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里第一次提到“霧水”，還是十年以前，當時是作為一個模糊的地名出現（只出現了一次），等我真正把這地名作為小說的主要背景進行打量，還是這五六年間的事，竟也這么寫了十來篇“霧水”故事。“霧水”也在一次次書寫中，漸漸變得清晰起來。

霧水是這樣的：一條被當地居民稱作河的大江流過，在西邊的最高峰間聳立著一座高達一百六十五米的拱型重力壩，是在巖溶典型地區修建的一座大型水電站，這是當代霧水的起點，也是鎮子這一舞臺的邊界，而另一處邊界在東邊江水拐彎的地方，這里有一座鐵路橋，也是在這里，大山收走了河流的身影。兩處邊界勾勒出一條月牙形的地帶，這正是霧水的空間背景，而時間來自于二十世紀中后期。建設大軍到來時，這里還是一處荒涼的村落，直到施工局和電廠龐大的家屬群體留守下來，一切才開始劇烈演變。這些外來單位各自建立起了近于封閉而又完備的“生老病死”服務機制，和所有西南的三線單位一樣，這里自成一個小社會。有人就有活力，它只會吸引更多的人，小鎮大量外來人口的遷入聚攏就是明證，各行業與時代一道邁入了強勁發展的路途，一時間有操著各種語言的人游走在大街上，尋覓著機會，并且也找到了相應的機會。這是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風景，也是鎮子的頂點。

這樣的來路，是我所置身但談不上熟悉的風景，它來自此刻的歸納。至于為何多年過去，我才開始審視這里的一切，將兒時的居住空間拓展為現在的小說場域，很難說清了。要說的話，這可能是一種回望，在成熟起來的年紀，借由小說去審視那些曾經被我所漠視的一切。那些人物，以浮光掠影的存在給我留下了吉光片羽式的印象。是時候了，該撥開迷霧去重新認識他們。可說起來，我對那里又有多少了解呢。簡單的地貌與環境不足以對人產生更深的了解（更別提理解）。這是困擾我寫作進入的障礙，歸根結底，小說所要表現的，還是人，是人的境況。而進入之法，除了依托這樣的環境進行虛構，別無他途，因為我早已錯失認識“他們”的機會，這是另一種重返的嘗試，讓當下的成人之眼去回應當初的童年印象，讓淺薄的印象成長為鮮活的肉體，這仿佛是藝術的回溯，從印象到具象。

“風景是棲居者的生活環境，有時似乎更接近于一幅幕布，人們的掙扎痛苦、成就輝煌、意外事件在幕前一一上演……風景不僅僅是地理意義上的，對于那些居于巨幕背后的人們來說，它同時有著傳記性質和個人色彩。”這是約翰·伯格的話，卻是我回答以“霧水”為背景書寫的最好標底。

在書寫人之前，要建立一個清晰的場域，讓他或她在其間發生關系，建立起連貫的又不被察覺的相互作用。在這里，背景還不僅僅是人物的盛放之地，作為容器般的地域，它本身也是被人改造后的景觀，是人施加的潛移默化的影響表現、是人的意志落實的當下程度。而其中的作用，也是兩種力量的妥協，并非哪一方占據了主導，而是在磨合中共存下來，制造出如今的面貌。而如何突出這兩者之間的微妙關聯，就不是一篇小說能解決的問題，所以一寫再寫，用足夠的篇幅，讓足夠的人去言說。圍繞霧水，我正是這么干的。只有通過各種不同的人群進行表達，一個地方的顯現才變得可能，且具有說服力。這里的人群大致分為幾類，有施工局留守處的，有電廠的，有當地居民的。我希望通過一種組合，形成一個更為復雜的地域，它并非是某一類群體的，它是所有人作用的結果。

寫小說在我是人物找人物，最終組成一個關系場域（既是地域之內的狹小空間也是由人的集合組成的更為廣闊的可以延伸的地帶）。已經存在的一種長久的批評指向是，現在的小說很難讓人記住一個人物。我倒覺得這是個片面的觀點（如果不放大的話），至少我希望能寫出一種令人信服的關系場域，而甚于去刻畫一個“鮮明”的人物。因為這樣的人物容易走向符號化，人所置身的環境必被鍛造得更加單薄（也可以說成鋒利），單薄即脆弱，若只寫成一篇作品，這是尚佳的選擇，可是要反復打量，就得讓環境變成它自身，讓它的包容不動如山，而事實上環境也并非險途一條，它是多種可能的匯集。我心里希望取勝的就是這樣一種整體，是那個關系場域的微妙與變動（在這微妙與變動中去表現人物），在此種情況下，我很難去把某一個人物寫得陡然高拔，高于他/她所處的群體。我相信，小說里的人也是這么想的，他們一定認為自己沒那么重要，他們只是經歷者，或者說得優雅點，他們都帶著中國式的內斂，這是數千年慣于沉默帶來的心理面貌。

有段時間我沉迷于石濤，他有一幅畫，看似非常潦草，上面題跋一句，“此吾前身也”。如果不是這句話，這幅畫可能要被觀者忽略。畫的什么呢：荒山、老松，一派凋落凄涼的景象。這景象卻是作者對前世的指認。“前世”是一種什么狀態？想來不過是對“過往—歷史”的回望，望到個體所無法抵達的過去，那或是“祖先—先賢”經歷的世代，或者拋開具體的俗世與人——是過去的風景。可景觀的指向又太明顯，它仍是世事的投射。所以對“前身”的指認，不論是物還是隱含的他者，都是對現世的反應。物與人的關系及比照，被人類早早確立的一個目的是：我們以為我們可以從人世間超脫出去，不去經歷一切。譬如換作一棵松。可是松也會經歷風霜雨雪和雷電，它的不確定因素與人一樣多，看上去，松總固定在一處位置，靠著縱向生長，以根基不動而又變換高低位置來應對世間變化和觀察世界，且輕易不語。那么，人又如何？他多大程度上比一棵松更自由？廣義上講，人可以適應多種環境，但具體到個體，他所處的環境可能注定了他只適合這里，這是他的命定之地。

這引發的思考，是我寫《霧中河》時沒有察覺到的，只是此刻，在我又一次審視這篇作品時，這一感受才慢慢浮現出來。《霧中河》中的老五何嘗不是一棵松一樣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