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提出了推進古籍工作的一系列新舉措，是指導未來古籍事業發展的里程碑式文件。為繼承與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為社會提供更加豐富優質的古籍圖書，古籍整理工作越來越凸顯其重要性，而要從事古籍整理工作，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等基礎知識體系的學習與獲得就顯得尤為重要，在這之中，目錄學是古籍工作的基礎。黃永年先生在《古籍整理概論》即指出：“講我國古籍源流的目錄學，即是指在我國古代先后出現過哪些重要的古籍，現在還保存了哪些重要的古籍，作者是誰，內容是什么，在當時和今天各有什么價值等等，因此，嚴格地講可稱之為古籍目錄學。如果整理古籍的人連這種古籍目錄學都沒學過，就不可能知道哪些古籍要整理，也不知道應該怎樣整理。”由此可見，與古籍整理有關的工作，如影印、校點、輯佚、注釋、今譯、索引以及版本鑒定等，都離不開目錄學。

一、目錄是規劃古籍工作的指南

歷代學者都強調目錄學對于讀書治學的重要性。唐代毋煚認為，若沒有“剖判條源，甄明科部”的目錄書，學者就如同“孤舟泳海，弱羽憑天，銜石填溟，倚杖追日”；如果有了目錄書，則可以“覽錄而知旨，觀目而悉詞，經墳之精術盡探，賢哲之睿思咸識，不見古人之面，而見古人之心”。（《古今書錄序》）清代王鳴盛云：“凡讀書最切要者，目錄之學。目錄明，方可讀書；不明，終是亂讀。”（《十七史商榷》卷七）可見，揭示讀書治學門徑，是古代目錄學重要的功用之一。

與讀書“即目求書”一樣，整理古籍工作也需要參考古代、現代所編各類官私目錄書，比如古代《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等，上世紀以來編纂的《中國叢書綜錄》《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古籍總目》等，就是我們目前經常需要查閱的古籍目錄，根據這些書目摸清底細，根據學術研究和讀者需求，以及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需要，按照輕重緩急，選取那些學術價值較高、流傳較少的古籍，然后制定出科學、合理的整理規劃。

二、目錄是整理古籍選擇底本與校本的依據

古籍整理的目的，是通過細致的文字校勘，消除在傳抄刊刻中產生的文字訛誤，使古籍盡可能恢復原貌，為讀書治學提供一個可靠的文本。而整理古籍的第一步工序即是調查一部文獻的版本，摸清版本源流，比勘分析版本間的差異及優劣，選取校勘精審、比較接近原書面貌的善本作為工作底本，同時選取具有校勘價值的版本或相關文獻作為校本或參校本。底本與校本的選擇，是古籍整理工作的一個必不或缺的環節，是古籍整理所有工序中最主要的、起決定性作用的一道工序。如果底本選擇不當，或者凡異本皆取作對校，即便是有善本作為校本或底本，都勢必會使校勘工作陷于繁瑣之泥淖。

中國古代目錄著錄版本，始于尤袤《遂初堂書目》，明中后期，著錄版本的書目逐漸增多，如嘉靖間晁瑮《晁氏寶文堂書目》即著錄官刻、私刻、坊刻的各種類型版本。清代版本之學盛行，出現了藏書志、題跋集等新式書目，這些書目對版本的描述逐漸詳細，如錢曾《讀書敏求記》就屬于考證性版本目錄。20世紀以來，重要版本目錄有傅增湘《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藏園群書經眼錄》、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古籍總目》等。通過這些目錄，可弄清一書有哪些版本、藏在何處，以及各版本間在文字、卷帙等方面的差異，版本之間的源流關系以及校勘質量等。因此，要想選擇恰當的版本作為古籍整理的底本和校本，除了必須學好版本學外，尤其需要花功夫熟習目錄學。

利用古籍目錄調查一部文獻的版本，具體工作程序主要包括：查閱利用各種公私書目以厘清該文獻的流傳及存佚情況，查閱歷代學者所編撰的版本目錄與版本題記、各館編制的館藏善本及古籍書影圖錄，在分析對勘該文獻各種版本情形（包括版式、行款、序跋、諱字、異文）的基礎上，考清該文獻版本系統和各版本之間存在的淵源遞嬗關系，在考查各種版本及其淵源關系的基礎上，比對優劣，確定底本和校本。

三、目錄是校勘標點古籍文字的參考

一般來說，一部完整的目錄，通常由序、著錄項、解題三部分組成。序，是書目中介紹與說明性文字，往往是放在書目的最前面或每個部類之首。著錄項，是一部書目的最重要部分，包括書名、作者、卷數、冊數等。解題，也稱敘錄、提要，是對該圖書的概括性介紹或研究性論述，包括作者事跡、圖書內容體例、真偽與價值、存佚與版本等。這些項目不僅有助于我們考查歷代學術的演變盛衰以及古代學者的生平行跡、著述學術等，同時，我們在校勘、標點古籍時亦可據以為資。

目錄作為校勘的材料，主要運用在校正人名、書名、卷數訛誤等方面。如楊守敬《日本訪書志》著錄“元槧本《論語注疏》十卷”，云：“今世所傳《論語注疏》，以十行本為最古。如《序解》疏中少府朱畸，十行本以下皆同。據《漢書·藝文志》《釋文敘錄》并作宋畸，此本正作宋畸，若無此版，則宋、朱二字，竟不能定為誰誤。”除校正文字訛誤外，目錄解題也可資校勘。如《玉海·藝文》“雜史”類：《歷代帝王年運銓要》“十卷，紹興初朱繪纂。以歐陽修作《正統圖》黃帝五十六氏一切采錄，乃起自伏羲。政和間，吳逵撰《帝王系譜》一卷。”至正本“伏羲”與“政和”間空一字，清浙江書局本空處有“訖”字。按，《直齋書錄解題》卷八著錄“《帝王年譜》一卷”，云“武夷吳逵公路撰，政和壬辰也”，據此則“政和間”是吳逵撰《帝王系譜》之時間，而非《歷代帝王年運銓要》一書“起自伏羲訖政和間”，浙江書局本的“訖”字顯然是后人臆補。

