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是心中的秘密，是燃燒的火苗，又是刻在石頭上的印記。它藏在深處，供人細細地回想。和作家浩然的相遇相知，迄今42年了。

今年2月20日，《文藝報》有一則作家孫俊然逝世的消息，勾起了我的記憶，“咯噔”一下，打開了記憶的閘門。我和浩然第一次見面就是在孫俊然的家里。那是一次愉快的相逢，雖然世事滄桑，但沒有抹去那深深的記憶。河北詩人劉國震告訴我，沈陽的詩友胡世宗有浩然逝世后遺體告別時的詳細記載，其中有我的名字，又勾起我的回憶。

1980年9月，我因完成《解放軍畫報》對黑龍江邊防戰士的采訪，來到哈爾濱入住省軍區招待所，接待我的孫俊然神秘地告訴我：“你來得正巧，浩然也來了幾天了，住在后樓里。今晚一起聚一下！”就這樣，與浩然不期而遇。

孫俊然是沈陽軍區專業作家，已出版長篇小說《殤》《鸞鳳奇冤》《命運的鏈條》等，其作品《長長的烏拉銀河》《安圖的后代》反映了鄂倫春族、赫哲族的生存歷史，社會反響較大。他與浩然早有交往。

在孫俊然家里的聚會，除了浩然，還有來哈爾濱出差的原總政治部專業作家李大我。為了表示誠意，主人特意拿出茅臺酒，大家在熱烈的氣氛中暢談暢飲。浩然不勝酒量，大家禮貌性地互相敬酒，歡喜而和諧。

浩然對我說：“峭巖，你最年輕，你是唐山人，我老家是寶坻，咱們是河北老鄉！”一股親情的暖意包裹了我。從此，我與浩然開始了交往。

在哈爾濱的幾天里，我常跑到招待所后樓找他，談一些部隊和家鄉農村的事。我們更多的話題是寫作，我問他寫《艷陽天》，故事為什么那么生動、親切？語言為什么那么形象、豪邁？他說：“那都是生活給的。作家的所有作品應該是龐大、復雜生活積累后的再創作。我若沒有八年的農村干部經歷，沒有下放到山東昌樂縣城關公社東村的艱苦磨煉，就不會有后來的作品。說心里話，滾一身泥巴，流幾身汗水，對一個作家多么重要。還有，也正是我當過村黨支部書記、當過記者，它們給了我‘望遠鏡’，有了明辨是非的能力，才對生活有了美好的向往。”他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你在畫報當記者，跑連隊、走哨所，是個很有發展的崗位，對于寫詩、寫小說，很有好處。”

就是這次哈爾濱之行，開啟了我與浩然友誼的美好開端。

在北京，浩然住在月壇北街的一處樓房里，我住在甘家口，兩地距離很近，騎自行車15分鐘就能到他家。一天，我打電話說去看他，浩然很興奮：“你來吧，晚上讓你嫂子包餃子咱們吃，請你喝牛欄山二鍋頭！”我到浩然家里時，嫂子已在灶前忙碌了。給我的印象，房子很簡樸，家具都是舊的，沒有“豪華、闊氣”的架勢。而嫂子一派農村婦女的裝扮，體態有些臃腫，好像語言表達也不太正常。進屋后見我一笑，就忙活自己的事去了。給我的感覺，浩然配嫂子是“高配”了。

浩然招呼我坐下，我倆便拉起了家常。他看我從挎包里拿出一摞紙，眼睛放光，問：“又寫了什么大作？讓我學習學習！”我有些靦腆，說：“從黑龍江邊防回來，寫了一組詩歌，你看看！”他展開，逐一讀出聲來：

“在哨兵的觀察鏡里，達子香笑了；在巡邏兵的彈夾上，達子香笑了；在邊防戰士的心里，達子香笑了……”

讀完了，浩然很得意的樣子。他自言自語著：“達子香，就是映山紅吧？”他很鄭重地說：“對于詩，我是外行，但這些詩我直覺還是有味道的。這樣吧，我拿給學鰲看看，他是行家！”李學鰲是北京有名的工人詩人，我暗自高興起來。

嫂子喊話：“餃子煮熟了，吃飯吧！”浩然隨口應聲說：“好，嘗嘗你嫂子的手藝！”浩然對妻子格外殷勤和包容，不時把微笑和贊許的目光投向她，我由衷地從心里佩服浩然的大度和寬容的品質，大作家之所以“大”，也許其中就包含他對妻子的態度。

像這樣的情景有過幾次，不斷來往中，我把出版的書送給他，他也把他的書題簽給我。一次浩然叫我去他家里，把朝鮮剛剛翻譯出版的長篇小說《艷陽天》（三卷本）送給我，他在每本書上都很鄭重地簽上“峭巖同志留念”。浩然把我當兄弟看待，時不時的問候和關懷占據了我情感世界的半壁江山。

后來，浩然從城里的月壇北街搬到城外的三河縣去了，那里的四合院環境優美、僻靜，他十分滿意。他幽默地稱這所房子為“泥土巢”，并親自題寫掛在屋門口，意為作家的情志和立足，更表達了作家與人民心連心的樸素感情。我們雖離得遠了，但兄弟情分依然火熱。

在“泥土巢”浩然傾心寫作，新作品《蒼生》出版的喜訊傳來，讓我興奮不已。那段時間浩然擔任《北京文學》主編，我曾讓在《北京文學》任職的詩人朋友楊俊青捎話給浩然，表示祝賀。浩然捎話告訴我：“有時間到‘泥土巢’做客，還喝牛欄山二鍋頭！”這話一晃一二十年過去了，最終沒能坐到“泥土巢”的土炕上，和浩然把酒歡歌，成為我一生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