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8月，一個簡單的結婚儀式在廣州黃花崗烈士墓前舉行。長衫而立、文質彬彬的新郎，雙手握著一臉嬌羞的年輕新娘的手，情深意長地說：“妹妹，要記住：斗爭就會有犧牲，不要忘記死去的先烈。”這個新郎就是中國共產黨早期工人運動領袖之一鄧中夏，他的一生都在隨時準備著為革命、為斗爭而犧牲。

“我叫施義”

他雖然沒有說出自己的身份，但如此危難時刻，以生命相托，這讓史良十分感動。

1932年11月的上海，白色恐怖。鄧中夏臨危受命，擔任全國互濟總會主任兼黨團書記。當時的鄧中夏由于是中國工人運動的著名領袖，早已成為國民黨反動派重賞通緝的對象，在黑名單上與周恩來齊名。

1933年5月15日晚，鄧中夏離開自己的住處——上海法租界麥琪路光華理發店，來到法租界環龍路駿德里37號二樓亭子間，找互濟總會援救部長林素琴研究、布置工作。剛到達林素琴住處，還沒有來得及展開工作，突然，屋外傳來一陣喧鬧聲，接著大批軍警、巡捕迅速破門而入，直接將鄧中夏和林素琴逮捕。一番搜查過后，在屋內找出了大量革命傳單和書籍。其實這次行動，法租界巡捕房蓄謀已久，他們的目標很明確——林素琴，這個活動地點也早已被叛徒出賣。

但是巡捕們并不認識一塊兒被捕的鄧中夏，“你是不是共產黨員，叫什么名字？”

鄧中夏一聽就明白了，自己的身份沒有暴露。于是他機智地回道：“長官，你們抓錯人了，我叫施義，就是一名教員，不是什么共產黨員。”

巡捕們是按命令抓人，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將林素琴和“施義”一起押回了嵩山路巡捕房。

法租界巡捕房之所以搜捕林素琴，是因為他們接到了國民黨上海公安局的報請，至于是否將林素琴及“施義”移交上海公安局，按照當時的司法程序，是要經過法院來審判裁決的。

在巡捕們還沒有掌握證據的情況下，只要有人證明擔保，是完全有希望出獄的，早一分鐘營救就多一分希望。為了早點脫身，鄧中夏想了很多辦法，他設法托人帶了一張紙條給互濟總會的律師史良。史良當時雖然擔任律師不過才兩年，卻是一個參加過五四運動、有過兩次入獄經歷的愛國律師，在上海辦了不少大案，更是后來著名的“救國會七君子”之一。

5月16日的清晨，天才蒙蒙亮，住在上海辣斐德路辣斐坊一號的史良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驚醒，進來的是一個素不相識的年輕人，自稱來自法租界巡捕房，并將一封用草紙折成的信交給史良。史良接過信打開一看，信很簡單：“我因冤枉被捕，請史良律師速來巡捕房接見。施義。”并請史良律師將信里包著的兩塊銀元交給前來送信的人。史良將兩塊銀元交給來人后，急忙趕到嵩山路法巡捕房去見施義。到了巡捕房，她見到了一位面目清瘦、彬彬有禮的年輕人。此時的施義一身囚服，滿身傷痕，史良敏感地感覺到這個人一定很重要。她先給了華籍巡捕3塊銀元，叫他去弄點水來喝，華籍巡捕會意地走開了。爭取到單獨說話的機會，施義趕緊誠懇地對她說：“我擔任重要工作，請設法營救。”他雖然沒有說出自己的身份，但如此危難時刻，以生命相托，這讓史良十分感動。

其實，得知鄧中夏被捕后，互濟總會也立即展開多方面的營救活動，當天晚上，除了請唐豪等名律師為他辯護外，還立即將這一消息報告給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忠實朋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主席宋慶齡，請她設法營救。宋慶齡不負重托，當即派人請史良律師到自己家中，一起商量如何營救“施義”。史良知道當時上海有不少中共地下黨員在租界活動，此前在巡捕房，聽了施義的敘述，心里也明白了此案的端由。“你可有什么證據落在他們手里？”“沒有，我只是走錯了房屋，才被錯捕的。我在湖南當教員，來上海只是尋親訪友。”史良聽后非常果斷地說：“這個案子我接了。”又叮囑他，“你在法庭傳訊時務必什么都不要承認。希望你一定要做到。”鄧中夏自然知道事情的輕重，點點頭，“我明白。”

