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紅色五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文藝座談會。毛澤東先后于1942年5月2日和5月23日發表了兩次重要講話。會后，這兩次講話被整理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文（以下簡稱《講話》）。這篇經典之作，總結了中國革命文藝運動的基本經驗，明確了文藝為人民大眾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解決了長期以來沒有解決好的文藝的革命方向問題，為創造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作出重大貢獻，對于新時代的文藝工作仍然具有指導意義。

緣由與發起

抗日戰爭爆發后，延安作為中國革命的圣地，吸引了許多向往光明前景的愛國人士和知識青年，他們沖破重重阻力，從四面八方奔向這片熱地。其中包括一批滿懷革命理想的著名人士，如歷史學家范文瀾，哲學家艾思奇，文學家田間、何其芳、艾青，藝術家呂驥、蔡若虹，等等。這些知識分子的到來，為當時延安的文化生活注入了新的元素，也為黨的文藝工作增添了無限活力。

總體來說，這些知識分子有著強烈的革命熱情，但他們中確實有部分人身上“或長或短地拖著一條小資產階級尾巴”，存在著不少亟待“改造”的問題。

比如，嚴重脫離群眾。這些從城市來到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有不少人崇洋、崇古，看不起歌頌抗戰的文藝節目；有些人過度關注文藝作品的形式、創作的方法與文學的技巧，缺少對真情實感的表達，忽視對現實生活的描寫；有些人不熟悉根據地工農兵的生活、不懂老百姓的語言，創作的文藝作品嚴重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不能滿足群眾的需要。

自由主義傾向。當時的延安，有些知識分子出現了自由主義傾向，偏離了革命文藝的立場和方向。在政治和藝術的關系問題上，有人主張把藝術放在政治之上；在立場觀點問題上，有人認為作家有了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就會妨礙寫作；在文藝批評問題上，有人主張文藝的任務就是“暴露黑暗”，寫光明就是所謂歌功頌德。

宗派主義色彩。大量文藝工作者來到延安，組成了為數不少的文藝團體，大多能夠發揮協助抗戰的積極作用。即便如此，這些文藝團體中的知識分子之間仍舊存在間隙，并逐步形成各自的“小圈子”，將宗派情緒夾雜在正常的爭論中，當時《草葉》與《谷雨》這兩本雜志，均在各自開辟的專欄中進行激烈的爭論。顯然，宗派問題對革命文藝運動的發展是十分不利的。

延安文藝界的這些問題，尤其是脫離群眾的問題，引起了黨中央的極大關注。毛澤東對此也深感憂慮，決心好好抓一下。1942年，全黨普遍開展了整風運動，同時也發動了文藝整風運動。這一年的春天，毛澤東通過個別約見談話和寫信征求延安文藝界人士的意見等方式，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通過廣泛交談，毛澤東弄清了文藝界的問題，在1942年4月10日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正式提議并獲準通過召開文藝座談會的決定。

內容與精髓

延安文藝座談會先后于1942年5月2日、16日和23日召開了三次大會和多次分組討論會議。其間，毛澤東發表了兩次重要講話，內容主要涉及文藝工作者的立場、態度、工作對象及文藝創作等重大問題。

概括起來，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無產階級文藝的黨性原則。無產階級政治和文藝有著緊密聯系，文藝事業是整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出，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于一定的階級，屬于一定的政治路線的革命的文藝，應當為人民大眾所服務，超越階級與政治并道而行的藝術是不存在的。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事業當中的一部分。如若無產階級事業是一部運作中的機器，文學藝術便在其中起到“齒輪和螺絲釘”的作用，毫無疑問，革命文藝服務于被明確的革命任務，同時在黨的革命事業發展進程中，施展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在黨的全部革命工作中，革命文藝的地位是被確定好了的，同時與政治有著辯證的聯系，是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的，對政治有著十分“偉大的影響”。

