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看電視劇《青山不墨》，讓我又開始常常翻閱那些大大小小的塵封的采訪本。每當這時，曾采訪過的主人公就會從記憶深處依次走來，他們的先進事跡就會再次在我的腦海中浮現。在我的記憶中，印象最深刻的當屬林業英雄馬永順。在近10年之中，我曾先后3次采訪馬永順。輕輕地翻開采訪本，猶如翻開歷史的某一頁……

1991年4月，首屆小興安嶺森林節的各項籌備工作正在緊張地進行；為《世界金融》黑龍江省深化改革專輯之四伊春特輯組稿，我奉命去鐵力局采訪馬永順。

那是一個晴朗的上午。懷著對英雄的仰慕、對父輩的敬重，我輕輕地推開了那扇深藍色的木門。

那時，馬永順身體仍然健壯，聲若洪鐘，一見到他，腦海里立刻浮現出他伐木的英姿。我想：他就是伐木英雄，伐木英雄就是他。以至于后來在采訪電視劇《世紀公民》攝制組時，看了著名電影演員王潤身飾演的以馬永順為創作原型的主人公馮達奎時，總覺得他離原型太遠，甚至天真地問導演李源：你們何不請馬永順出演這個角色？

那時，曾與老英雄幾次長談；他記憶力很好，談鋒很健，稍一提示，他就會滔滔不絕。他給我講舊社會，“老木把”在“綠色監獄”遭受非人折磨：他被“伐木把頭”打傷后逃出了人間地獄，但是，傷口潰爛，無錢醫治，曾沿街乞討……

老人講述那些辛酸的往事時，兩眼充盈著淚花。我知道，正是由于他走過那段黎明前的黑暗，受過非人的折磨，正是由于他對舊社會的痛恨，才點燃了他的一腔激情，他熱愛新中國，熱愛新林區；愛與恨，就是他力量與勇氣的源泉啊!

馬永順雖然是全國著名勞動模范，但是，他卻倍加謙虛，每逢馬永順向我談起當年進山伐木的情景，總是極其自然地說：“我們工組，我們工組。”不論什么成績，都是我們工組。

采訪的第一天中午，我和鐵力局宣傳部的王伯成等人邀老英雄去招待所一起吃午飯。老人舉止彬彬有禮，走路時示意別人先走，進門時伸手做出“請”的手勢。上菜時，把好菜轉到別人面前。只有喝酒時，自己先干，還連連說：先飲為敬。我在心里驚嘆：老英雄70多歲了，還這樣關照別人。

第一次采訪馬永順，我創作了報告文學《永遠的青春》，還從攝影家鄭野那里索來一張馬永順年輕時的照片，文與圖片都刊登在《世界金融》雜志。

1999年元旦，我正與家人團聚歡度新年，忽然接到伊春日報社總編的電話：“明天早7點到北山（伊春）賓館報到，隨行全總文工團創作組去鐵力局采訪。”闔家歡聚的氣氛被打斷，我稍一猶豫，但一想到是采訪老英雄馬永順，又產生一種強烈的創作欲望，我知道，我無法拒絕工作，我無法拒絕自己……

1999年1月7日上午，瑞雪飄飄，我們一行來到馬永順家。走進那間并不陌生的小屋，老人早已起身讓座，老人穿著一條藏藍色長褲，深灰色中山裝，一雙深藍色二棉鞋。他笑瞇瞇地說：“快拿水果，拿糖，倒水。你們千山萬水地來到小馬家，千萬別客氣，吃，吃啊。”

陪同采訪的市總工會副主席馮洪武、鐵力局工會主席李淑杰向馬永順一一介紹來訪者。介紹到我時，老人臉上現出似曾相識的神情，我趁機說：“1991年我采訪過您。”老人立即說：“知道了，咱們是一家子，小馬采訪小馬，可是，你寫我的文章我可沒看到啊。”我當即說：“我帶著我的書呢，文章收在這本書里了。”老人哈哈大笑起來：“這回你可得給我。”

