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五月是敞開的。

即便麥穗垂下了，麥秸還是高過膝蓋。你站在田埂上，就像是一棵沒有枝葉的樹。我從來沒有覺得散落在溝渠小河邊上的樹木有多出色，但在一片麥田的黃中間，樹木的綠讓天空的云朵失去了魅力。那時我沒有航拍的概念，后來在飛機上鳥瞰田野時，我想像站在田埂上的我，我穿著露趾的布鞋，腳丫里有泥土。我很奇怪，在麥子收割之后，我反而覺得天空離我遠了。你提著籃子在田里撿麥穗，天空只是你背上的云朵，你看到的只是泥土。如若不小心，堅硬的瓦片或樹枝會刺破鞋底。現在好像不要撿麥穗了，老家的朋友在微信曬了收麥的照片，完全機械化了。我熟悉的風景消失了，我現在也是透過窗戶看麥田。我坐在從北方回南方的火車上，越過綠化帶，我的視野在迅速后退的田野上。這是六月初，我感覺到麥田在動。在麥穗沒有完全垂下時，風從麥田掠過，麥浪的波動像搖籃最后的慢悠悠的晃動。車身是震動，麥浪是波動。我在麥田里找我，還有我的同學。

2

我不是麥田里的守望者。

在波士頓的地鐵里，我看到有乘客拿著The Catcher in the Rye，然后又看到塞林格在新罕布什爾州家中去世的消息。我在大學畢業的前夕讀到這本書，霍爾頓這位前輩是和我們不一樣的“革命者”。我看過塞林格的一張照片，他在看書，書的左側是一盒香煙，右側是一只煙缸。那時我還不會抽煙，等到自己抽煙了再看這張照片，我覺得是那樣的親切。或許因為這種如同煙圈一樣散漫之后便消失的親切感，在獲知塞林格去世時，我仿佛覺得自己失去了一位師長。在去美國時，我根本沒有想過塞林格是否健在的問題，我在一家小書店買了本新版的《麥田里的守望者》，整理行李時還是放下了。但我下載了約翰·列儂的搖滾，我想在寂寞時聽聽。

塞林格去世后的一個月，我去了紐約中央公園。那年冬天的雪太大了，地上的一切幾乎都被大雪覆蓋了。我穿著厚厚的羽絨衣，站在公園的什么角落，圍巾捂住了雙耳，我聽到了列儂的聲音，又聽到了槍響，那個叫馬克·大衛·查普曼的好像說，他殺列儂的原因都寫在《麥田里的守望者》里了。美國留給我的記憶是復雜的，我在哈佛廣場的“革命書店”看到了我熟悉的那些文學作品和理論書籍，中文的，英文的。我到這家書店三次，沒有見到其他讀者，在冷冷清清的店里，我仿佛聽到了不同空間的喧鬧聲。幾年以后，再訪波士頓，我在這家書店的門口停了片刻，我在窗戶的玻璃上看到了我的面龐。我感覺自己在老下去。

3

在我生日的那一天，母親總是重復說到一個細節：生你時我大出血了。

那天，父親在鄉下的一所學校教書，他回來時，我已經在襁褓之中。這時，麥子逐漸黃了。父親說，他從田埂上走過時，聞到了麥子的香味。這也是我后來經常聽到的一句話。在我出生后的兩年，我們離開了這個叫“后港”的地方，回到村莊。我后來曾經跟奶奶去過我住了兩年的房子，鄰居說：你這么大了，你媽媽生你時大出血，好嚇人。我記得那是兩間紅瓦房，我站在門口，聽她們說我那時種種的怪異動作。這一年我八歲。

再后來，我讀書了，知道了我出生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這個時候我明白了父親為什么會不斷重復說他在田埂上聞到麥子的香味了。

4

我是五月的孩子。

如果有一天，我吃到了韭菜炒雞蛋，我便知道這一天是我的生日。

母親說，那天出血太多了。后來，我知道了一個詞是用來說母親的：受難日。

父親說，我在田埂上聞到了麥子的香味。我不知道，父親喜歡面食是否與我出生的那個五月有關。芒種，麥子收上來以后，就是插秧了。麥子是為稻子準備的，有了麥子，便有了饅頭、大餅、麥片粥，果腹后去插秧、薅草、收割、脫粒。在寒冷的冬天，裸身的麥子和稻子在鍋里相遇，那是米打底的麥粥。

5

斜對門的二婆奶奶說，我們家漲餅了。漲餅的漲，我一直覺得是方言中非常精彩的一個詞。面粉和好后，發酵的過程像漲潮；在熱鍋里，又漲潮了。二婆奶奶的餅漲得特別好吃，一面脆，一面軟，一面黃，一面白。許多年以后，我女兒說，二婆太太的餅好吃。那時我不知道面粉可以做面包。面包是什么呢？面包是城里的瓦房，饅頭是村里的草房。二婆奶奶的漲餅是草席，披薩餅是有花的地毯。

