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年冬至那天，我騎車穿過荔城的大街小巷，來到位于書倉巷5號的郭尚先故居。小路掩映在斷垣與衰草之中，陽光照射在緊閉的大門之上，只見門斗檐角下懸著一對燈籠，門框兩邊貼著楹聯“汾陽世胄，魏闕名家”，大門左上角掛著1993年莆田市人民政府頒發的“莆田市文物保護單位”的牌子，右上角有“作家郭風出生地”的字樣。我進不去，便透過門縫往里瞧，只見院子里擺放著很多花盆——原房主已不在此居住，將這里出租給了一家花圃。拍完照片，我試圖穿越記憶中的書倉巷，可惜路被堵死了。我爬上一處土堆，發現這里已經拆遷，所剩只有廢墟。

在莆田，沒有多少人關注這座老宅了。因為有濃厚的文學情結，特別是對當代作家郭風先生心存敬仰；因為莆田的古建筑遺存實在是不多，其中文化名家的宅院更是稀罕，我在荔城生活、工作的這些年，會不時到書倉巷5號看一看。這座宅院始建于明代，有三百多年的歷史了，進士郭尚先（1785-1832）曾在此居住。郭尚先歷任鄉試考官、國史館纂修、文淵閣校理等職，道光十二年（1832）春詔授大理寺卿、禮部右侍郞；他博學多才、著述頗豐，與林則徐過從甚密，他的書法獨樹一幟，曾獲康有為褒獎。郭尚先的居所中有一個后花園名為“芳堅館”，原來他不僅書法獨樹一幟，還酷愛畫蘭石——蘭芳石堅，二物喻志。郭尚先是郭風的第五世祖，郭風出身于這樣的名門世家，成為一位作家，也是有家世淵源的。

2003年秋，時在莆田市文聯工作的我有幸陪郭風先生回老宅。當時他已八十六歲高齡，頭發花白，皮膚光潔，他在我的攙扶下略艱難地邁入家門，走到主建筑后三間小房的屋檐下。陽光照在庭前的南天竹、桂花、月季和小榕樹上，郭風邊說邊用手指著：“這是我出生和結婚的房間，年輕時這也是我的書房；這是我母親的房間，她一直和我祖母住在一起；這是廚房……”說到這里，他停頓了一下，瞇起眼睛，望了望高遠的天空：“原來我家門前還有兩棵龍眼樹，平時母親就在龍眼樹下洗衣，現在我還會想起她……”

郭風語調平緩，卻充滿真情。當他說到自己的母親，臉上微微抽搐，眼眶也濕潤了，我仿佛聽見他內心洶涌的濤聲，卷著幾十年的風雨飄搖——這是一門兩寡婦的家庭呀！在那樣的年代，一個體弱多病的孩子是如何同他的母親與祖母相依為命？一個聰慧而敏感的少年又怎樣面對命運的挑戰？個中艱辛，常人難以想象。

2010年清明節的前一天，我再次趕往書倉巷5號，這次是參加郭風先生的告別儀式，接他葉落歸根。捧著這片“落葉”的是郭風的長孫郭蕓，陪同者有郭風的女兒郭瓊芹等親屬。我跟在一位郭家長輩的身后，穿過大廳，走向后院。郭家長輩在大廳停了一下，他指著廂房說道：“當年老宅里住著很多家，郭風就住這間，郭風的母親守寡后便搬出主臥，住到后院的小房子里。”2010年1月4日，郭風辭世，這位在當代兒童文學、散文詩、散文創作領域成就卓著的作家長年生活在福州，最終選擇魂歸故里，長眠于莆田的山山水水。

