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1日，“天一閣與流散書籍訪歸中外學術研討會”在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院召開，正式宣布啟動天一閣海內外流散書籍訪歸工程。訪歸工程將盡力讓流散在外的原藏書通過數字化等不同形式回歸天一閣，最大限度保護與傳承中華傳統文化。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副館長陳紅彥、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教授沈津等20余名海內外專家學者應邀出席，通過線上、線下等多種方式，齊聚天一閣晝錦堂， 就古今典籍流散問題展開探討，并為天一閣海內外流散書訪歸工作出謀劃策。本報特將陳紅彥、沈津兩位專家的發言整理刊發，以饗讀者。

天一閣作為一座私人藏書樓在中國藏書史、文化史上堪稱奇跡。龐大的藏書數量，天一地六獨特的閣樓形制，“代不分書， 書不出閣”，外姓人、女眷不得進樓的嚴格管理模式，使得天一閣七萬多卷藏書能夠長時間神秘地存在延續。然而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等戰禍、盜賊盜竊、抗戰中被炸等劫難，飽受時局動蕩與戰亂的天一閣藏書流散似乎難逃厄運！

天一閣訪書從其不斷流散時起便一直不斷。國家圖書館前輩與天一閣書的淵源一直沒有中斷。

國家圖書館與天一閣的淵源

趙萬里先生登閣觀書、撰文介紹天一閣藏書。

1931年8月，時任北平圖書館善本部主任的趙萬里先生，兩次親臨天一閣， 與鄭振鐸、馬廉，停留一星期。因范氏族長不在，未能登閣看書，成為遺憾。但在“重整范氏天一閣藏書記略”他說到：“這一次到甬的成績，除了在一位新認識的朋友家發現了一部天一閣舊藏明藍格鈔本鍾嗣成原本《錄鬼簿》和賈仲名《續錄鬼簿》，合隅卿、振鐸和我三個人的力量，以二日一夜之力，鈔了一部副本以外，沒有其他驚人的發現可以值得稱道。”

1933年，趙萬里先生因家事返回寧波，與馬廉又重登天一閣。承鄞縣縣長陳冠靈、鄞縣文獻委員會會長馮貞群協調，范氏族人答應開閣七日，供他們閱覽。他們每天早六時到閣閱書編目，晚七時出閣休息。七日到期，編目完成。由鄞縣縣長主持公祭閣主，攝影后訪書結束。七天間，他們過目書2000多種，發現了阮元《天一閣書目》薛福成《天一閣見存書目》未著錄的200多種書。計劃編纂《天一閣書目內篇》為每書撰寫書志，但可惜收集的資料抗戰時期散佚，部分在近年北京泰和嘉成拍賣會上出現。與內篇同時，趙萬里先生還計劃搜集歷年散出的書籍編成外篇，曾抄錄宋犖抄本《天一閣書目》。

1930年、1931年曾看了涵芬樓藏天一閣舊藏珍本。1934年，整理筆記，錄天一閣舊藏史書26種。《從天一閣說到東方圖書館》說到的書毀于日軍轟炸。

1934年2月，趙萬里撰有《從天一閣說到東方圖書館》《重整范氏天一閣藏書記略》二文，發表在《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8 卷第1 號上。文中評價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和科舉文獻的價值，總結了天一閣藏書散出的原因，初步探討天一閣藏明代文獻的史料價值。

1961年11月，趙萬里受原文化部委托在天一閣調查文物，閱覽多部舊籍，外篇最終未能編成。

購歸天一閣散佚書籍

晚清以來，天一閣藏書陸續散出，其中一部分先后為北平圖書館購藏，以方志、別集為主：1930至1931年《北平圖書館館刊》及《北平圖書館圖書展會目錄》載北平圖書館收得方志三十五部，抗日戰爭前夕移存美國國會圖書館，今存臺灣；

民國3年（1914），天一閣藏書為人盜出約千部，后售予上海幾家書店，吳興蔣氏從中所得最多。蔣氏藏書散出后，得自天一閣的明別集多為北平圖書館（原國家圖書館）所購。

民國19年（1930），國家圖書館前身曾舉辦十七年至十九年采訪成果展，《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五號登載了趙萬里《國立北平圖書館圖書展覽會目錄》，目錄展出的書中注明為“天一閣藏書”的有二十余部，主要為方志、登科錄等。

輾轉為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天一閣流散古籍。

鄭振鐸先生在抗戰中與國家圖書館配合搶救古籍，避免珍貴古籍流失海外的同時，因個人研究需要，收集了大量古籍。趙萬里《西諦書目序》中稱：“西諦很早就開始收集唐宋以來詞人的著作。記得一九三〇年夏天，我在他上海虹口東寶興路寓所中，看到他新收的天一閣舊藏的幾種明版詞集。中有明人夏言的《桂洲詞》、夏旸的《葵軒詞》、陳德文的《建安詩余》，紙墨俱佳，十分漂亮，但作品功力不深， 風格不高，值得一讀的寥寥無幾。

西諦對于散曲的搜集，也非常努力。天一閣舊藏明鈔本《張小山樂府》、汪廷訥校刊本《陳大聲樂府》、嘉靖間刊本秦時雍的《秦詞正訛》和楊廷和的《樂府余音》、楊慎的《陶情樂府》、王九思的《碧山樂府》、殷士儋的《明農軒樂府》，以及金鑾、王磬、梁辰魚、馮惟敏等四詞宗樂府，他所收藏的本子，不但是很有名的，而且是非常罕見的。”

