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懷中，一九二九年九月出生于河北省邯鄲市。一九四五年中學畢業入伍，歷任西南軍區文工團研究員、云南軍區文化部干事、解放軍報社編輯、記者、總政文化部專業文學創作員、昆明軍區文化部副部長、八一電影制片廠編劇、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主任、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一九八八年任部長，少將軍銜。曾任第八、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名譽副主席。主要作品有《地上的長虹》《西線軼事》《我們播種愛情》《底色》《牽風記》等。

軍旅文學的前進陣地

徐懷中

軍隊寫東西的人，很少有誰不是從《解放軍文藝》這個陣地上發起第一次出擊，并且步步為營不斷取得進展的。就我個人情況而言，或可稱得上是最為恰切的例證之一。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我每年都有幾個月到修筑康藏公路部隊和康藏地區去。曾在筑路部隊代職任連隊指導員，我們連駐在海拔近五千米的達馬拉雪山上，我每天都和官兵一同筑路。因空氣稀薄，身體不支，心臟嚴重亢進，但我還是堅持下來了。回到重慶，以這一段連隊生活寫出了中篇小說《地上的長虹》，寄往北京絨線胡同四十五號的《解放軍文藝》編輯部。不想會是那么快，一九五四年八月和九月號，分兩期刊登出來。那個年代，一個《人民文學》，一個《解放軍文藝》，兩個高地，能攻上去一個中篇實屬不易。這是我第一篇印成鉛字的小說，頗有一點僥幸之感。當年十二月即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薄薄一個小冊子，藍色封面，左上角印有一匹飛馬，那是“解放軍文藝叢書”的標志。用當下語言，一個著名品牌。

西南軍區撤銷，我調到云南軍區政治部文化部任干事。機關實行簽到制，八點上班，一分鐘也不能遲到。我只能利用熄燈號以后的時間及節假日，完成了長篇小說《我們播種愛情》。我還是交給《解放軍文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號至一九五七年六月號連載，同樣作為“解放軍文藝叢書”品牌，一九五七年十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單行本。一九五九年作為向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獻禮，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蘇聯《外國文學》分三期連載，東德、波蘭、日本、越南幾國出版了譯本。如果說，我的文學創作由此向前推進了一步，那么這種推動力首先來自于《解放軍文藝》。連續七個月，把那么大的篇幅分配給我，不是輕易下得了這個決心的。小說反映的是西藏社會改革，政策性較強，要送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及有關部門審閱。資深編輯吳金鋒同志滿頭大汗，陪同我四處奔走，說明小說寫作情況，終得以順利出版。

一九六四年，《解放軍文藝》約我為《四好連隊、五好戰士》專欄寫一篇小說。因為一個電影文學劇本，幾年前受到嚴厲批判，好久沒有再寫東西了。接受這次約稿，我特別謹慎，也特別用心力。吉林四平坦克部隊一名炊事員春節回老家，身上背的全是幫戰友帶回家的東西，他一家一家去送，剛送完了，假期已滿，只好匆匆趕回部隊。為詳細了解這一位“五好戰士”，冰天雪地我跑去四平，在他連隊炊事班住了一段時間。又沿著他回家的路線，到了湖北浠水農村，一家家去探訪他戰友的父母親、妻子或者未婚妻。到要動筆的時候，讓我頗費斟酌。我實在不情愿將事情寫成一篇“五好戰士”的先進事跡，又不能不考慮刊物專欄的特定要求，這篇東西怎么寫？終于還是打消了那些不必要的顧慮，決心擺脫簡單化、公式化、概念化的影響，遵從小說這種文學樣式固有的藝術規律，寫出了短篇《四月花泛》。《解放軍文藝》的編輯們十分寬松，十分豁達，并沒有提出什么意見、一定要我做某些修改，一九六四年八月號全文刊登，一字未動。

因為約稿在先，我的短篇小說《西線軼事》發表在《人民文學》一九八〇年一月號上。《解放軍文藝》雖未刊登作品，卻很熱情地為這個短篇舉辦了專題研討會。由主編胡奇同志親自主持，我在會上以“創作準備三題”為題作了發言。會議開得頗為隆重，軍內許多作家及編輯部全體同志參加，讓我又一次感受到了那種親切愉快的“部隊內部”氛圍。

開拓軍事文學發展的大好局面，關心愛護與扶持部隊作者，《解放軍文藝》自始至終不遺余力。在眾多作者筆下，《解放軍文藝》被親切地稱為“文藝”、“軍文藝”。以后又開辟“第二戰場”，創辦了大型文學雙月刊《昆侖》，以發表中長篇小說為主，推出了一系列軍事文學佳作名作。許多享譽全國的軍隊作家，當年發表作品署名“戰士某某某”。許多作家生動記述《解放軍文藝》的編輯請他們到自己家吃飯，又怎樣到車站接送他們；許多作家回憶住在北太平莊改稿的往事，至今仍歷歷在目。編輯部組織過上百次筆會、改稿會，有時竟長達三個月，軍內幾輩作家是永遠不會淡忘的。在軍事文學長途跋涉中，“文藝”猶如可以隨時補充給養的一個中轉站，經過這個中轉站，你可以繼續向前走出去很遠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