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經整理的“書衣文錄” 百花文藝出版社供圖

在《全唐詩》書衣上，孫犁記下當天過生日，與小女共食面。百花文藝出版社供圖

在《魯迅小說里的人物》書衣上，孫犁寫下對魯迅等作家的評價。百花文藝出版社供圖

孫犁著《書衣文錄全編》 百花文藝出版社供圖

作家孫犁一生愛書、藏書、惜書，每有中意的書必購入，并用牛皮紙等包裹好，形成“書衣”。而當時若有見解或所感，便在書衣上簡要記下，形成短小的題跋或日記。20世紀6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他在他的千余藏書上寫下了550余篇這樣的文字。

近日，這550余篇文字，由百花文藝出版社整理成《書衣文錄全編》，正式影印出版。

一樁夙愿

孫犁與百花文藝出版社的交往，跨越了近半個世紀。

交情之深厚，以至于孫犁在遲暮之年，看到該社編輯抱著一盒精裝版的《孫犁文集》上門找他時，恍惚覺得“我所有的，我的一生，都在這個不大的盒子里”。

“從20世紀60年代‘百花小開本’叢書收錄孫犁先生的散文集《津門小集》開始，到80年代幾乎每兩年出版一本他的散文集，再到90年代出版他的《曲終集》，以及數次為他整理出版《孫犁文集》及補訂版，我們社三代同人，都與孫犁先生和他的家人保持著緊密的聯系。”《書衣文錄全編》責編、百花文藝出版社《小說月報》副主編徐福偉告訴記者。

所以，當孫犁的后人把他留存于書衣上的隱秘心跡交付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時，并沒有太多的疑慮。

這些心跡的發現，也很偶然。

“2013年是孫犁先生100周年誕辰，為了重新編纂出版《孫犁文集》（補訂版），我們社進行了大規模的孫犁散佚作品征集工作。那年夏天，在先生家人處，發現了幾個藏書柜。柜子里大概藏了不下千種書，都用牛皮紙等紙張包裹著，被麻繩系成捆。讓我們感到驚喜的是，細看這些牛皮紙，上面不僅有題跋，還有按時間記錄的類似日記之類的文字，最早的竟然寫于1964年，而且從來沒有發表過。”徐福偉回憶。

牛皮紙本身泛黃，麻繩幾乎一拉就斷，隔著柜門，徐福偉都能感受到書衣上留存的年代氣息。

那一次，300余篇孫犁手稿被發現，整理成《書衣文錄（手跡）》，于2015年出版，在學術界引起了轟動。

“然而，當時由于種種原因，還有一些藏書的柜子沒能打開。那些沒能打開的書柜，就成了這些年來我們編輯們心中的一大憾事。”徐福偉說。

“如果等到孫犁先生的藏書散佚了，這些手跡就永遠找不回來了。”幾年來，百花文藝出版社總編輯汪惠仁始終有一種要為先賢留存“絕學”的緊迫感。

2019年，在孫犁家人的大力支持下，汪惠仁帶著一個團隊再次登門，對孫犁的藏書進行了一次全面梳理，從中又發現了250余篇未曾“面世”的手稿。

這些新發現的手稿，加上近些年來學術界陸續發現的“書衣文錄”，與此前已經發表的《書衣文錄（手跡）》一起，匯編成了《書衣文錄全編》，以影印配釋文的形式，呈現在讀者眼前。

“總算是了卻了一樁夙愿。”汪惠仁說。

一個角落里的包書人

細讀《書衣文錄全編》，不難發現，其內容廣泛，不僅涉及對藏書本身及作者高下的評價，也有對日常生活、文學創作、文壇交往的記錄，甚至對時局的評論。

如在《益州名畫錄》書衣上寫下的“時值春寒，大風不能外出”，記錄天氣。

如在《魯迅小說里的人物》書衣上寫下的“（魯迅）先生一世，惟熱惟光，光明照人，作燭自焚。而因緣日婦、投靠敵人之汗（漢）奸文士，無聊作家，竟得高齡，自署遐壽。毋乃恬不知恥，敢欺天道之不公乎”，評價當時的文壇耆宿與新寵。

