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難寫，因為不好把控“火候”——“火候”過了，難免吹吹捧捧；“火候”欠了，又會單擺浮擱，皆非真實的“人像”。所以，我沒怎么寫過熟人，大部分人都是在初識時寫下的，萍水相逢的“一面之緣”。

然而奇怪的現象是，等到真和一個人變得熟絡，往往會“述而不作”；待多年后回望那個一面之緣的“他”，反倒覺得比眼前的活人真實。時間、距離不斷發酵，讓人和事奇妙化合，無理可講；陌生面孔激發的記憶片面卻充實，熟悉的臉倒是越看越生疏，搜腸刮肚得來的記憶散碎到無法拼湊。實話說，“述而不作”的背后是“怕”，熟人間的界限不減反增，話到嘴邊，更得掂量。

但鄂力似乎是例外。雖然我與鄂力經常見面，卻從未有寫他的“企圖”，直到這次他在北京辦展覽，提前一個多月就“先行告知”，我看得出他“心急”，卻總斗不過自己的“心魔”——和他從來有話直說，一下筆反倒猶豫起來。

有話直說是有原因的，因為鄂力不愛說話。飯桌上的他除了張羅著“賓主頻頻舉杯”，其余時間就是聽別人海聊，見縫插針冒幾句話，輔以反問式的“是嗎”；旁人吞肉吐骨、風卷殘云，他氣定神閑、偶動匙箸。曲終人散時，周遭彌漫著熏天的酒氣，他的骨碟仍能照見人影。總歸是不能冷場吧，人少時我就“單口相聲”，人一多有“話癆”撐場，我便埋頭果腹，于眾泯然。而鄂力始終是“氣氛組”的，毫不顯眼，但大家聊開心了，他那標志性的憨憨一笑，讓反射弧長的人回過味兒來：“呦，鄂力今天也在啊！”鄂力只有喝大時才愛說話，而且說的是支支吾吾的“車轱轆話”，好幾個人最怕晚上接他電話，一接起來就掛不了。

這“不愛說話”好似是天性使然，但在我看來，個中原因也許沒這么簡單。在我大學畢業到“五色土”編副刊的年紀，鄂力得到了他這輩子最珍貴的“收藏”——一批在北京工作、生活的老派文人。經歷苦難歲月的起伏，這批剛安定下來的老派文人來不及怨念，決心要把失去的時間補回來，急忙投身創作與著述。密集的工作終究難以沖淡生活的單調與苦澀，他們習慣約上三五好友“擺龍門陣”，作為“小朋友”的鄂力也時常被叫過去聽一聽。這些比鄂力大幾十歲的人觥籌交錯、述往談今，“小朋友”自然是不敢插話，也插不上話；文人扎堆兒的飯局又是“吃人”重于“吃菜”，“叨陪末座”還得兼職斟酒添茶，哪兒有時間動筷子，也不好意思動筷子……這些在飯桌上“鍛煉”出來的素養，至今仍在鄂力的一舉一動間流露出來。

時日一長，聽“大朋友”聊天，倒成了鄂力的“家常便飯”。面對一個愿意聽自己講故事、講過去故事的“小朋友”，這些“大朋友”會將通透與達觀的一面示出，不再“設防”，講些心里話、說些實在話。聽這一席話，真的“勝讀十年書”，更何況是一席復一席。再加上這位“小朋友”身上有朝氣、為人好脾氣、辦事用力氣，最重要的是能喝酒，日漸“不是親人勝似親人”：楊憲益先生和他喝二鍋頭打發閑散時光、吳祖光先生大清早敲窗戶讓他起床、王蒙先生跑到馬路對過叫他接電話……甚至黃宗英還將自家的要事托付給他。這讓我覺得不可思議，家務事怎能輕易交給外人？但鄂力就是這么讓人放心，他不貪、不占、不惦記，黃宗英不止一次說他“好人”。

