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穆有衡，魯敏長篇小說新作《金色河流》的主人公，書中人習慣稱他為“有總”。對我們來說，有總大概是一個相當熟悉的形象，中國1978年以后的初代民營企業(yè)家，一個商人、富人，在社會新聞、影視頭條或者網(wǎng)絡段子中，圍繞他們的戲劇人生充斥于互聯(lián)網(wǎng)。然而這位主人公又分明如此陌生，想想看，新時期以來的當代小說創(chuàng)作中，少見對這個人群真正的文學關注、描摹與表達。他們往往偏于一種背景化、符號化的存在，在暴發(fā)戶和霸道總裁這兩種形象之間搖擺。

而在現(xiàn)實中，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中，這群人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他們的起伏進退，他們命運人生的跌宕，深刻影響著中國社會40多年的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生活，更集中攜帶著一個時代的氣息。穆有衡這樣經(jīng)濟生活中的弄潮兒本該成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天然素材，然而關于他們的表達卻并不多。究其原因，嚴肅文學寫作中對財富故事有一種天然的回避；相比于鄉(xiāng)土題材、知識分子題材等，作家們普遍缺乏對這個人群的了解、理解，以及書寫他們的既有文學資源。

《金色河流》所處理的經(jīng)驗，正是走出了作家們普遍熟稔的舒適區(qū)，呈現(xiàn)了熟悉又陌生的故事和人物：嚴重腦中風而半身癱瘓的商人穆有衡，在自己生命倒數(shù)的最后時刻，帶著自己的大額財富以及如何分配和傳承的巨大焦慮，回顧了自己從下崗工人到集團老總的一生——“白手起家，是斬草劈蛇的開路先鋒，也是亂中取勝的野路子，三四十年沖殺下來，固然是吃了很多苦頭，流了不少血汗，但毫無疑問，最肥厚的那一勺豬油都挖到了他們碗里。”在經(jīng)歷了回憶講述中對自己財富積累中“原罪”的自我審判和自我辯解的猶疑、矛盾和煎熬后，小說結尾處，貌似陰錯陽差、從無意識到有意識地回饋社會的捐贈中，穆有衡完成了對自己財富的安置，也完成了自我靈魂的安妥。

二

阿耐反映改革開放的長篇小說《大江大河》改編電視劇后，一度引發(fā)熱烈討論，作品塑造了代表國有、鄉(xiāng)鎮(zhèn)和個體經(jīng)濟的三個人物形象，以他們的闖蕩和浮沉支撐了小說的大敘事。不同于《大江大河》的“正面強攻”，《金色河流》重在挖掘和呈現(xiàn)40余年中先富起來的一撥人在財富增值過程中的心路歷程，其商海沉浮和商戰(zhàn)拼搏是略寫和虛寫，而財富傳奇中復雜的人性凝視與探究以及中國式財富觀念的變遷，才是小說的敘事著力點。

《金色河流》以主人公臨終前對自己大額財富的處置過程作為基本情節(jié)線索。穆有衡，有總，作為工人出身的改革開放初代創(chuàng)業(yè)者和民營企業(yè)家，在世俗尺度上獲得成功之后，面對著遠超自己生活和消費需要的財富，他處置金錢的態(tài)度經(jīng)歷了一個漫長而痛苦的變遷過程。和大多數(shù)同齡人一樣，有總出生和成長于物質匱乏的年代，且未能擺脫中國傳統(tǒng)觀念的影響，有了錢，最本能的想法是要將財富在血親和家族中傳承下去。然而有總的大兒子穆滄是自閉癥患者，小兒子王桑性格叛逆，立志“此生務必要跟穆某撇清，他的金山、銀山，一分不要”，家族傳承模式碰壁。有總還試圖用財富為自己留名人間、流芳百世，但最終因為各種條件所限而不了了之。在“孫子”和“面子”都沒能用金錢輕易置換之后，有總陷入了一種深深的無奈和悲哀之中，由此他對金錢、人生的認知也開始了另一種思考。

面對著諸多人生難題，有總此時內心最大的不安、最難以釋懷的卻是怎樣在臨終前完成自我救贖。小說中經(jīng)由他的自述，我們得知其原始資本積累過程中第一桶金的來歷、其中的“原罪”以及歷史遺留問題——朋友何吉祥遭遇意外，臨終前拜托有總將一大筆錢轉交給自己懷著身孕的女友，然而有總藏匿貪吞了故人遺產，將其作為自己創(chuàng)業(yè)發(fā)家的啟動資金。盡管后來他找到了故人之女并一直以慈善之名資助，試圖借此減輕道德負重，但一直以來這都是有總的巨大心病，是他幾十年乘風破浪、志得意滿的人生中始終擺脫不了的內心審判和靈魂煎熬。

如此，賺得盆滿缽滿的有總，手中的大筆財富卻沒能幫他獲得家庭和睦、內心平靜、歲月安好，在這種“窮得只剩錢”的生命窘迫中，他對于金錢的認知和思考開始發(fā)生質的改變，最終，他找到了對自己財產最滿意、最安心的處置方式，以此完成了一個中國商人金錢觀的現(xiàn)代化蛻變，從被金錢驅策到成為財富真正的主人——顯然，這正是作者對這個人群進行觀照和表達的目的。

