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此生，最單純最快樂的日子，當屬在《福建文學》當編輯的那8年，因為，我可以專心致志、心無旁騖地讀散文、編散文、寫散文。或者，換句話說，白天，我用紅墨水點染別人的嫁衣；夜晚，我以藍墨水傾吐自己的心泉。

況且，我還有幸得到身邊兩位名師的指導。他倆，就是后來雙雙榮獲全國首屆“魯迅文學獎散文獎”的郭風先生與何為先生。

1978年春天,我從閩南下放地南靖調進《福建文藝》編輯部。其時，我36歲。對初涉文壇者來說，有點遲，但還不算太遲。或者說，來得遲不如來得巧。因為正趕上文藝界“第二個春天”，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作家全都平反，曾經的“毒草”成為“重放的鮮花”。隨著思想解放大潮風起云涌，各種禁區被一一解禁，傷痕文學、尋根文學、在創作手法上令人耳目一新的朦朧詩及意識流小說……大量文學新作呈井噴之勢，文壇一派生機勃發。水漲船高，《福建文藝》改名《福建文學》后，其發行量一度高達96000份！

那時，編輯部三代同堂，精英薈萃，不但擁有郭風、何為這樣大師級的老前輩，擁有苗風浦、張賢華、魏世英、季仲、蔡海濱等年富力強的老編輯，同時，也新進一批思想活躍、可塑性極強的青年才俊。大家齊心協力，在短短幾年時間里，就辦成在全國文壇頗有影響的三件大事：一是組織了為期兩年的有關舒婷詩歌及朦朧詩的討論；二是矗起“散文復興”旗幟，以專輯或專號的形式，集中推出冰心、巴金、孫犁等名家復出后的散文新作；三是在全國率先開辟“臺灣文學之窗”的基礎上，創辦《臺港文學選刊》，并請省委書記項南撰寫發刊詞，一紙風行，暢銷海峽兩岸。

那時，作為小說散文組年輕編輯的我，參與了后面的兩件大事，受到了很好的鍛煉。尤其在散文編輯方面，師從郭風先生，獲益匪淺。

眾所周知，郭風先生是全國著名散文家，但很少有人知道，他還是一位有膽識有作為的優秀編輯家。當年，他在創作之余，還主動承擔四方面的編輯任務。一是每年為《福建文學》策劃組織一期“散文專號”或“散文特輯”。二是向出版社討來一批書號，出版“榕樹文學叢刊”，文體以散文、散文詩為主。三是應某些出版社之邀，主編全國現、當代散文詩叢書。四是利用他在全國各地的廣泛影響，借用眾多報刊版面，如《文藝報》《文學報》《散文選刊》《文匯月刊》等，推出福建散文專版或專輯，由他親自寫短評，努力把福建嶄露頭角的中青年作者推向全國。當時，他雖未退休，但已年過花甲，上述編務，工作量頗大，于是，我和朱谷忠、黃文山、楊際嵐等都成為他的助手，盡管常常加班加點，編輯費也微不足道，但大家都樂在其中，因為這是難得的學習機會，不僅可以向名師學習如何組稿選稿編稿改稿，更可以在他的言傳身教中感悟什么才是良好的文品人品及編風編德。

郭風先生常對我們說，一個合格的編輯，起碼要做到三點：一是尊重老作家；二是愛護新作者；三是“有飯大家輪流吃”。

郭風認為：文學無地界，在福建辦刊物，既要立足福建，也要面向全國，善于向名家組稿。關鍵是態度要誠懇，服務要周到，尤其注重以下細節：寫約稿信時，務必彬彬有禮，言辭懇切，字跡端正，以此體現編輯的誠意與水準，引起名家的信任與好感。收到來稿后應立馬發電報或打電話致謝，并告知將在哪一期刊發。清樣一出來就呈寄對方懇請校正。出刊后及時寄上樣刊及剪樣，樣刊至少一本，剪樣則需兩份，以便對方雙面粘貼存檔。此外，稿費從優，且最好能提前寄達。以上各項，除提前寄稿費不合財務制度無法執行外，其余各項，他都親力親為，為我們樹立榜樣。

有一次，巴金先生應郭風之約，托上海文藝出版社編輯寄來他的新作《干擾》，這是即將出版的《真話集》中的一篇重要作品，由病中的老人用圓珠筆親筆所寫。如此珍貴的名家手稿，理應及時奉還，以便日后歸博物館珍藏并展出。郭風把任務交給我。于是，在當年沒有復印機的條件下，我當天夜里就把全文3000多字端端正正抄寫下來，并認真校對三遍，留此手抄件供《福建文學》作為“散文專輯”壓卷之作隆重推出，而巴老的手稿，我第二天一早就騎自行車到東街口郵局掛號寄還。速度之快，效率之高，讓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編輯大感意外，特地代表巴老來電致謝。