我與郭風先生結緣于1997年。那年《莆田文學》剛創刊，郭風應邀撰寫了卷首語，他指出我的一篇散文“文字雖真實，但并不新鮮”，并附上三字“供參考”。郭風批評了我，但語氣很溫和，甚至是客氣了！后來莆田設立文學獎，我的更多習作得到了他的關注，印象最深的是短篇小說《綠房子》，當年獲一等獎。那會兒我正在鄉鎮工作，突然接到文聯的電話，說郭風想認識我，我從鄉下匆匆趕回，在郭風住的酒店和他見了面。郭風坐在沙發上，與莆田的眾鄉親和文友聊天，他說普通話，其中夾雜著本地話；我坐在旁邊靜靜聽，這期間他沒和我說過一句話，一會兒我便起身告辭了。我有點納悶：他想認識我，這樣就算認識了？

未料沒過多久，郭風就把《綠房子》推薦給《福建文學》，由《福建文學》刊出。

后來，我和郭風先生的交往漸漸多起來，我發現他在為人和為文上有一個鮮明的特點，那就是“含蓄”——說話時留有余地，甚至是沉默不語；做事時從容淡定，優雅自如；寫作時謹慎、節制而精準，詩意盎然，形式柔美。他的美名與美文并列，他的名字就是象征。

讀郭風先生的文章，這種感覺會越發強烈。他的作品多是“千字文”，好多名篇僅幾百字；與那些習慣于長篇大論的作家相比，與那些發表文字比他多數倍的作家相比，郭風好像專注于一種精神指向的寫作，所以顯得內斂而節約。僅僅是含蓄嗎？不是。他激越過嗎？當然。對時局、對人世的關切，個人感受和看法的言說，包括憂慮、批評、呼吁，其實他都有，有些遭遇還給他帶來苦難。但他從不會直接鋪陳于文字，而是通過自然景物、通過日常生活、通過藝術加工表達出來。這種含蓄留白多于呈現、距離多于接近，不僅僅停留在含蓄的層面。

從2002年開始，每年過年前，我都會陪領導到福州拜訪莆田籍的知名作家，其中就包括郭風。我是聯絡人，負責帶路、安排日程。我們一般會選在下午四五點去郭風家，他就在客廳里接待莆田老鄉。記得有一年去他家，在他身后的窗臺上一字排開，擺了八盆盛開的水仙花，面容清癯、頭發花白的他穿著白襯衫打著紅領帶，坐在水仙花前與我們一一合影。與郭風聊天時，他幾乎不談文學，更多是在回答我們的提問，插空打聽一下家鄉學校和書店的現狀。一開始我們還有很多話，慢慢話就變少了，到后來甚至是沉默，仿佛都愿意做彼此的傾聽者。一連好多年，我們進門時為郭風送來新年的祝福，出門時從他家帶走平靜與安寧，郭風家始終被這樣的氛圍包裹，而這也是他純粹而高尚的人格的映照。

人生的最后四年，郭風先生一直住在醫院里，往年的到家拜訪變成去醫院探望。頭三年去看他時，他向眾人拱手，臉上露出微笑，還不時搭話。最后一年，他儼然成了嬰孩……護工是一對夫婦，他們照顧郭風多年，竟開始學起莆田話，用蹩腳的莆田話說“一個老小孩，我們是一家人了”。忘了是哪年，郭風很高興，突然興奮地舉起手說：“那個沃柄嶺很高呀！”他一連說了三遍，可惜沒人聽得懂。和郭風告別后回到車上，我們還在猜那句話的意思，車行駛至灣邊大橋，有人猜到了：“他說的是白沙鎮的沃柄嶺，那是他妻子秋聲回娘家的必經之路。”

全車人恍然大悟，看來郭風的言語中充滿了期待。

同樣充滿期待的還有書倉巷5號，這座老宅正處于微妙的境地。我騎車繞過一條街道，到了原來“芳堅館”的位置，現在那里是鎮海街道派出所。因大門外擴，那排小房子也進不去了，老宅后院的墻壁刷了白灰，上有一行巨大的藍字：“當文明使者，育鎮海新風，創文明單位。”我站在墻壁前看了許久，寫標語的人一定不知道這是郭風的祖居吧，他們把這十五個字寫在一位作家的“背”上，真的是令人五味雜陳……

“芳堅館”早已不見，書倉巷5號的前景也未可知，不過它一直活在郭風的文字里，就像一篇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