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文藝理論編審工作外，周天把文史學研究與寫作看成自己畢生的事業。那里有一片廣袤的天地，豐饒的精神家園，這讓他氣定神閑，用思想與歷史對話，用心靈與現實溝通。

周天，我的老師，博學多才，思維敏捷，談吐睿智，性情正直沉穩。他是上海文藝出版社編審，審讀文藝理論書稿，一輩子從事文、史學研究與寫作，寫了十多部著作，每一部都有新視角新觀點，閃爍著熠熠的思想光芒。在他晚年，更讓人感覺到一種洵洵的儒者之風。

我有幸在20歲時就認識了他，跟他一起閱讀、寫作，是他帶我走上了文學編輯與寫作之路。上世紀七十年代，他在上海近郊農村一個生產大隊體驗生活并寫作，一個天賜良機，把我從別處調來跟他一起，他那時才三十七八歲，長相清瘦又書生，但已佝僂了脊背。一開始我們住在村里，有兩間專供我們閱讀寫作的屋子，一日三餐搭伙在農民家里。他待人真誠、熱情、隨和，與人說話總是笑嘻嘻的，兩眼瞇成一條線，不修邊幅，很有親近感，很快與大隊干部和貧下中農打成了一片。村民遠遠看見佝僂著脊背的人走來，就知道是上海來的“老周”。

周天下鄉后出版社有時有事會把他叫回去，他一般一兩周回去一次，待一兩天就回來。他每次從市區回來會帶來一些書籍給我們閱讀，柳青的《創業史》、葉圣陶的《倪煥之》、巴金的《家、春、秋》、魯迅作品……特別是《創業史》，周天評價很高，說它實實在在反映了我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西北農民的生活狀況和精神面貌，結構講究，梁生寶等人物栩栩如生，具有思想深度，后來他專門寫了本《〈創業史〉的藝術構思》。

周天還讓我們讀唐詩宋詞，他說自己愛讀古籍、愛讀歷史，并無師承，得賴于他的祖父和私塾老師。他出生于江蘇東臺的書香世家，“大約自我三四歲左右起，一直到十二三歲時，祖父幾乎每天要我背一段古詩文，由少及多，由淺及深，循序漸進。他并不專用什么課本，而是將我要背的書，抄在一種臺歷的背面，每天抄一段，稍加講解，要我背下來，背熟了，方能自由玩耍，風雨無阻，寒暑不變。豈止寒暑不變？自讀了小學以后，每逢寒暑假還要增加背誦的分量。這樣日積月累，當時也就一天一天背下了……”先秦至明、清的一些古詩文的代表作品，《詩經》《莊子》《左傳》《國語》《古文觀止》《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中的許多篇目他都背過，從小打下了中國文學史的扎實底子。

他的閱讀豐盈了他的世界，拓寬了他的視野。初中畢業后他志不在東臺，來到上海讀高中。他筆頭勤快，經常在《新民晚報》上發表書評和戲評，高中未畢業就被《新民晚報》破格招進去當了一名記者。他記者做得十分出色，不久被調到了市委宣傳部報刊處，再之后就被調去上海文藝出版社分管文藝理論圖書出版。到文藝出版社后他躊躇滿志，想在文藝理論出版上做出番名堂來，他策劃編輯出版了好幾套書。

