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鐸致孔另境的兩封信

上海“孤島”時期，即1937年11月至1941年12月的四年之中，上海的進步作家和愛國的文化工作者，利用租界的特殊環境，繼續開展各種公開的和隱蔽的抗戰文藝運動，堅持抗日愛國宣傳。鄭振鐸(1898-1958)便是活躍在“孤島”上海文化界的領袖式人物。

楊絳先生作為“孤島”時期的親歷者，在2008年5月給筆者的一封復信中說，“孤島”時期，文化人中的敵我界線是明確的。凡是不參加“大東亞共榮圈”的是“我們”，參與者是親敵的……還說到，他們參加有關文藝的會，有不同的人群，其中，“另一個圈子是以鄭振鐸為中心的”。筆者手頭有鄭振鐸致孔另境(1904-1972)的兩封便信，可證實在上海“孤島”時期，鄭振鐸和同道們頻繁的抗敵活動，以及他的號召力量。現披露如下：

第一封

另境兄：

承邀十日下午二時到貴校，本應遵命。唯該時間恰為文藝座談會之時間，實在無法分身。乞原諒！從下星期日起，該座談會擬移至華華，乞俯允，為感！時間：下午二時半。兄如有暇，并乞參加。匆候

公祺！

弟鐸啟

27/4/7（1938年）

鄭振鐸在短簡中提到的“貴校”，是指1936年冬由上海大學同學會接辦的一所中學，后更名“華華中學”。這所中學由同學會負責人林鈞任校長，孔另境任教導主任。校址位于愚園路近中山公園，校舍是比較高端的建筑。據百歲高齡的黎魯老說，當時學校門口還掛著“上海大學同學會主辦”的牌子，顯然更吸引了不少要求進步的年輕人。上海大學名義上是國民黨主辦的學校，于右任任校長，實際是中國共產黨掌控的學校，是一個革命的熔爐。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被當局查封。九年后，在1936年3月26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上，通過了于右任關于“追認上海大學學生學籍與國立大學同等待遇”的議案，為學校曾經的學生補發畢業證書，便于他們尋找工作。雖然僅僅五年的校史，也是屬于正規的學校，有著“武黃埔，文上大”的美譽。我父親補發的畢業證書上端印著“青天白日”的國民黨黨旗。“上海大學同學會”成立時，于右任校長出席，并贊譽此盛舉。于是在“華華中學”的校名前，加上“上海大學同學會主辦”，也就順理成章了。然而，這樣的日子并不長。

全面抗戰爆發后，華華中學師生相當活躍，除了秘密輸送進步青年參加新四軍，學校一度還成為接納和救治傷病員的場所，接受前線退下來的傷病員休息、治療，以及接待從蘇州反省院釋放的革命同志，讓他們有落腳的地方。但是，學校的抗日活動，引起了敵特的注意，校址又離76號敵特機關不遠。到了1938年，華華中學一位姓田的音樂老師（地下黨員）被日軍綁架，下落不明（后證實被殺害了），為了避免師生遭受日敵繼續迫害，學校決定從滬西遷至市中心福州路生活書店原址樓上繼續上課。鄭振鐸信中提到的“貴校”、“華華”均指此時校址已經遷到福州路上的“華華中學”。因為學校周日不上課，可以利用為開會的場所，又地處市中心，交通較為便利，鄭振鐸向孔另境提議文藝座談會移到“華華”。

作為學校的教導主任，孔另境邀請鄭振鐸來校演講或議事，只是在時間上與鄭振鐸已有的安排有沖突，鄭無法分身，故來信請假“乞原諒”，同時邀請孔另境參加這個文藝座談會。可見他們都是忙碌的一群人。

鄭振鐸與孔另境的交誼，應該從孔另境進入上海大學就讀時就開始了。鄭振鐸是該校的老師。孔另境是中文系的學生，住在姐夫沈雁冰的家里，早上一起出門去上海大學，沈雁冰在上大開有課程，課畢他去商務印書館上班。孔另境認識鄭振鐸應該是這個時候，從師生關系開始，當時的同學還有丁玲、施蟄存、戴望舒等。到1936年5月孔另境編《現代作家書簡》，序言是魯迅先生寫的。也得到了鄭振鐸的支持，書中收有多封信件是鄭振鐸提供的。差不多同時，孔另境編的《中國小說史料》，由中華書局1936年7月出版，序言是請鄭振鐸賜寫的。鄭振鐸在序中贊揚孔另境做了“這一種為人而不為己的吃力的工作”。

那么，“孤島”時期鄭振鐸主持的“文藝座談會”是一個什么組織的活動？查考了一下，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成立。8月13日淞滬抗戰爆發。14日成立上海戲劇界救亡協會，組織了13個救亡演劇隊奔赴各地宣傳抗日。11月12日，日本侵略者占領上海華界，英、法等租界遂成“孤島”。當時，在十分困難的環境下，由地下黨員王任叔和鄭振鐸發起組織了一個“上海作家協會”，參加者有數十人，經常集會。這個集會被稱為“文藝座談會”，他們時常借華華中學教室開會，商討事情。楊絳在信中說“參加有關文藝的會”，可能就是鄭振鐸主持的“上海作家協會”的活動。

然而，在那紛亂的環境里，怎么發揮文化人的作用，又怎么做抗日的實事呢？他們商討以筆為刀槍，這是他們的武器。會議中有兩項決議是實現的：第一樁是為世界書局編輯一套“大時代文藝叢書”，由鄭振鐸、王任叔、孔另境三人負責集稿編輯；第二樁是創辦《魯迅風》雜志，王任叔、孔另境、金性堯等參加《魯迅風》的創辦。這是“孤島”時期重要的文化實績。