又如在《司馬溫公書牘》書衣上寫下的“世界輿論：亞洲一盞明燈熄滅了。謂周（總理）之死。強忍熱淚聽廣播。”表達對周總理逝世的傷感。

“書衣文錄”，在事實上構成了孫犁的日記。這個在角落里的包書人，通過在書衣上寫隨感，保留了被我們忽視的價值與信息。這些價值與信息，既指向孫犁本人，又指向時代及傳統，這正是“書衣文錄”的魅力。汪惠仁分析。

“孫犁是一代文學大家，如果只是簡單地將他歸結于某個流派，例如荷花淀派，是比較狹隘的理解。他早年文字清新，晚年作品里多了頓挫之聲，留給文學史的意義早已超越了流派之分。在《書衣文錄全編》里，他更是談讀書、談人生、談現實、談社會，有見識、有趣味，讓我們看到他不僅有白居易似的清麗，也有杜甫似的沉郁。”《小說評論》主編王春林對記者說。

在出借復還的《西游記》書衣上，他看見污損之跡，嘆時下的青年不愛書；在《缶廬近墨》的書衣上，他通過記錄所居小院二十五年的變化，談時代動蕩、人心不古；在《蘭亭論辯》的書衣上，他記錄書籍論斤賣的現象：“拿著文化開玩笑，可嘆也。”

《書衣文錄全編》里，還有孫犁對亡妻的悼念，有大地震來臨時不愿出逃的達觀，有逃避單位體檢故意讓人測不出血壓的頑皮，還有青年贈來自己滿意的書時像孩童一樣喜悅溢于言表的真誠。

“他是一個活潑潑的人。”徐福偉談自己的編輯心得。

一條理解革命作家的路徑

作家孫郁在閱讀《書衣文錄全編》時，常注意的是里面揮之不去的魯迅的聲音，“這成了他精神史的一部分”。

“孫犁早年文字清純如童子之音，晚年的他，閱讀趣味與寫作趣味都有變化。他按照魯迅的書單一部部購書，對野史、雜著漸生興趣。買章太炎遺書，不忘魯迅的遺訓；讀《世說新語》，引《中國小說史略》之語解之；覽《流沙墜簡》，有《熱風》里的智慧；講《蜀碧》《蜀典》，念念不忘的是《且介亭雜文》里的評點；閱《沈下賢集》，以《唐宋傳奇集》對之。這種讀書法，看出魯迅的影響力之大，一面也多了他人所沒有的感覺。”孫郁在為《新文學史料》所寫的一篇《書衣文錄全編》書評文章里，這樣寫道。

魯迅的文字是有感情，有冷暖，有是非，有批評的。這也是孫犁的追求。在他那里，讀書與讀人，乃至人生，是一體的。由《書衣文錄全編》里的文字看，面上仿佛京派的閑適，實則是革命者的談吐。他在進入學術的殿堂的時候，沒有忘記的恰是自己的民間本色，孫郁評價。

“在文學史上，一般將孫犁的創作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56年之前，第二個時期是1976年之后，兩個時期他的創作風格差別很大。其間的20年，以往學界認為，他一直病著沒有什么作品，也找不到他風格突變的原因。直到‘書衣文錄’的出現，為我們提供了一把理解孫犁的‘鑰匙’。”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莉告訴記者。

翻檢孫犁的藏書，有經、史、子、集，也有碑帖、書法、畫譜；有《太平御覽》這樣的官修大系，也有《通鑒胡注表微》這樣的學人小書；有《毛詩注疏》《唐代文獻叢考》《全宋詞》《元文類》等“正典”，也有《紅樓夢》《西游記》《聊齋志異》等“稗官野史”；有李太白、杜子美、蘇東坡、曹雪芹、魯迅，也有狄更斯、巴爾扎克、托爾斯泰、肖洛霍夫。

“《書衣文錄全編》，讓我們看到了一代革命作家閱讀的豐富性和寬廣性，看到了他們如何構建自身的知識體系和精神世界，繼而又讓這種經驗影響自己的創作。由孫犁可推及柳青、趙樹理，他們的知識體系構建也許和我們所預設的不完全一樣。”張莉這樣分析把《書衣文錄全編》放置在一個更廣闊的時代背景之下來理解時，所具有的意義。

在張莉看來，諸如《書衣文錄全編》這樣的書，也許是冷門，也許上市后沒有凸顯太大的商業價值，但它的文化價值，也許是無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