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熱《李作家和他的鄉村朋友》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脫貧攻堅臨近收官之時，李約熱（筆名）剪去一頭長發，成為駐村第一書記吳小剛（本名），參與到崇左市大新縣五山鄉三合村的脫貧工作中。他滿懷熱情，卻行事低調，在廣西文聯的工作群里，很少看見他的身影，但每次下鄉入戶時，他都守候在中巴車旁，面帶微笑地等著大家，問候寒暄，然后開一個行動前的小會，看見他，便感覺親切起來。

三合村群山環繞，樹木蔥郁，距離南寧一百多公里，李約熱就是在這離家三四個小時車程的地方，駐村工作了兩年。那段時間總是見不著他，我也只在工作需要時，才會主動聯系他，對于他的繁忙我當時知之甚少，雖然知道他們總是加班加點，甚至通宵工作，總非切身體會。直到他的新作《李作家和他的鄉村朋友》出版，才從他的字里行間，讀出了第一書記工作的瑣碎和艱難，更讀出了一個作家，面對鄉村世界時，內在的柔軟與善良。

這部長篇小說，由六個中短篇構成，猶如六扇窗口，讓讀者得以一窺野馬鎮八度屯157戶人家的喜怒哀樂、隱秘過往和現實波折。這些故事，是基于他作為第一書記，通過入戶走訪，再經由一個作家的虛構重組，最終生動地呈現在我們面前。

在小說里，“李作家”甘作村民的“減壓閥”，為他們排憂解難，借由作家的筆端，“李作家”發揮了更大的作為。贏得民心的“李作家”，從清理“劉松柏”家侵占道路的舊磚頭開始，到解決“忠濤”的貧困戶身份，再到幫助“不成用”的“紹永”走出房間參加勞動等，這些對村民來說最實際的“好處”，讓“李作家”從被排斥的“你們”變成了“可以拍肩膀”的領導，這既是作家或知識分子的理想，同時也是他反抗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現實作為。

作為一個滿懷深情并極具真誠的作家，除了處理工作的認真負責，他更留意的是人的內心世界，那些情感流露出來，便是“人臉上的晨昏”，它們“最是驚心動魄”。可以說，《李作家和他的鄉村朋友》所記錄的，全都是他所見的“人臉上的晨昏”，不論是從別人口中聽來的過往，還是扶貧工作時所親歷的刻骨銘心，這些都在他柔軟的心底留下了印記，并以一個寫作者強烈的共情，在作品中將他們的苦難與深情、頑強與樂觀詮釋出來。“李作家”成了野馬鎮八度屯的一份子，體味著“瑞明”作為一個“被血緣勒住喉嚨”的父親的愛與憂慮，體味著“建民”卑微的自尊里包藏著的刺目生活和家庭責任，體味著“美珠”的憤怒、期盼和隱忍，體味著“勝男”的不甘、“忠原”的苦心和一家人的喜悅，體味著“王八蛋趙洪民”與“前妻”的兜兜轉轉，體味著“劉明”“張選”在“鐘強”強烈的善意指引下，在偏僻鄉村演繹的“三個人的童話”……李約熱用最樸實的語言，書寫出一個個最動人的故事。這些不幸的人與家庭，在他的筆下獲得了一個“人”應有的尊嚴，他對苦難的敘事，在詼諧中賦予了深沉向上的力量，是一種真正的貼著人物在書寫，體味著痛楚與喜悅在抒情，同時也是用最感人的方式在呼吁，這群人值得被認識與銘記。

尤其讓我動容的，是李約熱既作為吳書記，同時又是李作家的雙重身份，現實里的缺憾在寫作中彌補。現實中“老黃”給剛好周末回城的他打電話時，因為語言的不通而留下遺憾：老黃的孫子因為玩切豬菜的機器，切下了自己的三根手指，沒有得到及時救治。小說中他讓自己及時發現了受傷的孩子留下的三根手指，并發瘋似的把它們送到了醫院，最終讓這個兩歲孩子的手得以保存完好。這種“補償性”的寫作，在虛構中彌補了作家在現實里的過失，流露出了作家的善良與柔軟，并讓讀者在閱讀中補償了他們期待的情感。

李約熱始終將目光聚焦在底層人物的悲歡離合，他的前一本小說集《人間消息》亦是書寫了這樣的一群人，比如“龜齡老人邱一聲”、“情種阿廖沙”、債主“杜楓”等，可以說他筆下的人物譜系都是一以貫之的，有著人身上的閃光和毛病，尤其是底層民眾生活中的堅忍、沉默、“滑頭”、沉淪和期望，還有善良，他們共同構成了“野馬鎮”的精神場域，不斷拓寬著它的邊界。這種長久的“凝視”，讓每一個讀者都感受到了他深沉的溫情和深切的目光。

《李作家和他的鄉村朋友》是響應國家脫貧攻堅戰這個特定時期出版的文藝成果，這是一個作家的使命，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但也完全可以當作李約熱延續《人間消息》風格的一部全新的純文學作品，在對現實的挖掘中愈加深廣，也愈加動人。扶貧給予他充分的生活體驗，寫作便讓那一段歲月生動鮮活起來，他過往的焦慮早已化為動情的文字，如臨其境，是歷經驚心動魄后，留給我們雋永的回憶。

當下的作家應該怎樣理解與書寫現實，李約熱的《李作家和他的鄉村朋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