這些珍貴的古籍1958年鄭振鐸先生夫人高君箴遵鄭先生生前意愿，捐贈國家圖書館。

在趙萬里先生為1936年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四部叢刊》三編本《莆陽黃仲元四如先生文稿》撰寫的跋文中，稱右《莆陽黃仲元四如先生文稿》四卷，明嘉靖刻本，乃四名范氏天一閣故物，今歸北平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藏書中天一閣舊藏的主要來源

趙萬里先生在其《重整范氏天一閣藏書記略》中，評價天一閣書的價值一是明代方志，二是明代登科鄉試等錄，另外還強調明銅活字本唐人集子，強調南北所見的至多不過四十種，閣里多至八十余種，這真是“下宋本一等”的奇書。并認為天一閣之所以偉大，就在能保存朱明一代的直接史料。

文中說到閣書外散的原因：

（一）由于修《四庫全書》，閣書奉命進呈因而散落的。乾隆三十八年浙江巡撫三寶，從范懋柱手里提去了不少的書，據《四庫全書提要》及《浙江采集遺書總錄》計算起來，共有六百三十八部。這一類的書上，有一個客觀的標識，封皮下方正中，有一長方形朱記，文曰：“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撫三寶，送到范懋柱家藏某某書壹部，計書幾本。”開卷又有翰林院大方印，封皮上的朱記有時為妄人割去，至大方印則時時可以遇到。《四庫全書》完成后，庫本所據之底本并未發還范氏，仍舊藏在翰林院里。日久翰林學士拿還家去的，為數不少。前有法梧門，后有錢犀盦，都是不告而取的健者。轉輾流入廠肆，為公私藏家收得。我見過的此類天一閣書，約有五十余種。

（二）由于乾隆后當地散落出去的。 閣書在乾隆以后，雖有阮云臺學使出來編目替它捧場，然同時閣書頗有流落閣外者。盧氏抱經樓為前清一代四明藏書家后起之秀，他的藏書里最著名的一批鈔本《明實錄》，就是天一閣的舊物。此外寧波二三等的藏書家，如徐時棟、姚梅伯之流，以及到過寧波做過官的，如吳引孫有福讀書齋、沈德壽抱經樓， 都有天一閣的種子分布著。我可以說凡是寧波舊的書肆里遇著皙白干凈的明刻白棉紙書，十之八九都是天一閣的遺產。

（三）由于民國初年為巨盜薛某竊去的。這一次是天一閣空前的損失，至少總有一千種書散落到閣外。閣中集部書無論宋元明，損失最多。即明季雜史一項，所失亦不在少。登科錄和地方志，去了約有一百余部。轉輾由上海幾個舊書店， 陸續售歸南方藏書家，當時以吳興蔣氏收得最多。號稱孤本的明鈔《宋刑統》就在里頭。現在蔣氏書散，整批明別集流歸北平圖書館。其他登科錄及明季史料書則歸商務印書館，在“一·二八”滬戰起時，作了日本飛機隊的犧牲品。此外我所認識的上海、蘇州幾位藏書家，也都有少數天一閣的遺藏分布著。在我日記簿里載下來的，此類書已經超過了五百種。

趙先生還說：根據上述幾個原因，編輯天一閣閣外現存書目，是刻不容緩的事。我打算外篇與內篇一同印行，我希望各處的藏書家，都能幫助我實現這一個弘愿。

天一閣書尋訪實際在趙萬里先生那個時代已經在做計劃調查流散閣外之書了。

趙先生曾在東方圖書館看天一閣舊藏書，在其《從天一閣說到東方圖書館》中稱“我現在把當時記錄下來的明季史料屬于天一閣舊藏的摘要鈔在下面，以供留意四明文獻和明季史料的同志參考”。趙萬里先生在其中摘記“屬于傳記類的”“屬于邊防類的”“屬于地志類的”等26種，并表示“除極少數外，無一非絕無僅有的秘籍。……自從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經過日本飛機隊轟炸以后， 一律化為灰燼，除了我日記簿上一些痕跡以外，什么都看不見了”。

國家圖書館藏天一閣舊藏的核查

2021年10月11日，天一閣博物院、寧波社科院聯合舉辦天一閣論壇，邀請各收藏單位以及研究人員探討天一閣流散書的訪歸問題。莊立臻院長、饒國慶副院長讓閣書回家的訴求讓與會者感動，而天一閣同仁開展的基礎工作傾注了心力。在會上饒國慶副院長還宣讀了倡議書，希望倦鳥歸巢，游子歸鄉。

筆者認為尋訪天一閣舊藏，開展閣書的整理，是文獻研究的一個途徑，在全景式的探索中對藏書史、文獻傳播、書籍史等均是有益的嘗試。但是書籍流散的歷史也是藏書史的一部分，隨著時間的流逝，也形成的現有的格局，收集民間散藏書入館可操作性更強，而對于現存公藏機構的天一閣舊藏而言，開展數字化建設，共同參與研究，整合資源，加以利用，是集聚更多的智慧挖掘整理研究可行的途徑，如同二十年前，通過國際敦煌學項目，讓散藏各處的敦煌遺書通過網絡提供學界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國家圖書館存有天一閣舊藏有一定體量，部分記錄不明確，也還需要進一步研究、甄別，其他收藏單位或也存在這樣的情況，對天一閣歷史上散出古籍的情況需要進一步確定。但是無論如何，古籍在當今這個時代越來越受重視，通過協作，共同研究、交流，把這些范欽等前人歷經艱難困厄保存下來的珍貴古籍文獻保護好，永久安全傳承，同時以各種方式方便各個層面的讀者利用，真正讓其澤被后世，嘉惠學林，服務社會，恐怕是對歷史上藏書家和書籍文獻保護者最好的告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