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fā)展，世界各國在政治、經(jīng)濟方面的聯(lián)系越加緊密，文化交流也日益頻繁。在充滿迷思的“全球”表述中，我們被許諾了一個無中心、無邊界、人人可以自由參與的絕對空間。按照美國達姆羅什（David Damrosch）的說法，這個空間中的“世界文學”具有相當?shù)牧鲃有裕⒎歉鲊膶W在全球語境下交匯融合的“美麗新世界”，更多的是通過翻譯實現(xiàn)的文本的旅行，它賦予了“世界文學”“足夠大的世界和足夠長的時間”（《什么是世界文學》）。在全球化和世界文學語境下，不同文學的地方經(jīng)驗反而顯得越來越重要。如何以地方性的經(jīng)驗表達，加入到全球化或世界文學的對話中，也是中國文學與江蘇文學面臨的挑戰(zhàn)。

一般而言，地方性經(jīng)驗往往會成為某類文學、某個作家的身份標志，比如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與美國南方文化、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與基督教文化、哈代（Thomas Hardy）與英倫鄉(xiāng)村文化、沈從文與湘西文化等等。明清以來的江蘇文學與文化形成了一個豐沛的傳統(tǒng)，這個傳統(tǒng)在當下的呈現(xiàn)，本身就是一個極具張力的存在，涌現(xiàn)了陸文夫、高曉聲、趙本夫、蘇童、葉兆言、畢飛宇、范小青、葉彌、魯敏等等一大批優(yōu)秀作家，他們的作品多多少少都烙上了江蘇地方經(jīng)驗的標志。這種地方經(jīng)驗，也成為江蘇當代文學與世界文學對話的重要資源。江蘇當代作家的作品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便不斷地被譯介到海外，并引發(fā)一定的關注與研究。江蘇當代文學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的一部分加入了世界文學的流通體系，為全球化語境中中國文化身份與文化形象的構建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

江蘇文學的海外傳播一直以來以紙質出版模式為主，包括了中國文學選本、單人作品集、單行本、期刊雜志等形式。這些作品除了少量由《中國文學》雜志、“熊貓叢書”策劃出版外，大多是由海外世界的譯者、編者、出版商出于個人趣味、商業(yè)利益等原因主動譯介的。原來的譯介更多地是作為學術出版，服務于學術研究，21世紀以來商業(yè)出版的比例才顯著提高。僅以英語世界為例，在馬漢茂（Helmut Martin）和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主編的《當代中國作家自畫像》（Modern Chinese Writers: Self-portrayals）、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和戴靜（Jeanne Tai）主編的《狂奔：中國的新銳作家》（Running Wild: New Chinese Writers）、卡羅琳·肖（Carolyn Choa）和蘇立群（David Su Li-qun）主編的《中國當代小說精選》（The Vintage Book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石峻山（Josh Stenberg）編選的《伊琳娜的禮帽：中國新短篇小說》（Irina’s Hat: New Short Stories from China）等著名選本中，均收入了不少江蘇作家的作品。陸文夫、高曉聲、蘇童、畢飛宇、葉兆言等人的代表作得到比較全面的多語種的譯介，特別是陸文夫的《美食家》曾經(jīng)風靡歐美，成為中國當代文學最具世界影響力的文本之一。

與此同時，隨著技術的發(fā)展，電子出版和網(wǎng)絡傳播成為更具開放性、便捷性的傳播模式。不僅原來紙本形式的江蘇作家作品的外文譯本紛紛推出電子版，而且又出現(xiàn)了不少專業(yè)的海外傳播網(wǎng)站，比如“無界交流”（Words Without Borders）、“紙托邦短讀”（Read Paper Republic）等，以電子出版的方式譯介了蘇童、畢飛宇、葉兆言、范小青、葉彌等江蘇作家的作品。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與譯林出版社達成協(xié)議，雙方合作推出電子版的當代作品外譯本。目前已出版的書目中，就包括了蘇童的《另一種婦女生活與三盞燈》（Another Life for Women and Three Lamps）、葉兆言的《別人的愛情》（Other People’s Love）、《我們的心多么頑固》（How Stubborn Our Hearts）、《花影》（A Flower’s Shade）等作品的電子版。作為西方老牌的經(jīng)典出版公司，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對江蘇當代文學作品的電子化譯介，能夠幫助江蘇文學更快速有效地吸引更廣大的西方讀者。

