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是人類思想的結晶，是知識積累和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是文明賡續的重要途徑。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延續至今無不得益于經年不斷的圖書出版活動。伴隨著造紙術、印刷術的發明和不斷革新，我國的圖書出版事業不斷發展壯大，及至明代，傳統圖書出版進入發展的黃金期。據繆詠禾《明代出版史稿》上的統計數據，有明一代，圖書出版達3.5萬余種，遠遠超過之前宋元時期的出版量。

雕版印刷在明代逐漸興盛，既有出版技術進步的原因，也有社會結構發生變化的原因；既有文人重文崇著、以求不朽的原因，也有明朝廷崇尚文治、重視思想的原因。明朝初期，采取與民休息的政策，廣開科舉之路，并詔“天下郡縣立學”，免“書籍田器稅”等，這一政策貫徹整個明代，猶如一方持久有效的催化劑，刺激明代圖書出版事業持續繁榮。

明代的圖書出版，和前朝大致相同，主要有官刻、家刻和坊刻。

明代官刻事業十分發達，從朝廷內府、國子監到各藩府，再到地方各府、州、縣都樂于刻書。據杜信孚《全明分省分縣刻書考》所載，明代官方圖書出版機構近300家。中央刻書機構有20余家，刻書量以內府和國子監為最。內府刻書機構為經廠，刻書數量大概200種，多為皇帝御撰、御注，或命孺臣撰修、皇帝審定的書，也包括習見之書，以及像《十三經》《二十四史》《正統道藏》《藏文大藏經》《永樂南藏》等大部頭的圖書，僅后三種大藏的版片就達45萬余塊。明代有南京國子監和北京國子監，二者均出版圖書。南京國子監影響較大，共出版圖書200余種，北京國子監出版圖書80余種。國子監刻書多以前朝遺留下的宋元舊版加以修補印行，新舊不一，有“三朝遞修本”“大花臉本”之稱。

除了中央刻書，還有地方官刻和藩刻。明代修志之風盛行，地方政府刻書多為志書，形成了“天下藩鎮州邑，無不有志”的盛況。據巴兆祥統計，明代編修的地方志共3000余種，是宋元之和的四倍。方志的出版，既滿足了當時政治、軍事的需要，也有利于傳承文教、教化風俗，是研究地方歷史和文化的重要資料。明代各地藩王的刻本，稱為藩刻。據統計，明代藩刻本達500余種，內容涉經學、史學、文學、醫學、數學等。藩刻被后世認為是官刻中質量最好的，如嘉靖年間秦藩刻的《史記集解索隱正義》、益藩刻的《論語集注》等。

明代官刻本多為經史典籍、制書和律例，經典多有刪改。同時，刪改后的經典，文本解釋的權威性就有所下降。但是無論什么書只要是科舉應試需要，就一定會廣泛傳播，閱讀限于一套既定意識范圍。

家刻在明代刻書業中技術高、質量好，貢獻尤著，可謂出版界的良心。他們大都擁有豐富的藏書，勇擔社會責任，不以經濟利益為目的，注重善本且精加校勘，講究紙墨精良，因而所刻之書質量很高，為明代出版圖書之精品。如，蘇州袁褧嘉趣堂所刻大字本《六臣注文選》，勘校歷時16年之久，足見其態度之審慎；杭州洪楩清平山堂所刻《六十家小說》“校印頗佳”，保存了大量宋元話本。及至明后期，還有吳勉學、胡文煥、毛晉等，其中最著名的當為毛晉。毛晉一生共刻書600余種，包括《十三經注疏》等大部頭書，在當時就有“海內爭傳汲古書”的美譽，足見其書傳播之廣和受歡迎的程度。高峰時期，毛晉一年出版圖書量約7萬冊，即使有這樣的銷量，毛氏亦多次變賣數千畝郭田以資刻書，誠然一位忠誠的文化守望者。

在明代出版業中，坊刻規模最大，特別是到了明中晚期，坊刻已超官刻和家刻。從地域分布上看，建陽、杭州、南京、蘇州、北京等都是書坊的集中地。其中以建陽最盛，建陽有不少書坊都是歷經宋元的百年老店，如鄭氏崇文堂、楊氏清江書堂等。坊刻以盈利為目的，以市場為導向，自由度大、活力足、刊刻快、內容豐富，經書、時文選本、醫書、文集、尺牘、童蒙讀物、小說、戲曲、日用類書等無所不刻。

大規模廉價圖書的出版，使得書籍成為較為普及的居家用品，驅動構建了讀者相應的閱讀習慣、技巧和眼界。發達的書業也重塑了人們對各階層人士應讀書籍的社會期待。如明藏書家李開先所言：“士大夫率喜小說，古人解經之書多閣而不行?！睙o不反映了受市民階層歡迎的小說等通俗文學亦成為士大夫的青睞之物。據相關研究者統計，明晚期坊刻通俗小說300余種，包括《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等名著；明代版刻雜劇470種，傳奇272種。同時插圖本、套印本的流行給閱讀生活帶來了新的維度，圖畫的視覺沖擊，拓展了讀者的閱讀空間。經濟的繁榮，圖書的普及，大閱讀時代的到來，打開了個體與天下交流的窗口，影響、重塑著人們的社會文化生活。

總的來說，明代的圖書出版無論是出版數量上，還是內容的豐富度上，抑或是裝幀設計創新上都超過以前各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