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邵麗的長篇小說《金枝》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金枝”作為書名顯然富有詩意，似乎也暗示著某種鮮妍美好。然而，就是這么一個富有詩意的書名背后卻晃動著那么多的陰影和苦痛。誰是“金枝玉葉”？誰的“金枝玉葉”？這部小說寫了一大群人物，寫了一群女性，至少三代女性。同出于周家，但是她們的命運、性格如此迥異。

邵麗是非常成熟的作家。早先作品《我的生活質量》出手不凡。隨后作品越來越多，波瀾跌宕，不斷給人驚喜。邵麗的小說貼著生活寫，總是一筆一畫去摹寫生活本來的面目，刻畫人物性格，特別是那些女人的心性命運。《金枝》無疑是她創作中一個不容忽視的高潮，也是近年長篇小說創作的重要收獲。

小說從父親之死開始敘述。開場似乎是講述我與父親之間的故事，或者面對死亡的思緒。以死亡開篇會讓我們想起加繆《局外人》中母親之死。但“我”不是局外人，恰恰是故事中的人物，而且是一個中心人物。小說由此揭開父親的一生，揭開了周家的史實。當年號稱18歲的父親周啟明成婚，卻不肯去迎親，由周家撿來的孩子周慶凡代為迎娶新娘穗子。實際上父親只有15歲，數天后，他逃離家庭南下尋找鬧革命的爺爺,參加了革命隊伍。故事進展快速，目的是把父親的故事變成背景，“金枝玉葉”們要悉數登場。然而，被拋棄獨守空房的穗子已經被注定了苦命——家里的金枝玉葉，陪嫁一百畝土地，丈夫不知去向，青春的生命只能在漫長的等待中消耗變質。周家的女人都是苦命，奶奶守活寡，現在輪到穗子。臨近解放，奶奶把穗子和慶凡拉在一起，家里的土地一人一半，對于奶奶來說，這是恩德。但穗子和慶凡卻被劃了地主成分。后來，穗子雖然與周啟明離婚，但巋然不動獨守周家老宅，慶凡像長工一樣照看穗子母女。周啟明當了縣委書記，與英姿勃發的朱珠結為伴侶。

這樣的故事在中國20世紀的變遷中屢見不鮮。穗子與周啟明是封建時代最后一代人婚姻的縮影。周啟明沒有那么大的力量扛住家鄉留存的歷史，穗子像一塊堅硬的石頭壓在他的肩上，甚至壓在女兒“我”周語同的心上。穗子的女兒拴妮子把家鄉秘密帶到了城里，讓周啟明為那段歷史承擔起重負……

這樣的故事還有可能往另外方向發展，但是小說沒有。穗子和慶凡本來可以改變故事，改變命運。奶奶知曉周啟明無可挽回，在昏暗的油燈下，給他們分地契，希望他們為自己的命運作主。但是穗子和慶凡都沒有，他們都死守住命運，都封存在自己的性格中。小說的筆法厲害在這里，它讓人的心性命運不可改變，使它無聲無息地成為一種內在的決定力量。小說敘述的動力，都可以來自這巋然不變的源頭。真正的源頭并沒有開端，我們不知其始，但它延續至終點，真正的源頭在終點會再次顯靈。

這是中國進入現代的故事，階級身份、倫理歸屬、性別認同，它們以撕裂的難以整合的方式全面介入到敘述人“我”的家庭里，父親的故事、我和父親的故事，現在全部改變為我和歷史糾纏的故事。與其說“金枝玉葉”被歷史雨打風吹去，不如說下面掩蓋著人生的千姿百態。

小說必須富有情感，飽滿而豐富的情感，并且它們有著切實的真實性，這一點《金枝》做到了。穗子內心的苦，她的堅硬不屈和在歲月的磨礪中變得鋒利甚至瘋狂；拴妮子一臉蠢相掩蓋下的，誰又能說不是在生長著一種爭口氣的決心呢？她的女兒們為她做到了。她的女兒周河開的孤傲背后藏著多少洗刷家庭恥辱的痛楚和執念？周語同占據著文本的中心，也因為此，“我”有比較朦朧的邵麗自己的形象投射于其中。當然，虛構還是主導方面。敘述人“我”并非只是觀看，她不斷地感受她周圍的人，不斷返回到內心世界，這種反思性幾乎帶著懺悔和贖罪，不再給予“我”以道德上的豁免權。英國小說家伊芙林·沃曾經譏諷毛姆說，以第一人稱寫小說是不道德的。這不只是把虛構混淆為自傳的問題，我以為可能還有第一人稱中的那個“我”很少會受到道義的威脅，這對于小說中其他人物是不公平的。不過，我們在這部小說中，看到邵麗對第一人稱處理得恰當和準確（雖然有幾處還可斟酌），總體上看她不斷地打開“我”的那個“小我”，心理矛盾經常被揭示得傷痕累累。

小說對周語同的女兒林樹苗這一代人的描寫比較理想化，也許事實如此。她們能從歷史中掙脫出來，她們能活得不設防，沒有心計，得失無所謂，因為機會確實很多。

詩人奧登曾說：“一本書具有文學價值的標志之一是，它能夠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被閱讀。”我想《金枝》是這樣一本書，我們可以從中讀出現代歷史巨變給予傳統家庭倫理留下的傷痕；可以看到以“金枝玉葉”之名掩蓋的苦痛艱難的女性生活之書；可以讀出一位知識女性如何認識父輩的歷史；可以看到現代社會進程中城鄉的差別，它也有可能搭建自強不息的未來之橋。這部作品讓分崩離析的往事富有詩意，又如同挽歌，歌詠那消逝的歷史和鄉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