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福建省漳州市歌仔戲（薌劇）傳承保護中心創排、王文勝編劇的薌劇《谷文昌》雖然藝術上未臻完美，但思想性、文學性上卻蘊藏著深刻、銳利的鋒芒。

以谷文昌為題材的戲劇作品已有多種，但寫的大都是他治理風沙的事跡。谷文昌帶領東山縣人民，把一個沙化、荒涼、不宜耕種的漁村，變成一個宜居宜種的綠色海島，其間困難是巨大的，老百姓對他是長久懷念、感戴的。但是從文藝創作角度看，治沙的過程又都是同樣的：找水源、選樹種、請技術員，又都是同樣的試驗、失敗、再試驗、再失敗，直至成功。王文勝對人物、對當時當地的生活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思考，所以能獨辟蹊徑，把谷文昌在東山島任縣委書記時，將東山島數以萬計的百姓的“敵偽家屬”身份改為“兵災家屬”，作為戲劇的主要事件，從而使人物展現出深刻、獨特的光彩，開掘出新的主題。

王文勝的成功首先歸功于他對當時當地生活的熟悉和深入思考。新中國成立前夕，國民黨潰逃臺灣，從東山島抓走大量的男丁（主要是漁民、船工），有的鄉鎮才一萬兩千多人口，被擄走的壯丁就有4000多人，家家遭難，有的村莊變成寡婦村。加上其后福建沿海時有國民黨飛機轟炸、掃射、小股敵特、水鬼潛入，放火、暗殺……東山是最靠近臺灣的島嶼，敵情的嚴重、戰爭的戾氣是現在的人、外地的人難以理解的。在這樣一個海防、敵情至上的年代，在一個新政權尚未鞏固的時期，沿海各級政府當然沿襲戰爭的經驗，把所有被抓壯丁的家屬劃為“匪屬”，以切斷蔣軍與大陸家屬“內應”的一切可能聯系。從國家、從時代的特殊性、嚴峻性、優先性來說，這一政策是有充分的必要性、合理性的，在當時也是不容置疑、不可動搖的。可是對東山島的這些百姓來說，全國解放了，他們卻淪入有史以來最黯然、最痛苦的時期。除了千古一律的風沙荒涼不可耕種，這個以漁民、船工為業的海島，男人從來就是家庭唯一的生存依靠，沒有男人、禁止下海，生計是前所未有的困難，政治上還要被監管、歧視、迫害，家家戶戶只能吞聲掩泣，恐懼絕望。谷文昌面臨的就是這樣的真實的現實，戲也就是在這樣一個特殊時代、地域的環境與沖突中，展開事件、刻畫人物。

作為工農出身的南下軍事干部，谷文昌與底層與民間保持著魚水關系的革命傳統、觀念和習慣，長期親自參與日常生產勞動，他無法不看到底層的真實，不能無視令人心碎的寡婦村婦女的生活現狀，無法不看到“匪屬”政策加在她們身上的雪上加霜的痛苦。他也深知新政權、新政策要堅持戰爭時期社會管理的敵我化、斗爭化的革命傳統。這既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政策，代表著特定的但其實也是長期的政治大政的意志和理念。但是他也知道把這些東山百姓定為“匪屬”，政府也就把他們置于自己的對立面，以他們為敵，把他們推給了敵人。一旦他們真的成為我們的敵人，在海防軍事上，我們就得寢食不安、草木皆兵，時刻提防他們通敵、內應。而若是把他們定性為“兵災家屬”，他們就是受害的自己人，就能同仇敵愾，共筑長城，成為打擊瓦解敵人的力量，就能化解戰爭帶來的時代戾氣，緩和消弭二元對立觀念造成的社會撕裂的傷痛。這就是《谷文昌》這個戲的第一層的戲劇性。谷文昌先得突破自身，改變自己對上級政策信仰般堅信不疑的思維定勢，必須面對現實，獨立思考，從唯上、唯書，從執行政策如同執行軍令，到敢于在實踐中檢驗政策，建議、修正政策。

但是接下來的是，一個重大政策的轉換必須得找出一個極有智慧的提法。這個提法必須有樸實上口、顛撲不破的口號般力量，必須讓人覺得體現出一種政策的“合理沿續”，讓老百姓信服并且感激。他提出以“兵災家屬”代替“敵偽家屬”，兩個字的變化讓東山天地為之一亮，那些百姓獲得第二次解放。這是《谷文昌》的第二層戲劇性。

有了思考有了理念，他還必須將它付諸實踐。這是戲和人物最困難、最動人的地方，也是這個戲的第三層戲劇性。谷文昌走在時代前面，走在政策前面，但也因此要面對四面八方對他政治立場的質疑和指責。他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和壓力，四面出擊，八方游說，一次又一次，最終獲得勝利。谷文昌政治上的魄力、人格上的魅力，就在于當地方真實狀況與上級政策產生矛盾時，當人民群眾的利益與政治需求產生矛盾時，堅持人民群眾利益高于時代政治要求，當革命性和人民性有各自的合理訴求并產生沖突時，做出人民至上高于政治優先的選擇。

其實，谷文昌身上具有新中國成立初期革命戰爭年代培養出來的黨的干部的典型性。他們參與新中國、新政權的締造，不僅保持革命的初心，以信仰、理想為生命，充滿朝氣和熱情，而且有膽略，敢當家，敢做主，有獨立思考、判斷、作為的能力。他們是有政治和人格魅力的人，是有號召力、感染力的人，身上有深刻豐富的文學意義、美學意義。從另一方面看，薌劇《谷文昌》對于今天我們的干部隊伍狀況，也是有著深刻的現實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