我是通過“好人卡”才了解到“好人”這個詞變味兒了，細想之下，“好人卡”之前還有“老好人”；當一個人們普遍認定的“共識”開始被曲解，進而形成新的共識，實際上也預示著社會生態變得交雜，但這并沒有影響我對鄂力的“好”的認知。在當時那種波動的時代氛圍中，與這些“大朋友”保持交往，反倒讓鄂力變得純粹，他比同齡人看得更多、想得更多，也就能更多的看得開、更多的想得開。一生來去，不過如此，何必追求“浮財”？那些沉淀在內心的吉光片羽，才是決定面對人生輾轉的“真經”。這“真經”不易取，一般人也沒機會取，且念歪的是大多數；既然選擇守正，也就意味著要坦然接受另一種失去。

我是這么認為的，鄂力是一個活在“時代夾縫”中的人。原本他可以沿著大部分同齡人的人生軌跡，專心走世俗定義下指向成功的那條路，然而在人生重要一站這段極其特殊的交往經歷，改變了他的成長軌跡，足以影響他一生。他沒有炫耀這些經歷，也沒有用這些經歷來謀求“搖身一變”的資本，他不做演講、不當作家、不為人師，仍舊天天提著布兜子到菜場討價還價，窩在展廳角落看別人夸夸其談。他自甘平庸，并無妄念，不僅因為他為生計燒過鍋爐、賣過白菜，也因為他親眼見過那些“大朋友”不示常人的另一面。那一面，是家家都逃不過的嘈嘈切切。

除卻浮華的矯飾，人性和人生便不過如此，赤裸又無聊，這些“大朋友”讓鄂力多活了好幾十年，少走了一堆彎路，但也注定了他要深刻體會到時代割裂帶來的那種痛。這種痛，說得“云山霧罩”一點，就是社會發展所帶來的兩種思維方式的對撞——一面是深耕、繼承與沿襲，一面是“元宇宙”“異次元”與“破圈”；要是翻譯成大白話，那就是他得寂寞著。

近段時間，“大朋友”一個接一個地故去。于年輕人而言，他們都是活在教科書里的閃亮的名字，但對鄂力來說，那可是一個個交往了幾十年的長輩，以及背后潛藏的一段段難忘的故事。還記得2018年8月，我和鄂力一起去見方成先生最后一面，儀式進行中途他突發低血糖跑到戶外緩口氣，嚼著面包喝著可樂，我見他面容憔悴了，眼眶紅了，心里正滴淚。他在和“大朋友”告別，也在和那個滿懷真誠與熾烈的時代告別。新冠疫情一來，跨省探望多有不便，養老院也時開時關，一年見上一面都奢侈；不僅是“大朋友”接連故去，連飯局的也湊不夠人頭了，他只好打開微信群視頻通話，搞起“隔空干杯”。

寂寞太久，鄂力病了，總吵吵戒酒又屢戒無果的他最終“因病戒酒”。昔日方成先生在漫畫里畫的那個肩上扛著大刻刀，腰間挎著好幾塊章料，背后別著一堆酒瓶的“超重戰士”，弄丟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個吃飯的家伙什兒。本來他就不愛說話，沒酒喝，他更不說話了，每天窩在家里練字、讀報——他是我知道的唯一一個把《北京晚報》讀到“尋人啟事”的人。結果就是這個不說話的人，突然說他要辦展覽。

哦，鄂力是篆刻家，不過他從沒把自己當成“家”，因為他見過真正的“家”是什么樣子。他從小就愛篆刻，幾十年里刻過無數印章，也有不少“大朋友”為他的篆刻“鼓與呼”。那些印章上的名字，不必贅述，都響亮得很；印章背后的故事，只有他自己知道，好長一段時間他都“述而不作”，推說自己“不會寫東西”。與其當成藝術作品，不如視作那個遠去年代里真誠交流與交往的別樣見證吧，畢竟沒有幾個搞篆刻的人，能在這一方方石頭里傾注這么多文化味道與朋友情誼。看這些印章，就仿佛又遇見那一個個飛揚著青春與理想、歷百折而不撓的中國文人。

“酒酣胸膽尚開張”，掌燈細思量。縱然說好“不干預”，談來卻游宕。哪怕是傳記，一個人的人生也很難說盡，不妨隨性住筆，借徐肖冰先生評鄂力篆刻的妙語一用——懇請鄂力“‘刀’下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