接下來，老人一邊極有興致地回答幾位編劇的詢問，一邊不斷提新話題；說著說著，全總文工團團長婁乃鳴非要聽老人喊號子，老人立刻顯出很興奮的神情，不無驕傲地說：“我小馬嗓子有亮音兒，喊號還是挺好聽的。當年，老哥們兒都說抬木頭是‘三分抬七分打’（打號，即喊號子）。我們抬木頭號時，木頭上放一碗水，不灑不晃。”可見，勞動號子的作用是不可小覷的。老人說完站起身，亮開嗓門喊了一段勞動號子，那勞動號子的詞朗朗上口，調門雄渾、悠揚：哈腰掛喲／嘿喲／哥幾個呀／嘿喲/加油干哪／嘿喲／大紅松啊／快出山哪／嘿喲／嘿喲……

來訪的婁乃鳴等人畢竟是文藝界人士，當馬永順喊出第一聲時，立刻隨著調門應和起來，一時間，小小的屋子里回蕩著久違的勞動號子聲。

馬永順喊完了勞動號子，大家余興未盡，一定要看看他的“榮譽箱”。那是一只褪色的舊皮箱：暗綠色，寶貝似的擺在炕琴上。老人搬下來，眾人打開一看，里面是各種榮譽證書、獎章、紀念章。其中有一面精致考究的紀念盤尤為引人注目：細白瓷的盤面上，一株蔥蘢的松樹，生機勃發，仿佛散發著濃郁的松脂芳香，一行鮮紅的草書與之呼應：馬永順同志從事林業科技工作50周年紀念。望著這面紀念盤，老人臉上洋溢著自豪、喜悅、凝重、激動的神色，他情不自禁地回憶往昔……

望著老人頭上的霜雪，望著那歷盡滄桑的臉龐，望著那閃過往昔云煙的眼睛，望著那雙布滿老繭的大手，我喟然慨嘆：呵，在他那樸素的工裝里，在他那五個紐扣的后面，跳動著一顆怎樣博大、高尚、純真、赤誠的心啊。

為了豐富素材，我們決定去馬永順林場采訪。馬永順對林場有一種特殊感情，他曾在這個林場工作多年，這也是他工作的最后一個單位。老人曾扳著指頭對我說：“鐵力局12個林場，我走過（工作過）11個林場。”1999年1月8日上午，我們一行來到馬永順林場。汽車在場部門前剛剛停穩，馬永順就急急地下了車，熟門熟路地、仿佛回到自家似的。走進會議室，那些當年和他一起進山伐木的老哥們兒早已在此等候。馬永順和他的老伙計們手拉手，臉對臉，相互凝視，片刻，馬永順認出對方，一一道出姓名。他指著退休工人張玉琢風趣地說：“你是張玉琢，你64歲，我43歲，你是我大哥。”張玉琢與馬永順曾是一個工組的，聽馬永順稱他為大哥連說：“中，中!”

老人們坐在一起，共同回憶起遙遠的過去。提起當年，馬永順有說不完的話：“要說當年采伐呀，那是真艱苦。住地窨子，點柴油燈，黑燈瞎火，鋪挨鋪住了一冬天，不知睡兩邊的哥們兒叫啥名；三五個月不回家，就是回家，也是頂著月亮回，頂著星星走，兩頭不見太陽，孩子三四歲了還不認識爹。上山吃啥呀，吃高粱米飯；食堂派人用鐵桶挑著送飯，到山上，飯凍成了冰坨，就剩下一個心兒了。可是，誰也沒怯陣。咱們就是戀著這片林子，就連孩子起名，都跟木頭有關：大楞、二楞、杠子、墩子……”

馬永順的話使幾位老人產生強烈共鳴，他們紛紛打開自己記憶的閘門，任情感的泉水噴涌。一位老人神情激昂地說：“要說馬永順哪，那真是頂呱呱的英雄。當年，我們哥幾個一個工組。哪有困難上哪兒，累是累點，那才叫光榮哪。”是啊，多少年來，馬永順和馬永順工組的名字是那樣的聲名遠播、經久不衰，是那樣的震撼心靈、動人心弦。