愛護新作者，體現在對新作者自發來稿的處理上。郭風說，衡量一個編輯的水平，最關鍵一條，是看他能否發現未來名作家的處女作。后來，當我幫他編輯“榕樹文學叢刊”時，他還進一步要求：凡處女作，都要千方百計讓它發表，這對作者的一生至關重要。由于叢刊來稿眾多而頁碼有限，這條要求無法落實，但老先生對新人新作的重視，對文壇后起之秀的愛心，讓我銘記終生。在他身邊，我經常聽到他滿懷喜悅之情，向人介紹新發現的文學新人。比如，他發現袁和平能寫小說，就向省作協建議，讓他每天上午上班，下午寫作。又如，他發現北北小說寫得比散文好，就當面對她說：你把時間花費在隨筆專欄上，太可惜啦，趕緊集中精力，專攻小說！他到莆田調研青年作家現狀，逢人就夸“二楊一黃”，即楊金遠、楊靜南和黃黎晗，并振振有詞：“誰說莆田人不會寫小說！”果然，這三人后來都沒有辜負他的期望：楊金遠小說改編的電影《集結號》在全國一炮打響；楊靜南的小說上了《收獲》，其本人也調入《福建文學》；黃黎晗則因小說散文左右開弓成績斐然，新當選為省作協副主席。

“有飯大家輪流吃”，指的是用稿的一條準則，即刊物要擁有盡可能多的作者。個別老作者，不一定每稿都精彩，卻每個月都來稿，且接二連三打電話催問。編輯們最怕接這樣的電話了。對此，郭風卻能輕松應答，巧妙處理。有一回，老作者的老電話又來了，郭風就在大廳親自接電話，當眾回答：“有飯大家輪流吃嘛。上一期，你剛吃飽飯，這一期的飯，就讓別人先吃，好不好？”說罷，全編輯部哄堂大笑。

可愛的老先生，就是用這種調侃的口吻，輕松中傳達嚴肅的寓意，這是當編輯的藝術。從此，我明白，只有杜絕關系稿、照顧稿，“有飯大家輪流吃”，新作者才能露面，老作者才能提高，刊物的質量才有所保證。同樣，作為作者的我，也受此啟發，立下三條自律：一是不要老向一家報刊投稿；二是不打聽稿件處理情況；三是有事與編輯直接聯系，絕不可托編輯的親友，更不能托編輯的上級代轉稿件，以免對方為難。說到底，編輯與作者在人格上是完全平等的，理應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諒解，視對方為良師益友。

可惜，到了1985年，我奉命下基層掛職鍛煉，從此，就再也回不到我所心愛的編輯崗位了。

初識何為，是1976年。那時，《福建文藝》編輯部正在閩西上杭舉辦一期改稿會，我以下放干部業余作者的身份從南靖趕去參加。

編輯部請來為大家審稿把關的，是大名鼎鼎的散文家何為，聽說他原是上海電影制片廠的編劇，入選全國中學語文教材、后又列入全國高考語文試卷的散文名篇《第二次考試》，就出自他之手。他性格沉穩，待人和氣，但審稿卻十分嚴格，從選題立意、謀篇布局、遣詞造句到每一個標點符號都不輕易放過。有位學員，是永定回鄉知青，他的一篇散文寫了六稿都通不過，不得不當眾向何為訴苦：“我寫初稿時還很有自信，如今改來改去，卻越改越不自信了。”

何為聽罷，一點也不感到意外，他滿臉含笑，有板有眼地說出一番道理：“本來嘛，寫作和修改的過程，就是作者自信和不自信反復較量的過程。如果你沒有一點自信，文章無從寫起；如果你太自信，不愿意修改，那你也就到此為止，不可能進步了。”

接著，他還現身說法，舉自己為例，說《第二次考試》剛完稿時，他也洋洋自得，沾沾自喜。不料，寄到《人民日報》編輯袁鷹那里，卻嫌3000字篇幅太長，硬要他砍掉1000字。開始，他很委屈，不愿刪改，但事后冷靜下來，逐段逐句反復推敲，果然發現文章中畢竟還有水分，若刪繁就簡，去粗取精，反而更含蓄更富有藝術張力。最終，經壓縮后正式發表的作品受到好評，他這才明白，應該感謝袁鷹，感謝他從嚴要求。何為這一席話，情真意切，語重心長，讓在場的全班學員都為之動容。課后，那位永定同學很快定下心來，重新披掛上陣，其文章第七稿終于獲得何老首肯而勝利過關。

