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孔柔先生迎來期頤百歲的喜悅。在上海詩人中，高齡長壽者不少，但跨入百歲門檻的，惟有孔柔。

近日，我去他府上拜望，他說見過我，還記得的。我驚訝于他的記憶。二十年多前，在作協會堂舉辦詩歌活動，眾多會員中，他總是早早到來，坐在最后面的位子上。會議結束，他就獨自離場。后來，他漸漸來得少了，我也漸漸淡忘了他。

見面我問他，好多年不參加詩歌活動了，他答道，老了思想不敏銳，詩情也不靈動了，主要寫些舊體詩，就不好意思來了。我想，一些詩人進入老境，漸漸遠離新詩而重拾舊詩。辛笛先生晚年寫了不少舊體詩，還對我說：新詩易學難工啊！舊體詩看著難寫，入了門就不難了。孔柔與辛笛有著同樣的寫作甘苦。生活所見，他興之所至，一吐為快，集腋成裘，二十年前，出版了舊體詩集《桴浮集》。這書名，是他把自己的一生，比作大海里一葉木舟，在風浪中漂浮。他寫新詩寫舊詩，還寫評論《深入到人物心靈世界中去》，還翻譯薩波托斯長篇小說《黎明》、伊拉賽克《燈籠》等多部劇本。他的經歷，在上海詩人群中，是獨特而豐富的。

1922年4月，孔柔出生在山東曲阜一戶書香人家，緊鄰泰山下的龍虎街。孔子故里，詩書傳統深厚。他幼承庭訓，每日做完功課，就要誦讀一些古典詩詞，除《詩經》之外，還有唐詩宋詞，以及譯自歐美詩人的現代派新詩，對詩歌產生無法割舍的喜愛。從摘抄名篇佳句開始，迷戀于五言七絕，也學著涂鴉。但日寇全面侵華，曲阜淪陷，學校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課桌。他與進步同學向往延安，悄悄離家，經南京、蚌埠、洛陽去西安，卻因交通受阻，轉而去了大后方重慶，并考入重慶民治新聞專科學校。一路上目睹國破家亡、民不聊生的一幕幕慘狀，孔柔悲憤激昂，詩情滿懷，一腔熱血投身抗戰的洪流中。

他想，在這樣嚴酷的環境下，必須以更有力的詩歌形式來反映這個時代。他開始放棄舊體詩的寫作，代之以新詩一抒胸襟，以適應快節奏的現實生活需要。他與幾位愛好詩歌的同學，不怕險惡的環境和經濟的貧窮，成立了“短笛詩社”，大家寧愿忍著饑餓，也要湊錢買來紙張，自費編印出版小小的《短笛》詩刊，除了他們自己寫詩，還約請時在重慶的著名詩人臧克家、徐遲、王亞平等寄來詩稿。第一期刊發后，獲得許多贊譽。他們再接再厲，很快把第二期的稿件編排好。可是，由于詩歌內容進步，受到當局的干涉，再加上一時拿不出足夠的印費，第二期終于胎死腹中，他深感惋惜，寢食難安。

抗戰勝利后，孔柔來到上海，一時找不到工作。他就把時間用在寫詩上，選合適的如《報童》《給范嫣》等，發表在《詩創造》和《大公報》副刊上。一次，在居無定所的情況下，他把自己的一只皮箱托朋友寄放在《新民報》儲藏室內。由于報紙言論有不少進步傾向，竟受到當局的查封。待風頭平息，報社解封后，孔柔趕到報館，尋找自己的皮箱，卻已遍尋不見。他痛惜的不是箱內的一些衣物，而是自己辛苦購來的珍貴詩集，以及自己的詩歌手稿、詩友們的信件。記得手稿中有二十多首七絕詩，其中有“狹窄蜿蜒石板道/竹籬茅舍把身安”，寫出了當年的困苦現狀。也有“戰火紛飛另有天/蟄居此地似桃源”之句，寫出了身處艱難環境下的樂觀心態。

1949年后，孔柔從郵政局調到勞動出版社任編輯組長，又調往北京，任工人出版社理論讀物編輯組長。他記得，為了組到好稿，斗膽叩開人民文學出版社大門，受到社長王任叔（巴人）的熱情接待和大力支持。50年代，他被錯劃“右派”，下放云南，憑著文學功底，進入《邊疆文藝》編輯部，擔任詩歌組長。在新時期初，孔柔獲得平反并回到暌別已久的上海，進入剛復刊的《收獲》雜志社任編輯，適逢王任叔公子王克平來滬，將其父遺稿四篇交孔柔審閱，捧讀之下，不禁憮然，請克平撰寫《后記》，一并發表在當年《收獲》雜志上。

那些年，在《收獲》編輯部，是孔柔最感舒心的幸福時光。那年，他在巴金、吳強的帶領下，與編輯部同仁及各地中青年作家，到莫干山參加復刊后的第一次創作筆會，諶容、張辛欣等都寫出了力作。巴金寫了《序跋集》跋文，落款是“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在莫干山”。筆會八天里，孔柔詩情高漲，寫出一組《莫干山雜詠》（六首）。后來，他又隨作協老作家、老編輯赴杭州，在“創作之家”小住數日，與大家暢談人生交流創作。《收獲》老同事彭新琪對孔柔的人品了解甚多，評價亦高。說孔柔從上海到北京到云南，長期夫妻兩地分居，卻毫無怨言，曾獲得全國優秀文學編輯的榮譽，是真正默默無聞、為作家作嫁衣的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