聽著馬永順和他的工友們的敘談，感受著這些林區開發建設者的情感，我眼前不時閃現過一幅幅絢麗而壯觀的畫面；在新中國開國大典的禮炮聲中，他們迎著共和國初升的太陽，從貧瘠的田野走來，從荒涼的廢墟走來，從血染的戰場走來，從遙遠的都市走來，走來了，英雄的開發建設者。他們不怕山高林密，他們不怕虎豹豺狼；他們不怕千難萬險，他們不怕嚴寒酷暑雨驟風狂。開山斧敲響了千年緊閉的山門，喊山聲喚醒了萬年沉睡的興安。一根根原木，一腔腔激情，一滴滴熱汗，一車車原木，飛向大江南北，做棟梁，做門楣。一座新興的林業城市，傲然屹立在北方邊陲……

那兩位編劇和我一樣，一邊凝神諦聽，一邊飛快地在本子上記著，記著。

1999年12月6日，我奉命去鐵力局執行任務。我分到的任務是，為即將在北京舉行的馬永順事跡報告會撰寫報告。那時，為了圓滿完成任務，我又一次采訪了馬永順。

那天，見到馬永順時，他略遲疑了一會兒，慢慢地記起我。面對來自首都各新聞單位的20多位記者，老人風采依然，談吐自如。哪年入黨、哪年去北京、哪年去莫斯科領獎記得清清楚楚。他的記憶，他的身體，他的反應，他的勞動號子，他的一切一切，都令那些初次見到他的記者難以置信。在鐵力局賓館，與我一墻之隔的一位記者用手機與北京同行通話，講起馬永順的事跡、馬永順的精神，足足講了半個多小時!他反復說：“馬永順真了不起!奇跡!他本身就是個奇跡!”兩個房間里像開電話會似的響著他的聲音。

為了圓滿完成任務，我還另辟蹊徑，采訪了馬永順的幾位子女，尤其是他的大女兒馬春華。從他們那里我挖掘到幾個鮮為人知的事例。有的寫進了報告，有的還沉淀在我心里。那篇題為《愛森林勝過愛自己》的報告先后修改七次，僅結尾就改了三四次，這是我的寫作生涯中耗時最長的一篇稿子，也是修改次數最多的一篇稿子。即使這樣，馬永順的事跡還遠遠沒有完全寫出來。

森林，畢竟不是年年如期盛開的鮮花，大山，畢竟不是天天新鮮燦爛的童話。五十年不間斷采伐，使森林失去了昔日風采，綠色寶庫成為遙遠的記憶。面對殘酷的現實，年近八十歲的馬永順憂心如焚，他一次次走進大山，植樹造林。他自己栽樹，又率領家人栽樹。我和許許多多人一樣，曾這樣探詢：“這么大的森林，還缺您栽那幾棵樹嗎？最初，您是怎么想到栽樹的？”老人答道：“栽一棵樹，這林子里就多一棵樹；如果這林子都伐光了，子孫后代吃什么？周總理早就說過：青山常在，永續利用。”

2000年2月15日，當我第四次奔赴鐵力采訪馬永順時，老人已溘然長逝。伊春日報社編委會下達的任務是：采寫3萬字通訊，3天必須交稿!

時間緊迫，任務重大，我不敢推辭。匆匆進入角色：案頭準備，深入采訪，晝夜寫作。連續奮戰三天三宿，我終于拿出了長達3萬字的通訊《興安愚公》。馬永順的事跡，馬永順的音容笑貌，再一次在我心靈的屏幕上一一閃過……

馬永順曾對他的子女說：“我死了，就把我埋在這片林子里，我活著栽樹，死了也要看著這片林子。”

這番話曾深深震撼著他子女的心靈；當我聽到這番話時，同樣被深深震撼了。一幅立體畫映入腦海，揮之不去。畫面上，馬永順背靠連綿起伏的青山，雙手撫摸著參天大樹，雙目凝視著遠方。這，就是林業英雄馬永順。他活著，屬于這片山林，他倒下了，依然屬于這片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