兩年過后，我有幸調入《福建文學》，成為何為樓下的一位新房客。頭半年，家屬暫未隨行，每天早晨，何師母徐光琳大姐都會在我門口放上一壺開水。那時，福州電力供應不足，夜間常停電，我便趁機上樓，到何為家聊天。有時，聊天累了，我也陪他靜聽收錄機里播放的西洋古典音樂，其中，他最愛聽的是貝多芬《命運交響曲》，后來，他就以此曲為背景，寫出悼念周恩來總理的散文新作《春夜的沉思與回憶》。

相處久了，我漸漸明白，何為心目中的散文，是十分崇高而神圣的藝術殿堂，凡欲登堂入室者，必須對其懷有足夠的敬畏與虔誠。因此，他不但對青年作者嚴格要求，對自己作品，更是嚴格到了嚴酷的地步。他讓我觀賞他特制的一個立柜，上下幾十層淺淺的抽屜，每一層抽屜都保存他某一篇作品的手稿，一稿，二稿，三稿……他告訴我，每篇文章寫好后，他都要花一個月時間反復修改后才發出去。有一天大清早，我還親眼見他急匆匆趕往東街口郵局，為的是給《人民日報》的袁鷹發電報，請他修改即將發表的一篇散文新作，里頭最后一段有十幾個字，還可以改得更好一些……當年，電報是最便捷也最昂貴的通信工具，我估計，能發電報改稿的，除何為外，全國作家中再也找不到第二人了。

當年，年輕力壯、心浮氣躁的我，憑著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氣，胡亂向全國報刊投稿，由于片面追求數量，其質量自然參差不齊。幸有何老在我身邊經常給我潑點冷水，讓我漸漸明白，散文是一種易學難工的文體，來日方長，切不可求勝心切，操之過急。

1980年新春，我收到《人民文學》副主編周明來函，說我的一篇稿件準備刊用，只是標題《海岸上的石塔》不夠理想，希望能想個更好的。我立即找出底稿，興沖沖上樓向何為報告。他很是為我高興，但同時也強調：“文章標題太重要了，好比人的眼睛，是心靈的窗戶。別急，再想想，一定能想出個更傳神的。”可是我搜索枯腸想了一夜，也沒想出個能讓自己滿意的，正當無奈之際，何老敲開我的房門，笑呵呵地說：“昨天晚上，我倒是幫你想出一個，就四個字，《海峽塔影》，你看如何？”我一聽，高興得跳了起來：太好了，“海峽”一詞，突出地域特色，而一個“影”字，化實為虛，以動寫靜，很能激發讀者的豐富聯想，真是神來之筆啊，我為何就想不出呢！看來，姜還是老的辣！從此，我也養成先定題后開筆的寫作習慣，并從中嘗到甜頭：標題，往往就是文章的切入點，乃至全文“文眼”之所在。

1982年，福建人民出版社擬出版一套“福建文學叢書”，約我提供一本集子。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出書，自然馬虎不得，我把修改過的書稿裝訂成冊，誠惶誠恐地向何為求序。他一口應允，并很快就把序文《可喜的起點》交給上海《文匯報》發表。文中，他對我鼓勵有加，同時，也一針見血地指出我的毛病是“熱情有余，精深不足”“感嘆號太多，句號太少”“某些地方還留有新聞筆調的痕跡”……對此批評，我心悅誠服，此后，“在藝術創作中，如何處理好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系，掌握好虛與實的關系”，便成為我所面臨的一大課題。如今，將近40年過去，何為先生的教導言猶在耳，但他對我的殷切期望和嚴格要求，除盡量少用感嘆號外，其他各項，我至今也未能完全做到。緬懷恩師，我只能說，我是他不很合格的一個學生罷了。

當然，文章的成敗得失，取決于各方面因素，并非所有文章反復修改后都能成為精品佳作。這一點，越是對自己要求嚴格的作家，就越有自知之明。比如何為，他年輕時就立志要寫《聶耳傳》，且其開頭若干章節在《中國青年》連載后廣受好評，然而，“文革”一聲炮響，這一寫作工程被迫中斷。等到“四人幫”被粉碎，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重新恢復國歌地位之后，何為也多次嘗試續寫《聶耳傳》，并希望以此作為他一生的代表作，但每次都力不從心，知難而退。1999年，我到云南參加哀牢山筆會，一位哈尼族作家送我一本新出版的《聶耳傳》，據說，這已經是中國大陸第四種《聶耳傳》了。返閩后，我把此書轉贈給何為，不料，老先生的臉色頓時凝重起來，他久久撫摩其印有傳主相片的封面，沉默不語，最后，才長嘆一聲道：“晚年的我，再也不適合寫青年時代熱血沸騰、激情澎湃、才華蓋世的偉大音樂家了。”

“千古文章未盡才。”何老先生這一聲長嘆，也嘆出了許多老作家晚年深深的遺憾與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