文藝的服務對象是人民大眾。文藝的工作對象，也就是文藝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是一個原則性的問題。在《講話》中，毛澤東提出，文藝不是服務于資產階級的，要能夠“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文藝要服務于人民群眾，真正的革命文藝作品是可以經得起時間與人民的檢驗，并且得到人民的認可的。在指明文藝創作正確的方向后，毛澤東進一步闡述了如何服務于人民群眾的問題。毛澤東提出，文藝工作者要能夠對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有一個全局性的認識，與工農兵打成一片，將創作的立足點轉移到工農兵群眾與無產階級方面，這樣革命文藝工作者才能夠進行流暢創作。

文藝批判的政治標準。衡量、批評、分析文藝作品的政治標準就是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需求和利益，在這個基礎上明確堅信什么、篤定什么、否決什么、駁斥什么。在《講話》中，毛澤東提出，革命文藝家要自覺地歌頌群眾的革命斗爭，對迫害人民群眾的行為進行暴露。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歷史的大趨勢在其生活中能夠得以表現，革命文藝工作者要能夠對其生活進行歌頌。對于人民群眾自身的不足，革命文藝工作者要避免敵對的狀態，采用教育群眾的態度。這里明確了歌頌與暴露的對象，同時強調以光明為主，在當時是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文藝創作來源于生活。文藝創作內容來源于主觀世界構想還是社會生活的實際，這是文藝作品有無強大生命力的關鍵所在。在《講話》中，毛澤東明確指出，生活是文藝“唯一的源泉，因為只能有這樣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個源泉。”群眾的語言藝術具備強大的生命力，要成為中國有成就的文學家、藝術家，必然要深入到群眾生活中去。同時，毛澤東還指出，文藝工作者要創作出好的作品，要能夠端正自身的主觀愿望，也就是創作作品的動機，并且要妥善考慮到作品對于社會大眾的效果，也就是社會實現。顯然，如果文藝創作離開了生活實際，那就不可能產生社會大眾的效果。

影響與啟示

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及《講話》的發表，對抗戰時期革命文藝運動的發展以及后來黨的文藝政策的制定、文藝工作的健康發展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講話》發表后，延安文藝工作者掀起了學習高潮，他們深刻檢查剖析自己的思想，堅持文藝為人民大眾、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深入到農村、工廠和部隊中，創作出一大批適應抗戰需要、深受根據地群眾歡迎的優秀文藝作品。如，戲劇方面魯藝的大型新歌劇《白毛女》，以及1943年春節開始的“新秧歌”運動中的王大化和李波合演的《兄妹開荒》、馬可的《夫妻識字》、平劇《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莊》等；小說方面有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以及歐陽山的《高干大》，等等。這些文藝作品，不僅在當時深受廣大群眾的喜愛，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是人們記憶中的紅色經典。

《講話》的發表，也標志著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即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形成。文藝為人民大眾、為工農兵服務這“二為”方向，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基石，影響著后來我們黨提出的“二為”和“雙百”方針。1980年7月，黨中央根據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總任務正式提出“二為”即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這個方針繼承和發揚了毛澤東文藝思想的“二為”精髓，是毛澤東文藝思想在社會主義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運用，為發展繁榮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提供了基本遵循。

80年后的今天，重溫這篇著名的《講話》，依然帶給人們很多思考與啟示。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文藝領域的指導地位，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與立場剖析社會生活，創作出同時代相適應的文藝作品；始終堅持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團結、依靠廣大文藝工作者，引領他們尊重和遵循文藝規律，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斷促進文藝繁榮發展；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堅持為人民、寫人民、服務于人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堅持在人民生活中進行美的發現和美的創造，熱忱描繪新時代新征程的恢宏氣象，生動展現和深刻反映人民創造歷史的偉大巨變；始終堅持守正創新，用跟上時代的精品力作開拓文藝新境界，用情用力講好中國故事，向世界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

（作者陳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