在巡捕房見過施義后，史良深感責任重大。考慮到自己雖然辦過幾件大案，已為社會所知，但畢竟還很年輕。所以從巡捕房出來，她就去了自己的老師、上海著名的律師董康先生家，請老師和她一同承辦此案。董康分析研究案情后認為：“這案子是能夠取勝的，因為事情發生在租界。外國人辦案，注重證據，當事人既然沒有什么把柄被抓住，即使有重大嫌疑，他們也只能無罪釋放。但一定要在租界內審理。”史良覺得老師的話很有道理，這個案子的關鍵就在于必須在租界內審理，絕不能把鄧中夏移交上海公安局，否則就意味著要被引渡到南京，那樣就兇多吉少了。時間非常緊急。

巡捕房通過突擊審訊沒有得到他們想要的，只能寄希望于法庭上能問出一些東西來，而鄧中夏也在等待著開庭。

5月16日下午，施義案就在高三分院開庭了，鄧中夏站在法庭上，鎮定地訴說自己被誤抓的事實，并揭露巡捕房對其進行嚴刑拷打的惡行，還要求當場驗傷。畢竟確實是沒有搜到任何的證據，法官也啞口無言。然而，上海市公安局派來的國民黨人員站出來表示，施義案和另一個案子有牽連，而那個案子不在法租界，因此要求將鄧中夏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進行審理。

此理由早在史良和董康的意料之中，史良馬上站起來表示反對，“鄧中夏是在租界內被捕的，理應在高三分院審理”，她請求不準移提。

一方要引渡，一方要求不準移提，誰也不讓誰，高三分院的法官無法做出裁決，只能又將鄧中夏押回巡捕房。

第二次開庭時間設在7天后的5月23日，在這期間，史良找到了法租界巡捕房律師顧守熙，從同行的角度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施義是冤枉的，毫無證據，無論如何不能把他引渡到華界。若到華界，他們一定是‘寧可錯殺三千，也不漏網一人’，這人就要冤了。”最終，顧守熙答應會幫助施義，而同時期，上海市公安局也直接出具了要求引渡的正式公文。

很快第二次開庭了。上海市公安局提出了正式公文，要求把施義和林素琴都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審理。為鄧中夏辯護的史良和唐豪強烈表示反對，并駁斥了公安局的無理要求，顧守熙也表示反對引渡施義。最終，法庭作出對施義“不準移提”的裁定。但同時又作出將林素琴移交上海市公安局的裁定。當時大家考慮著林素琴的身份已經暴露，即便努力營救，不移交上海市公安局也是無望的。可這卻埋下了巨大隱患。

夫妻訣別

李瑛眼睜睜地看著日思夜想的丈夫從身邊走過，不僅不能有只言片語，即便是一絲情感都不能流露。

由于獄外的積極營救和鄧中夏在獄內的斗爭，加上巡捕房沒有掌握鄧中夏的“罪證”，法院已在考慮釋放鄧中夏外出治病了。然而就在這時，林素琴叛變了，她還供出去年被捕的李惠馨就是鄧中夏的妻子李瑛，其職務是全國總工會交通員。鄧中夏與李瑛是在1926年成婚的，婚后兩人夫唱婦隨，感情深厚。

為了進一步確定鄧中夏的身份，1933年7月26日，李瑛被帶到高三分院指認鄧中夏。李瑛在被捕后，為了保護鄧中夏，曾拒絕所有人探監，與外界斷絕了一切聯系。直到被捕半年后鄧中夏才打聽到她的消息，二人開始書信來往。

法庭首先提審李瑛，審判長對她說：“今天叫你來認一個人，這個人就是你原來的丈夫鄧中夏。”李瑛胸有成竹：“認就認，但我絕不會亂咬人!”審判長籠絡她說：“這事對你來說很重要，如果說了實話，證明他就是鄧中夏，你就可以提前出去了。”這時，鄧中夏被帶上了法庭，他頭發很長，穿著長大褂，泰然地站在那里，離李瑛只有四五步遠。朝思暮想的兩人終于相見了，本該相擁而泣的時刻卻只覺得心底發冷。兩人到底都久經考驗，對這樣的場面不是沒有準備，站立法庭的兩端，他們強壓心中的情感，此時不相認就是對對方最好的保護！