江淮大地、秦淮人家、市井小巷、曲藝美食、街道河流等地方文化因子，伴隨了一代又一代江蘇作家的成長，深深烙印于其生活經(jīng)驗與文化記憶中，為江蘇作家的想象與創(chuàng)作提供無窮的滋養(yǎng)。這些具有獨特個性的地方文學作品的譯介傳播，顯然更加有利于實現(xiàn)以世界文學的動態(tài)多樣發(fā)展為背景的異質文化間的互識、互證、互補。從目前的江蘇文學海外傳播來看，傳播主體大部分是中國文學研究者，其中不乏資深的學者或翻譯家，如葛浩文、王德威等人。葛浩文翻譯的《米》《我的帝王生涯》《河岸》等堪為經(jīng)典；王德威的評論《南方的墮落與誘惑——蘇童論》《艷歌行——葉兆言論》等，更是傳誦久遠。這些具有雙重甚至多重文化背景及語言能力的漢學家為江蘇文學與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做出了極大的貢獻。當然，當代文學在海外的傳播效果如何，還要看作品是否在海外引起專業(yè)的文學批評、是否有主流媒體的推廣、是否在市場機制的導向下被反復再版，從這幾方面來考量，目前僅有陸文夫、蘇童、葉兆言、畢飛宇等人的作品得到較為廣泛的傳播，而魯敏、葉彌、朱文穎、荊歌等優(yōu)秀的中青年作家也開始得到一定的關注。

從江蘇文學的海外傳播來看，地方性經(jīng)驗在不同歷史階段、不同作家的作品中均有不同的表達，因而發(fā)現(xiàn)并譯介、推廣具有不同“聲音”的江蘇作家作品進入西方市場，可以進一步整合和提振江蘇文學，避免由于城市化發(fā)展帶來的“均質化”表達，而江蘇文學地方性經(jīng)驗的廣泛傳播，也有助于深化海外世界對中國的認知，從而推動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對話與融合。應該說，江蘇文學地方經(jīng)驗的書寫、地方文化的表達有著豐富的呈現(xiàn)方式，目前在西方世界傳播程度相對滯后的中青年作家，如葉彌、朱文穎、戴來等人的作品亟待更多的譯介。因此，我們應該充分利用“中國文學走出去”的良好契機，發(fā)揮海外漢學家作為譯介主體的作用。他們介于兩種文化之間，對發(fā)現(xiàn)、評介、翻譯優(yōu)秀的中國文學作品有其獨到之處，他們的評論、譯序、譯后記等作為副文本，配合著正文本，引領并強化了譯本在西方文化語境中敘事功能。只有更多的海外漢學家的關心與參與，江蘇文學的海外傳播才大有可為。與此同時，可以進一步加強中外合作，建立“評估-反饋”機制，動態(tài)性地追蹤分析江蘇作家海外傳播的路徑和策略，從而助推江蘇文學更好地融入世界文學場域。

在全球化語境下，像江蘇文學這樣有著悠久傳統(tǒng)的地方性經(jīng)驗書寫，顯然有著自己的獨特價值。大量像江蘇文學這樣具有地域特色的優(yōu)秀文學作品的翻譯與傳播，正是全球化時代完善中國文化身份、推進跨文化對話、增強中國文化競爭力的有效方式。具有地域特色的優(yōu)秀文學作品的國際流通，也可以進一步推動以翻譯為中介的世界文學的動態(tài)生成。有鑒于此，我們必須思考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如何通過文學的手段不斷推動海外讀者對地方性經(jīng)驗的認同與接受。江蘇文學傳統(tǒng)的一個重要基礎就是市民文化、市民階層，是長期以來不斷浸染而形成的生活方式，但是隨著江蘇經(jīng)濟的高速發(fā)展，城市的急劇擴大，江蘇的國際化程度的大幅提升，新興起的市民讀者的閱讀趣味更多地走向了均質化，與其他地方的讀者差異性越來越小，這無形之中制約了江蘇文學地方經(jīng)驗的表達。因此，江蘇作家如何一方面立足當下以文學的方式記錄和表現(xiàn)時代的巨變，另一方面又堅持江蘇文脈，彰顯江蘇文學的敘事特色，這將直接影響到未來江蘇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對話。另一方面是如何以豐沛的地方性，抵抗或消解翻譯所可能帶來的平面化。地方性經(jīng)驗往往會帶有某個作家或某部作品不一樣的“聲音”，但是這些帶有濃厚地域色彩的作品一旦被標準化的英語或法語或其他語言推向世界，他們的時空距離和地方色彩也消失殆盡。因此，江蘇作家如何在內容、敘事、風格的層面上更好地傳達與保持江蘇文學的地方性經(jīng)驗，以此抵抗翻譯可能帶來的損害，這也是未來江蘇文學面臨的挑戰(zhàn)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