朝著那方向，認真生活。

每念及此，就讓我深深感動。

4

于是，在那頓淚流滿面的午飯之后，我打開在蘆山留下的文件夾，順著那第一句，往下寫了。清溪河與蘆山河，成了同一條河——同樣的復活與生長。說不準，在蘆山聽到的某個人的名字，也改頭換面在小說里出現了。我寫作不喜歡擬提綱，再長的小說也不擬提綱。感覺是脆弱的，一個針眼就會走氣，我要呵護那種寫作的“秘密”。提綱會泄露秘密。真正讓我停下來的，是給人物取名字，名字并無深意，卻也是個事，隨著作品的進行，他（她）跟你天天見面，朝夕相處，熟悉得能看透皮膚，沒有深意的名字，便自帶深意了。當然這也只是個人情形，我知道有些作家，寫個十多萬字的小說，竟擬了五六萬字的提綱，我真是佩服他們。他們這樣做，把什么都規定好了，修改量想必會少去許多，而我的修改量非常大。不過，說實話，修改小說真是快樂。

這部小說最初的名字，叫《家春秋》。聽上去顯得有些狂妄，似乎要把偉大的巴老“家·春·秋”三部曲一筆收下。當然我沒有這樣的意思，但也免不了令人遐想。出版社就提到這事，沒說我狂妄，只說跟巴金的小說太同名。我原擬了幾個小標題，第一個小標題就是《誰在敲門》，那就把這個小標題變成書名吧。出版社覺得非常好。我后來想，確實也比《家春秋》好，而且好很多。成稿把小標題去掉了，是因為我不想在河上修堤壩。之所以還分了章節，完全是從閱讀習慣考慮的。

我老家的河流是奔騰的，奔騰而峻急，我讓它慢下來，撫觸自己易感豐饒的內心，在意自己的平凡、拼爭、眼淚和歡笑。

感謝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感謝梁文春女士的悉心編輯。

（本文為作者長篇新作《誰在敲門》后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