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文學史研究”欄目，力求在史料梳理的基礎上，對文學史常識或文學史流行觀念重新認識，并提出自己的觀點。秦林芳的《論解放區(qū)前期文學中的“深入群眾”觀念》對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作為文藝工作者“深入群眾”行動及觀念界點的認識進行了再次考辨，指出，在解放區(qū)前期文學中，“深入群眾”已作為一種重要觀念廣受關注，并為許多文藝工作者所接受、踐行。此文以原始史料為根，在較為宏闊的文學史視野中形成的新的“識”，對現(xiàn)有流行的文學史觀念有糾弊之用。林培源的《“勞動傳家”——再論趙樹理〈三里灣〉的“合作化”敘事》，從故事的結構方式對合作化運動中如何完成“家庭變革”的難題進行細部梳理，提煉出“勞動傳家” 的敘事核心，開辟了新的研究路徑，頗具說服力。竇金龍與翟傳秀對《收獲》與“先鋒小說”的推出、吳艷對李杭育與“尋根文學”關系的梳理均通過回溯文學觀念及歷史生成過程，而得以“重返八十年代”。

“詩歌研究”欄目中，李章斌的《漢語詩歌節(jié)奏的多層性與“集群”問題》一文，在界定“節(jié)奏”“格律”“韻律”三個不同層次的概念后，明確了新詩存在“非格律韻律”的觀點，他的討論使得新詩節(jié)奏慣有討論中造成的概念錯位與混亂認知得以明晰，對現(xiàn)代詩歌韻律與節(jié)奏的認識有著重要價值，是一篇頗具學理性的文章。陳仲義對臺灣詩人蘇紹連及 “無象詩”的解讀與闡釋，有著鮮明的個人化色彩。

羅偉章《誰在敲門》是近期長篇小說中的一個重要文本。王春林、劉永春、劉小波等人的文章分別圍繞小說的藝術形式、審美建構、現(xiàn)實書寫等層面展開論述，對這部小說的價值及羅偉章創(chuàng)作的整體特征進行了深入探討。

“作家作品研究”欄目中，李建軍的《大地上的苦難與陽光下的詩情——理解路遙的一個認知框架》對影響路遙創(chuàng)作的許多外部因素進行了重新認識與分析，歸納了可能影響路遙寫作的方方面面，陜北高原、邊鄙之地、現(xiàn)實主義精神、讀者意識與作者意識等等都進入分析視野，界定了理解路遙創(chuàng)作的新認知框架，形成了高度綿密化的解讀，對深入理解路遙及其創(chuàng)作均有裨益。

“影視與文學”研究欄目中，金傳勝的“當代中國對印度電影的譯制與接受”一文，以“印度共和國電影周”為中心，從文化交流與傳播的角度，結合原始史料，詳細考察了1950年代中國對印度電影的接受情況。王迅、楊牡丹對文學作品的影視改編標準問題進行深入討論，提出了新的觀點，有利于推進這一問題的討論。

本期其他文章亦均有可圈可點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