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說《珊瑚裸尾鼠》在《人民文學》第九期短篇小說頭題刊發之后，該期配發了一個較長的卷首語，主要是由此展開相關自然文學的探討，個中析義有三：

一是，我們的敘寫中當然會有而且一定多有 “荒野”，并不能因為西方如此傾重并定義，我們就排斥，但更要注意“荒野”并非是用來貶損“人”的。自然文學應該是天然的“有人”的文學。“天地人”的大生態，本來就是從古至今中華文明的底色。二是，目前我們看到在已有的自然文學創作中，出現了某種等級模式：仿佛寫野外的就比寫家居的強勢，寫高大、威猛、珍稀的就比寫體小、憨萌、常見的優勝。以田野調查、戶外生存的實踐獲得第一手資料，這是格外值得尊重的，讀者也特別期待具有奇特親歷性的好作品不斷涌現，但這也并不意味著讀者需要通過作品最后只膜拜探險家作者本人。三是，生活中處處是生態、自然景象，“有人”——人自己的故事還要持續講——但講得更精彩的，一定是要帶著人所必然要與之共處與之共生與之共命的萬物。以往的人以及人與人的故事確實講得因過剩而過“貧”了，因此，倡導自然文學，也是對面上看形形色色究其實大同小異的“人”的故事的一種“脫貧”之方吧。

我特別贊同這篇卷首語提到的，自然文學或曰生態文學中，應該突顯出人的要義，再即“生活中處處是生態、自然景象”。譬如我每天下到樓下超市，看到一串小小西紅柿、或一個石榴，兩個蘋果，也分別裝在一個個襯著塑料底的塑料袋里，鮮奶或酸奶都大用粗硬的塑料罐包裝，一個小小的超市每天分發出去的塑料袋與盒，便多到難以計數，人們真的感覺不到僅此一害便大到難以扳回嗎？何況舉手抬足之間，還有不可勝數的大大小小的碳排放？再過多少年之后，也許人不在了——不適合人類居住的生態環境日漸迫近，可地球還在；現在我們談論所有的生態問題，都是站在人類生存的意義上的。那么隨處可見的車水馬龍、人流如織，莫非都對生態的日益灰頹視而不見，抑或覺得個人渺小，臂如螳螂？

我相信伴隨著人類在地球上各類活動的加劇，因之滅絕的動物決不是一種、兩種……隨便做一些檢索，就可以看到，陸續消失的桑給巴爾豹、金蟾蜍、比利牛斯羊、西非黑犀牛……或許都與人類活動相關。可當我看到年初各類有關珊瑚裸尾鼠的報道出來，還是有一種深深被刺痛的感覺。畢竟這是第一次被官方承認，首個因為人類活動引起氣候變化而滅絕的哺乳動物。國內的參考消息網報道：外媒稱，珊瑚裸尾鼠生活在大堡礁附近的一個小島上，在稀疏的植被中覓食。但本周，澳大利亞正式宣布這種小小的嚙齒動物滅絕。這一物種成為世界上首個因氣候變化而消失的哺乳動物。據英國《金融時報》網站今年2月22日報道，珊瑚裸尾鼠的滅絕最早是澳大利亞昆士蘭州政府的科學家在2016年提出的。他們得出的結論是，海平面上升和包括風暴潮在內的氣候事件頻率增加，導致珊瑚裸尾鼠棲息地大量喪失，并使這一物種消失。美國康涅狄格大學研究人員2015年發表的一份報告預測，由于氣候變化，8%的全球物種將滅絕，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美被認為是最脆弱的地區。研究發現，棲息地范圍有限的地方性物種面臨的風險最大，因為它們要努力應對氣溫變化、海水泛濫和嚴酷的氣候事件。

人類活動、氣候變化、哺乳動物，滅絕——且是遙遠的澳洲的荒無人煙的海島上。這使我想起，所認識的一些深圳朋友，先是從內地來到深圳，經過一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打拼，有了相當的積蓄便開始移民海外，這其中便包括舉家遷去萬里之遙的澳洲。移民的原因五花八門、所在多有，覺得那些地廣人稀的地方生態好，是一個可以通約的因素。可是即使去了彼國，氣溫上升帶來的危害也無可逃遁，只能說，人類只要在地球上生活，在看得到的未來真的沒有諾亞方舟。人類千百年歷史以降，我覺得所有的各類紛爭之害，都不及氣溫上升導致物種滅絕等嚴峻的系列后果之百一。如然，則除了各國與政府的通力合作，生態專家、環保人士廣泛而普及的教育活動之外，文學的參與也很重要。

既往的自然文學，或許更多如《瓦爾登湖》，講述較多的是大自然的靜謐與純美；自然文學的另一面，則需要站在人、人情、人性與人之作為的角度，講述人能夠積極地做點什么。換言之，喚醒更多的陸續涌入城市的人們啊，既然我們與生態共存亡，就需放下姿態，恭敬如儀，謹慎地收斂起每一次不計后果的拋擲、消費及出行。

《珊瑚裸尾鼠》是自然文學？生態文學？命名及闡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學不能面對全人類生態環境的日益敗壞視而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