在鄉下的寫作結束后，我進了上海文藝出版社文學二室當編輯，與周天是兩個編輯室。1983年初的一天，他來找我，交給我一部他寫的書稿，讓我看看。我一看稿子名為《蜜蜂王國見聞》，不由大吃一驚，這時才忽然想起，我們在鄉下住一所中學寫作時，每天吃過晚飯，周天總要帶著香煙到學校對面的操場上去，那里有幾個從外地來的養蜂人，邊上擺著五六十箱蜂。他們邊抽煙邊聊天，夜色里煙頭一明一滅，遠遠望去像螢火蟲，每天都要聊到七斗橫空才回宿舍。我以為他圖個新鮮，聊聊玩玩而已，哪想到他從這幾個養蜂人身上得到了養蜂的啟蒙，后來又通過縣政府的朋友介紹，認識了杜行鄉的一個養蜂人，索性買了兩箱蜜蜂在市區自家陽臺上養了起來。如果養蜂純粹作為一個業余愛好也就罷了，他居然每天蹲在蜂箱前癡迷地觀察伺弄，一伺弄就是小半天，同時又翻閱了許多中外養蜂書籍，最后竟寫了這部二十多萬字的《蜜蜂王國見聞》，讓人震驚。更讓人震驚的是，書出版后，上海科教電影制片廠導演找上門來，讓他把書稿撰寫成文學本子，拍了部科教片《蜜蜂王國》，獲得了第二屆金雞獎最佳科教片獎及國家文化部優秀影片獎。從此，周天一直養蜂至今，當然已不在自家陽臺上，而是養在杜行郊野，養了十多箱，每年的春秋兩季，選定日子，就帶著兒子兒媳、女兒女婿一大家子開著兩輛車，浩浩蕩蕩去收蜜，每一次都喜出望外地滿載而歸。收了那么多蜜，一大家子根本吃不完，于是就送朋友。期間，我幾次跟著他去杜行的郊野，看他養的蜂，看他戴上面罩，熟練地擺弄蜂箱，仔細察看擠成一團嗡嗡嚶嚶蠕動的蜜蜂——當地人都以為他是養蜂人。

是的，他養蜂養出了不小的動靜。作為編審，那些年他審讀了大量的文藝理論書稿，與許多文化名流保持著良好的關系，并助推了一些優秀的文藝理論作者，包括易中天的第一本書。他業余的學術研究與寫作也從未停止，1956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西廂記〉分析》，1983年在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長恨歌〉箋說稿》，1985年出版了上述的《論〈創業史〉的藝術構思》。讓人驚訝的是他后來又從文學理論轉到史學研究與寫作上，佳作迭出。

周天對中國歷史政治與文化、學術、現實等的理解洞若觀火。他認為，在我們數千年的歷史中，深藏著古人的許多哲學思想和生活的經驗教訓，我們要與時俱進，站在整體歷史發展的角度，用當代的視野去洗滌梳理，總結反思，使金子發出新的光芒，這是一個史學家的追求和責任。他史學研究與寫作的特點是，面對浩瀚的歷史披沙揀金，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實事求是，思索一個個人物、一樁樁事件中某些規律性的問題，以史為鏡，鑒古知今，資政崇德，將史學研究與社會文明進步的走向結合起來，其核心是以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為宗旨。

1988年，周天在華岳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文人的悲哀》，從西漢與先秦文人的角度、并且從司馬遷的個案角度觀察問題，思考思想家聳立于時代前列的問題。從這本書至1990年在上海三聯書店出版《中國前小說性格描繪史稿》，他就進入了原本不甚熟悉的史學領域，全身心沉潛在浩若煙海的歷史典籍中。1998年他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皇帝讀書考》，2007年出版了《皇帝與文人》，同年在百家出版社又出版了《秦漢帝王與百家爭鳴》《中國歷代廉政監察制度史》，不能不說都是很有價值的書，尤其是后者。他圍繞反腐倡廉這一題目研讀二十五史時發現，中國封建社會反腐倡廉的歷史經驗，決不僅是監察系統獨立于行政系統之外的簡單問題，實已形成了極為系統的反腐倡廉的完整思路，簡直有著一個系統工程。既有他律的完備思想，又有自律的嚴謹理論。就他律而言，這里有著關于權力制約的相當系統的理論與制度；在自律方面，中華儒學的道德自律理論，比起世界上一切學術與宗教體系中的自律學說都要精嚴。本書引用了大量古代廉政制度與權力制約的實例，反映中國的廉政監察制度歷史悠久，歷朝歷代均有建樹，讀罷能以古鑒今，從歷史中汲取正反面經驗教訓，實為今天反腐倡廉的參考。