第二封

另境兄：

志行稿已讀過。弟意尚可用。唯應略加刪改。（弟已擅行改過了）兄意如何？“總序”今日可寫畢。當奉上，請指正。弟的“小說”頗想能在一星期內趕寫出來。大約也是“歷史”的短篇。“叢書”總目盼能便中見示。

弟鐸

28/5/10（1939年）

鄭振鐸的這封信是談“上海作家協會”第一項決議的執行進展情況。

這封不長的信包含的內容很多。信中的“志行”即許志行，曾出版小說集《孤墳》。鄭振鐸對孔另境說“志行稿已讀過。弟意尚可用。唯應略加刪改。（弟已擅行改過了）”，改過的作品收錄在《十人集》中。此集《十人集》由孔另境編集并作序，包括郭源新、韋佩、巴人、林淡秋、許志行、朱雯、羅洪、林玨、王西彥、李同愈等十人所著的短篇。孔另境為什么把集子中許志行的小說請鄭振鐸過目、審改？可能因為許志行與父親是熟識朋友，在審改時反而不易把握，交給鄭主編審改更妥吧。這也可見他們的采稿是很鄭重的。

鄭振鐸信中說“弟的‘小說’頗想能在一星期內趕寫出來。大約也是‘歷史’的短篇”，這“歷史短篇”即《十人集》首篇的《風濤》，署名“郭源新”，是鄭振鐸的筆名。這篇《風濤》在是年6月15日趕寫出來，是鄭振鐸時隔多年后創作的一篇歷史小說，寫明代后期東林黨人與魏忠賢集團的政治斗爭。小說歌頌了愛國者舍生忘死與權奸斗爭的精神，其現實諷喻性是很明顯的（陳福康語）。

“孤島”時期，作家的創作題材有了變化，產生了不少借古諷今的歷史小說和戲劇劇本。如阿英的《明末遺恨》、于伶的《大明英烈傳》、陽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吳祖光的《正氣歌》等，這些作品的上演，大受民眾歡迎。鄭振鐸寫作歷史小說《風濤》同樣是出于這樣的考慮。

鄭振鐸信中提到“‘總序’今日可寫畢”，“總序”指《大時代文藝叢書序》，排在叢書每本書的前面，意在導讀和表達主編叢書的主旨。文末署“主編者”，即代表了三位主編。但從現在披露的這封信看，可以明確執筆人是鄭振鐸。所以，這篇寫于1939年5月29日的叢書“總序”，應該歸在鄭振鐸的著作之中。

鄭振鐸在序中嚴正地說：“文藝工作者在這個大時代里必須更勇敢，更強毅的站在自己的崗位上，以如椽的筆，作為刀，作為矛，作為炮彈，為祖國的生存而奮斗。在這個大時代里，文藝工作者成為無量數的群眾中的一份子；而不是孤高自賞的自己禁閉于象牙塔里的人物了。”他鼓動寫作者要讓“山林的清音告退，個人的牢愁靠后；不再歌頌愛情，不再贊美自然，沒有例外，他活在這個苦難艱危的時代，他必須負擔一切群眾所負擔的責任和苦難”。他呼吁：“不要在苦難前面退縮，不要在風雪交加的冬夜里躲藏起來，不要在黑暗之前低首。當全民族在經歷著空前的火的洗煉的時候，個人是沒有，而且也不能有藏身的安穩處所的。挺著胸，擎著火炬，在漫漫長夜里，照耀到天明！”最后，他宣布：“我們這一群文藝工作者們，力量雖然薄弱，但沒有一個敢放棄了我們的應盡的任務。這部‘大時代文藝叢書’的編著，便是我們的工作之一。”

這封短札中，鄭振鐸還向孔另境提出“‘叢書’總目盼能便中見示”。可見，主編之一的孔另境在做這套叢書的統籌。

“大時代文藝叢書”由世界書局在1939年7月出版。計劃出版十二種，已經登出預告了，最終卻只出版了十一種：1.理論《實證美學的基礎》，（蘇）盧那卡爾斯基著，齊明（陳望道）、虞人譯。2.小品雜感集《繁辭集》，容廬（王統照）著。3.雜感隨筆集《橫眉集》，孔另境、王任叔等著。4.論文《捫虱談》，巴人（王任叔）著。5.散文與詩《松濤集》，白曙、石靈著。6.創作《十人集》，郭源新（鄭振鐸）、韋佩（王統照）等著。7.創作《掠影集》，柯靈著。8.長篇創作《突圍》，王行巖著。9.長篇譯作《孤獨》，（蘇）N.微爾塔著，馮夷譯。10.長篇譯著《和平》，（德）格萊塞著，屈軼（王任叔）譯。11.五幕悲劇《當他們夢醒的時候》，石靈著。預告中提到的劇本三種《法國革命三部曲》沒有出版，廣告上沒有留下著譯者姓名，現在也無從考查。盡管如此，在那艱難的環境里，這套叢書出版了十一種，真正顯示了“孤島”文學的實績。

附帶說一下，叢書中除獨立完成的作品外，由多人組成的集子有兩種，《十人集》外，還有一本雜文集《橫眉集》很突出。這本雜感隨筆的七人集由孔另境編輯，收入孔另境、王任叔、文載道、周木齋、周黎庵、風子、柯靈等人創作的雜文共113篇，不少作品曾在《魯迅風》上發表。孔另境在序言中說：“在目前，文藝雜感的任務較任何過去的時代來得繁重，因為他不但要暴露和襲擊國內各階層的惡劣傾向，而且還得負著剝露和擊刺國外侵略者的丑態和毒計的責任。也因為此，所以每一篇文藝雜感的內容，必須是代表著純潔的正義的大眾的吼聲。”

202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