同樣，古籍的斷句標點，尤其在涉及古籍書名、作者、藏書家等時，也需要借助目錄及目錄學知識來進行決斷。

四、目錄是輯錄散佚文獻的重要來源

除了對古籍進行影印、點校、箋注、今譯外，對歷史上出現過而后來散佚的古籍進行輯佚，也是古籍整理的一個重要形式。古籍目錄之于輯佚，除了可以通過它的著錄項目考查佚書之書名、著者、流傳情況等信息之外，其解題往往還起到揭示佚文、保存佚文的作用。《別錄》《七略》之后的傳統目錄書，大致有四種體制：敘錄體、傳錄體、輯錄體、輯考體，其中輯錄體與輯考體以輯錄文獻豐富而為學者所推崇，從事古籍整理的學者也將這兩類目錄作為輯佚的重要資料來源。如南宋王應麟編《玉海·藝文》，所輯錄唐宋文獻多為稀見之書，尤其是所征引宋代文獻，多有獨見于是書者。如其征引宋代各朝會要，與徐松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的卷帙多達336卷的《宋會要輯稿》相比，仍有不見于輯本者。民國趙士煒輯《中興館閣書目》《中興館閣續書目》，所據材料主要即是《玉海· 藝文》。除佚書之外，《玉海 · 藝文》還保存了大量單篇佚文，如《全宋文》所收錄李壁《國朝中興諸臣奏議序》、洪遵《中興以來玉堂制草序》、洪邁《乾道同符貞觀錄序》、邵文炳《孝宗會要序》等文章，即是據《玉海·藝文》輯錄。

此外，敘錄體目錄也往往能起到揭示佚文的作用。如周勛初先生《唐代筆記小說敘錄》于57種唐代筆記小說均撰有詳細解題，除介紹各書在歷代書目的著錄和版本外，還十分注重對佚文的揭示，如在《朝野僉載》一篇中，在肯定前人輯佚之功的前提下，指出《資治通鑒考異》《詩話總龜》中有關于《朝野僉載》的文字，未見有人收錄。筆者在整理《朝野僉載輯校》時，即根據這一線索，利用《紺珠集》等及詩話文獻補輯佚文28條。此外，隨著輯佚學的不斷發展，出現了專門以佚書或輯佚書為著錄對象的佚書目錄，如《北魏佚書考》《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古佚書輯本目錄》等，如后者即專收先秦至南北朝佚書輯本及現存書之佚文輯本，每部輯佚書均附有解題，并對其輯文優劣有所考證與評價。

總之，目錄學對古籍整理的功用，貫穿于古籍整理工作的各個方面，它與版本學、校勘學屬于中國最傳統的學問，它是一門基礎學科，是一切古籍工作的根柢，是文史哲學科的基礎學問，也是一門重要的學問。

為提升古籍工作質量、加快古籍資源轉化利用，《意見》第11條提出：“建設中國古籍版本目錄知識系統，著力構建古籍知識服務體系。”這就要求我們對漢代以來目錄學理論與方法加以總結，并推陳出新。其實，對于目錄學理論方法及其功用，近代以來的學者一直在不停探索中，并涌現了一批目錄學著作，如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汪辟疆《目錄學研究》、余嘉錫《目錄學發微》、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論叢》等，這些著作從不同角度對傳統目錄學的發展歷程、理論與方法進行總結論述，各具特色。目錄學，與其他學科一樣，是一個需要不斷探究、不斷完善的學科，筆者在長期教學研究與古籍整理實踐過程中，閱讀相關書籍，感到目錄學的探討需積累前人研究經驗，根據學術發展與讀者需求不斷創新。因此，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以及考察20世紀以來各類目錄的基礎上，我們編撰了《目錄學講義》一書（郝潤華、周日蓉編撰，西北大學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這部《目錄學講義》對目錄學的方方面面做出論述，在體例與內容的清晰化以及深化、細化方面做了改進與完善，在體例方面盡可能地有所創新，這是我們在當前學術形勢下對傳統目錄學的一個概論式總結。本書包括六個方面內容：一是目錄與目錄學的內涵與外延；二是傳統目錄與目錄學的產生與發展；三是傳統圖書分類法及其演變；四是目錄的內容與體制；五是目錄的類型；六是目錄之于讀書治學的功用。最后選取目錄學重要原典、列舉目錄學重要著作作為附錄，以便讀者學習參考。與前人此類成果不同的是，這部《目錄學講義》對于各類重要目錄予以舉要式講解，便于讀者在讀書治學時更便捷、快速地查找到自己需要的相關文獻線索，充分發揮目錄學的門徑指導作用。書后附錄的10篇目錄學原典，不僅對讀者學習與掌握古代目錄學系統知識具有指導作用，而且有利于學生在閱讀原典中深入體會古人語言與學術的精髓。總之，這部《目錄學講義》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深入淺出，比以往著作更加實用，希望在發揮傳統目錄學對古籍工作的作用，在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方面有所貢獻。

（作者為西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