三

《金色河流》通過多視角敘述切換來實現(xiàn)對主人公穆有衡的形象塑造和內心呈現(xiàn)，這也成為小說的基本結構。這一人物形象的漸次分明主要來自他自己、謝老師（秘書兼“大管家”）、小兒子王桑的講述，他們基于不同的立場和角度，或自我表達、或暗中記錄和評判、或直言對父親的印象和評價。

穆有衡的自我講述中包含著強烈的傾訴和情感釋放，更充滿了懺悔羞愧和自我辯解、備受煎熬與自我安慰的重重心理矛盾。而小兒子王桑在小說中兼具雙重功能，是推動情節(jié)以及塑造主人公形象的視角之一。作為有總唯一身心健康的兒子，他本該是產業(yè)和財富的繼承者，但有總對他的人生安排，激起了他決絕的反抗和背叛，他對父輩大筆財富的疏離甚至厭棄，包含更年輕一代迥異的金錢觀：錢只是手段、路徑，不是目的，當金錢不能帶給一個人真正的舒心和滿足，它反而成了枷鎖和束縛。那把出生時含著的金鑰匙，未必能真正打開王桑人生的大門。小說中，王桑對父親從排斥、沖突到逐漸試著接受，最終“他從沒像現(xiàn)在這樣，理解和尊重父親”，甚至意識到父親和他那些商人圈里的老朋友們“都是前仆后繼創(chuàng)造財富的人啊，是了不起的”。而在有總財富觀念的轉變中，王桑的態(tài)度顯然起了重要作用，兒子對金錢的厭棄促使他更深入地思考財富對于人的真正意義。

還有一個重要視角來自謝老師，他的講述也構成《金色河流》敘事結構上的“元小說”部分。媒體出身的謝老師因報道穆有衡公司的一樁事故而丟了工作，而后卻被穆有衡看中，招進公司做自己的貼身秘書。而受雇只是謝老師的“詐降”，真正目的“是為了潛伏與臥倒，他要做一個長線的、總賬性的選題，搭上大半輩子來干，以揪出有總的金錢原罪史，把他寫個底兒掉”。謝老師帶著“復仇”之心和“為富不仁”的預設，小說中反復提起的“紅皮本子”上陸續(xù)記下了他搜集到的材料、對有總的評價以及各種構思，為小說引入了一個觀察和理解主人公時更具挑剔、質疑的視角。謝老師對有總的情感和認知的復雜變化，某種意義上頗具象征意味，他對有總的先在印象——其實也是人們對先富起來的老板們通常的印象——為富不仁、粗鄙、暴發(fā)等等，在不知不覺中發(fā)生著變化，其實這也正是以文學的方式靠近、打量、理解和呈現(xiàn)，進而真正打開和深入一個人的過程。20年來，謝老師從一個懷揣想當然成見、獵奇的外部闖入者，逐漸成為了穆有衡身邊重要的一部分，謝老師一再變化的立場，正是文學所應秉持的立場，打破了之前那些理所當然的想象。謝老師在主題構思上的反復思慮和猶豫，意味著對有總這個人、這群人的理解、評價和定位大概真的沒有那么簡單和明了。至此，謝老師“紅皮本子”的記載，與有總的自述、王桑的講述，形成一種相互辯駁、又相互印證和補充的復雜關聯(lián)，最后匯聚而成穆有衡復雜、豐富、耐人尋味的人物形象，用小說中謝老師的話來說，“是潔凈的藏污納垢與包容萬象，是原罪的肥沃大地與鮮花怒放”。

四

《金色河流》中的謝老師“紅皮本子”所結構的“元敘事”，既是整部小說的功能性部分，參與了人物塑造與主題深化，同時又別有洞天，借此探討了寫作的基本倫理和基本方法、寫作者和書寫對象的情感立場設置等問題，成為《金色河流》另一個頗具意味的敘事和結構層次。此外，小說的主要敘事目的雖然是呈現(xiàn)有總的人生與心路歷程，但魯敏顯然不急于直奔主題，比如對有總故人遺孀、女兒性格命運的描摹，亦是激蕩40余年中國故事的另一個面向。如此，小說的層次感更加豐富，它和生活真正同頻共振，因為生活本身便是如此混沌、豐富而復雜。

《金色河流》為中國當下文學現(xiàn)場提供了一個新的人物形象，在吳蓀甫、周樸園、徐義德（周而復《上海的早晨》）、馮石（王剛《福布斯咒語》）等人物譜系中增加了穆有衡這樣一個改革開放初代頗富個性同時又極具代表意味的企業(yè)家形象，其身處的時代更具人性的挑戰(zhàn)和考驗，他也因此更為豐富和復雜。《金色河流》還開啟了一個嶄新的文學議題，40多年后的今天，怎樣以文學的方式理解和呈現(xiàn)中國社會現(xiàn)實以及時代精神、文化，當然，還包括穆有衡這個人群的時代光芒和歷史局限性，他們的“原罪”和救贖。時代的文學記憶和文學經(jīng)驗是不可替代的，同社會大轉型中看得見摸得著的經(jīng)濟、社會實踐成果相比，它為中國社會帶來的心理、文化和內在觀念的變遷，可能就沒有那么容易發(fā)現(xiàn)和辨認。文學的力量在這時得以凸顯，《金色河流》貼著人物的寫法，寫好有總這個人物，時代的基本樣貌和底色氣質也就自然勾勒呈現(xiàn)出來了。深刻理解有總這個人物和他的故事，某種意義上也是深刻理解一段澎湃的時代進程，更是對今時今日如何看待財富創(chuàng)造與流傳的一種文學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