6

我一直沒有詢問我父母親，他們是怎么帶著我回到那個村莊的。在我能夠獨自走路去后港糧管所看我爺爺時，我幾乎要用半天的時間才能到達。許多細節都在他們返鄉的那個冬天消失在灰色的天空下，我想像，一路上我哭聲不斷。他們想在寒風中裹緊我，但又怕我被捂出問題，我無論是側著還是躺著，臉龐在外。我后來一直懷疑，我黝黑的皮膚與這次長途跋涉有關。我沒有留下返鄉的記憶，但父親說：我們抱著你回來時，田野里的光景就是這樣的。這是十多年以后，我在去后港的路上，父親對身邊的我說。我看到棉花田里有人在采摘棉花，我看到了我的小棉褲褲管也露出了棉花，我聽到了不遠處黃鼠狼還是野兔流躥的聲響。褲管發黃的棉絮讓我知道了溫暖和寒冷。我們把五月留在身后，前面的五月在前面的那個村莊。

7

離開村莊，就是離開五月。

五月成了我的風景，五月不是我的日常生活。麥田是小鎮外面的風景，我們幾個高二的學生站在橋上，心如麥浪。還有一個月，我們就畢業了。邊上的女生問我：班長，你有什么打算呢？我沒有打算，這個五月留在這座橋上了，它染上了初戀的夢幻。我要回到鄉村的五月，五月的鄉村。在沒有什么打算時，五月是黑色的。很多人都說五月是紅色的，確實是這樣，我在紅色的五月長大。有一天，我在一家外貿服裝店看見一件特別的T恤衫，紅色的T恤衫中間是一顆黑色的心臟。服務員看著我的眼神說：先生，你可以穿。我笑笑說：適合外國人。

8

鮮花與墓地。

我一直記得這篇小說的名字。或許我記錯了。

鄉村的五月有鮮花嗎？梔子花開了，開在阿姨們的衣服上。有個阿姨在麥收后出嫁了，我看到她的父親在房間里哭，我問他：婆爹爹，你怎么哭呢？他說：花了這么多錢。

也是五月，在梭羅的墓地，我在書本大的墓碑上放了一束在田邊采來的野花。之前，我去過瓦爾登湖，在那間重建的木屋里我留影了。我一直不喜歡這張照片。在湖邊，我赤腳下水了。湖水的清澈和冰涼在我的腳掌，我赤腳走到木屋，但在拍照時，我穿上了襪子和皮鞋。我走出墓地時，還想著在湖邊想的那個問題：我們的故事是什么？

9

我在五月最慚愧的事是，我竟然在三十年前做過一次講座：“五四”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也許到今天，我也沒有真正認識“五四”，但我被劃為知識分子一類。“五四”是什么，知識分子是什么？

10

在哈佛—燕京圖書館，我和波士頓大學的葉凱蒂教授做了一個有意義的交換。許多年前，我們在蘇州見過面，差不多暌違十年后，我們一起參加田曉菲教授主持的文學手抄本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會議手冊上看到了名字和論文提要。凱蒂問我：你有《第二次握手》手抄本？我問凱蒂：你有《九級浪》手抄本？她告訴我，她的《九級浪》是作者手稿的復印件。我們約好了時間，交換了手抄本的復印件。這對我而言，正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在做博士學位論文時，我便尋覓《九級浪》。我在山西的一家雜志上看到作者的一篇文章，文末竟然有作者留下的他在美國寓所的電話。我復印了這篇文章，記下了電話號碼。如作者所說，埋在頤和園湖邊的手稿，被湖水漫漶了，我讀到的稿子少了好幾頁。《九級浪》寫了1960年代末的“頑主”。這個頑主始終沒有進入當代文學史，王朔的頑主因此顯得格外突出。我個人對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理解，因《九級浪》而有了“質感”。我記得《第二次握手》也提到了俄羅斯的油畫《九級浪》，“九級浪”成了一個文化符號。五月，在紐約大學講座結束后，我途經百老匯大街，突然想起我出國前存在手機里的那個電話，便站在路邊撥通了電話，沒有人接聽。回國后我在《讀書》上寫了一篇隨筆談及《九級浪》和我從百老匯大街走過的場景，過了一段時間，我收到一條短信，一位陌生者說：你能不能把《第二次握手》和《九級浪》的手抄本賣給我，我出高價。《九級浪》是中國版的《麥田里的守望者》嗎？是。不是。

11

五月過去了。

父親看了日歷，對我說：今天是芒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