2009年6月，他在東方出版社出版了《天子末日》，這又是本有趣又有意思的書。封建皇帝臨終前的所思所想和所做，必與一般人不同。那有何不同？本書描述了四個皇帝的不同。第一則《漢高呂后相煎急》，寫的是漢高祖與呂后夫妻晚年，在廢立太子的事上相互勾心斗角、爾虞我詐，竭盡權力斗爭之能事。第二則《漢文帝薄葬不易》，寫的是漢文帝勤于讀書、勤于吸收儒、道、墨、法學諸家學術特點，決定死后薄葬的故事。第三則《漢景帝虎毒食子》，說的是漢景帝在廢去太子劉榮、重立新太子劉徹（后之漢武帝）后，為了防止劉榮東山再起而大開殺戒，得罪了許多人，最后罪行暴露后憂懼而死。第四則《漢武帝父子鰲兵》，說的是漢武帝年老多病后，佞幸人物掌控了他相當一部分權力，結果挑起了漢武帝與太子間的一場糊里糊涂的內戰，等到漢武帝明白皇后、太子之死全是冤案時為時已晚。四則故事均完整、復雜、激烈、可讀，周天的歷史研究，不僅僅講歷史人物和故事，更重要的是把這些人物和故事放在歷史文明進程的坐標上來講，同時給歷史題材的文學藝術創作提供了新的可能和更廣闊的空間。

2010年1月的一天，周天發來一部新寫完的長篇歷史小說《秦末風云》系列第一部《劉邦前傳》，囑我看。那時正是過年前的幾天，我躲在家里看完后十分驚喜，這部小說寫的是秦末漢初陳勝、吳廣、劉邦、項羽、張良等一幫草莽英雄輩出的時代，劉邦何以能夠從中成為勝利者的故事。看得我腦海里全是大秦帝國的一個個豪杰游民，一個個官吏官商以及一個個驚心動魄的場景。這是一部用心靈和文學筆墨書寫的歷史小說，可讀性很強，而且觀照了現代，通曉世事，讓人產生共鳴，我馬上寫審稿意見送審，出版社決定出版。2015年8月，他又在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中西書局出版了《〈周易〉和諧辯證法論稿》，又一次讓我驚喜。

中國五千年歷史波瀾壯闊，風起云涌，如同萬花筒，要真正深入其中梳理出頭緒來，審視、探究出一些歷史進程中規律性的東西，“以史為鏡”“以史為鑒”，并非易事，而周天像探礦人一樣孜孜不倦。在他家書櫥里最醒目的就是二十五史、《資治通鑒》《尚書》《詩經》《周易》等經、史百家之書，這些書已被他一次次翻舊。他的書房兼會客室簡易、局促，窗外樓下就是徐家匯商業區，喧囂如流，他卻如有“大俠”般的定力，不為周圍環境、物質、氣氛所動，寂寞地沉潛在文、史學研究與寫作的世界中我行我素，嘔心瀝血。我每次去登門拜訪時，師母杜老師總會給我泡茶、拿零食，我邊喝茶吃零食，邊聽周天縱論天下，總感覺這是一個氛圍極致的家園。周天陷在沙發里，兩眼放光，充滿了現代學人獨特的睿智，聽他侃侃而談，往往恍如隔世，沉浸在壯闊的歷史風云里。

如今周天老師已90歲高齡了，我每次從他家告辭時，他總要送我出來，一開始要送我到樓下，甚至馬路邊，后來送我到電梯口，他的脊背更佝僂了，走路更慢了。每次都會讓我生出許多感慨。周天除了他的編審工作外，把文、史學的研究與寫作看成自己畢生的事業，以文、史學為他周天的“天”。那里有一片廣袤的天地，豐饒的精神家園，讓他氣定神閑，用思想與歷史對話，用心靈與現實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