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鏡：中國園林與18世紀歐洲園林的中國風》 喜仁龍（瑞典） 北京日報出版社

喜仁龍（Osvald Sirén，1879—1966）教授是20世紀歐美中國藝術史研究的先驅。他很年輕時就榮膺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藝術史教授之位。但當他成為一位具有國際聲望的意大利文藝復興藝術研究學者后，卻將目光轉向中國藝術，從此他就再沒離開過這個領域，沉浸其中達五十年之久，廣泛涉及中國的建筑、雕塑、園林、繪畫，乃至城市規劃等諸多領域，從理論到作品，從鑒賞到收藏，都有卓越貢獻。他曾是歐美多間博物館和私人藏家中國藝術收藏的顧問，他本人也是中國藝術的收藏家。中國傳統藝術研究改變了他的藝術眼光，甚至影響到他的生活方式。一生著述極豐，有關中國藝術的著作就有：《北京的城墻與城門》（1924）、《五至十四世紀的中國雕塑（1925）、《中國北京皇城全圖》（1926）、《中國早期藝術史》（1929—1930）、《中國畫論》（1933）、《中國園林》（1949）等，其巔峰之作是七卷本的《中國繪畫：名家與原理》（1956—1958）。作為一位西方學者，幾乎成為中國藝術研究的百科全書式人物，這真是十分罕見的。

在精神對話中綻放藝術之花

喜仁龍沒有居高臨下的態度，他是來中國藝術的領域尋找精神對話的。他認為，藝術是心靈深層的聲音，沒有時間、地域界限，只與喜愛她的人款曲往來。

喜仁龍是一位具有浪漫氣質的詩人，特別重視心靈的微妙感受，他的藝術史研究就膺有這種精神氣質，這也往往是他的研究最為感人的地方。高居翰曾經是喜仁龍的助手，高居翰的藝術史敘述像一個小說家，來龍去脈，娓娓道來，令人神往。而喜仁龍則更像一個詩人，藝術研究就是他的“詩的作業”，他以詩性貫通藝術研究的里程，東方藝術的詩性精神對他來說最為會心。

喜仁龍花了幾年時間，在斯德哥爾摩郊外的利丁厄島上，親自設計營造一處具有東方情調的住所。這座三層樓的建筑，雖然整體上是瑞典風格，但融進大量的中國元素，有他喜歡的北京紅墻，室內還做了一個類似蘇州園林的月門，臥室、書房、會客廳陳設著大量的中國藝術品，連天花也按中國式樣建成，家具更是如此。圍繞建筑，他還建立一個具有東方情趣的花園，園中有曲折的小徑，潺潺的溪流，隨意俯仰的花木，還有假山點綴。他說，生活在這樣的世界中，“用精神引導和真理之光照亮四周”。

這位身材不高、頗為優雅的學者，對中國藝術研究，既有探險家的意志，又有藝術家的熱情，更有一個哲學追求者的冷靜理性。喜仁龍的足跡踏過中國一半左右的國土，既在北京、上海、杭州、西安等大城市流連，又深入鄉村，深入考古現場，去發現第一手的藝術研究資料。他來華大量時間是在驢車上度過的。他曾經花很長時間去丈量北京的城門、城樓，在斷墻殘垣中送別一個個黃昏。他的這種視研究為修行的方式，不僅在西方，就是中國本土的藝術研究者，也是難以做到的。

在獨到眼光中彰顯學術價值

喜仁龍對中國藝術研究，不僅著作多，而且眼光獨到，見解深刻。他有很高的鑒賞水平，對中國藝術史發展過程有較全面的了解，對中國藝術諸多種類有細致的鉆研，他的很多結論至今都有重要學術價值。

如他看中國繪畫的歷史發展，特別重視元代繪畫的價值。元畫的面目與北宋顯然不同，像倪瓚的繪畫，多是枯木寒林，氣氛蕭瑟。在喜仁龍的很多研究界、收藏界朋友看來，這些繪畫缺少技巧，沒有生氣，少具收藏價值。但喜仁龍卻不這樣看。他認為元代繪畫開辟一個新的方向，是中國繪畫的重要轉換，理解明代繪畫，要到元代繪畫中去找源流。他的這一觀點顯然是符合中國畫發展邏輯的。

喜仁龍六次來中國，都在北京停留，他癡迷于這座古老城市的建筑和文明，他關于中國藝術的著述近半與這座城市有關。其《中國園林》中的大量內容也是談北京園林的，他將北京園林列為與蘇州園林同埒的存在。他對北京城的研究，蘊含著對這座古老城市的愛。他談到有坍塌危險的城墻時說：“只要對北京這些歷史建筑有一點興趣，且有資金的話，這都應該是第一批需要保護的建筑。”他認為關心那些已經逝去的榮光，是一座城市魅力的重要根源。他的這些描寫今天讀來，都使人心情不能平靜。他的這些思想，后來對梁思成有重要影響。

獨特的眼光，具有深邃的穿透力，這或許是讀他的作品時時覺得有力量感的原因。

在原理探究中追尋哲學智慧

喜仁龍先生是真懂中國園林的人，他與陳從周、童寯幾位學者，是二十世紀以來對中國園林風味闡釋最為出色的大師。喜仁龍稱中國園林是“自然形式下的藝術品”。這句話概括出理解中式園林的三個關鍵點：一是自然。沒有與自然的融合就沒有中式園林，中式園林強調的隨意性、非規則、非秩序的特點，所考慮的正是與自然的融合。二是形式。中式園林的形式，是繪畫藝術的延展，他將園林理解成三維的山水畫，就像繪畫手卷在現實空間中展開，它是詩意的，抽象的，又是富有情感的空間形式。三是藝術品。由自然與人工技巧構造出來的形式，是一種藝術品，是供人們看的，在其中優游的，在人們的視覺流動、心靈變化中，不斷產生出意義世界。在這三者之中，他認為，與自然的融合是中式園林的核心，也是其不同于遵循幾何構圖的歐洲園林和寂靜幽深的日本園林的根本特征。他尤其重視以時間的目光來看中式園林，他認為，中式園林依循大自然無常的變化本質，在時間的節奏中展現其無盡的魅力，納千頃之浩蕩，收四時之爛漫，是中式園林的基本法則。

喜仁龍對中式園林水的分析極具智慧。他認為，中式園林在水的利用上，程度之高、手法之巧，在世界園林中罕有其匹。水是園林的血脈，使分散的景點聯系起來，在靜止的空間中寓于激蕩的活力，有了水，就有了流動的生機，有了變化的節奏。園水干涸，就像人停止了心臟跳動。他引用錢伯斯（William Chambers，1723—1796）的話說：“他們將清澈的湖泊比喻為一幅意境豐富的畫作,其與周圍的一切都達到完美融合。也就是說,可以通過這一汪水瞥見整個世界。通過這片水,你可以感受到另一個太陽,另一片天,另一個宇宙。”曲曲一灣柳月，濯魄清波；遙遙十里荷風，遞香幽室。他認為中式園林的精髓，正在水的蕩漾中，水無盡，趣也無盡。

喜仁龍重視中國雕塑、建筑的研究，也重視觀念的引導。中國藝術原理的把握，為他鑒賞中國藝術提供內在的理論支撐。他對中國藝術有一種“體系化”的理解，不是概念的體系化，而是對內在精神的圓融把握。

（作者：朱良志，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