鄧中夏瞟了李瑛一眼，突然轉過身，對審判長說：“我不認識這個女人！”審判長大叫：“沒有問你，你為什么說話？”鄧中夏不動聲色。審判長對李瑛說：“你認真看看，是不是認識他？”李瑛看了看丈夫，很干脆地回答：“我從來沒見過這個人。”審判長不甘心，又叫道：“你再仔細看看！”“不認識就是不認識！”法庭亮出林素琴的供詞：“鄧中夏與李惠馨是蘇聯時期的夫妻。”聽到這兒鄧中夏立刻明白關于自己與李瑛的事兒，林素琴知道的并不多，于是淡淡地瞥了李瑛幾眼，隨即說：“你們搞錯了，我根本不認識這個女人！”李瑛也抓住這個空子，說自己早已與鄧中夏離婚，已改嫁他人，那男人也死了。鄧中夏也一直堅稱自己是“施義”，與李瑛沒有任何關系。

審判長無可奈何，只好宣布退庭。鄧中夏先被帶走了，李瑛眼睜睜地看著日思夜想的丈夫從身邊走過，不僅不能有只言片語，即便是一絲情感都不能流露。

其實讓李瑛來指認也不過是為了確認一下，即便不能確認，有了林素琴的指認，國民黨反動派也可以從別的渠道去調查，總能確認鄧中夏的身份。可是對于鄧中夏夫婦來說這次卻是兩人的訣別。最終，國民黨查明“施義”確實就是鄧中夏。

得到結果，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科如獲至寶，隨即報告蔣介石。正在江西廬山度假的蔣介石，立即向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科科長徐恩曾和南京憲兵司令部谷正倫發電報：“共產黨人鄧中夏解到即行槍斃。”根據這份電報，國民黨中央黨部和首都憲兵司令部等機關，派大員去上海，會同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警備司令部等機關，為引渡鄧中夏緊張地活動。他們不惜以現洋一萬元，收買了法租界巡捕房的上上下下，并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強令高三分院作出準許鄧中夏移提的裁決。

9月5日，高三分院最后一次提審施義。開庭時，法庭內外布滿了全副武裝的國民黨軍警，門口還停放著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的黑色警備車。法庭上氣氛異常緊張，坐在律師席上的，除了史良和唐豪外，又多了上海市警備司令部的法律顧問詹紀風，他的兩旁和身后還站著一些軍警。照例問被告姓名、年齡、籍貫后，法官緊接著就問詹紀風有什么請求？詹紀風將早就準備好的一份公文交與值庭法警遞給推事，指明施義就是中共著名領導人鄧中夏，警備司令部奉中央密令要求引渡。鄧中夏拒不承認自己的身份，史良和唐豪也極力為他辯護，反對引渡，但高三分院的法官們懾于國民黨中央的密令，再看到詹紀風身邊站著的那些軍警，最終作出將該案移交國民黨軍事機關審理的“裁定”，宣讀“裁定”后，法官即匆忙宣告退庭。至此，鄧中夏徹底失去了被營救的希望。

“優待”囚犯

鄧中夏聽完，反問道：“一個害病已無藥可救的人，是否有權利譏笑那些偶感傷風咳嗽的人？”

雖然蔣介石已經密電對鄧中夏實行槍決，但鄧中夏可是共產黨的“大官”，徐恩曾、谷正倫向蔣介石請求暫緩執行，寄希望于威迫鄧中夏投降，供出共產黨的重要機密。

谷正倫把這個案件交給少校軍法官李植去辦。李植接到谷正倫的批示后，覺得自己的機會來了，當即把蔣介石從江西南昌拍來的電報交給書記官，作為審理這個案件的根據。

很快，被上海警備司令部拘留所關了幾天后，鄧中夏被押解到南京，送進首都憲兵司令部看守所第11號牢房。

看守所所長通知書記官，鄧中夏已解到，書記官打開卷宗，里面只有很薄的幾張紙條和幾份訊問筆錄。上面寫明：“施義即鄧中夏。”

很快鄧中夏被轉到“優待室”，每天可以散步，號子門可以不關，吃的也好些。他笑看著對方玩“把戲”，在墻上深深地刻了“浩氣長存”四個字。開庭前，李植問調查科，是否派人同鄧中夏談談，調查科干事季源溥是中統的紅人，很想試試。如果談下來，首功自然就歸他了。

在憲兵司令部一間布置得還算干凈的單人寢室里，季源溥見到了鄧中夏：“兄弟自我介紹一下，季源溥，調查科干事。久聞鄧先生大名，特來看望。”鄧中夏早就聽說過季源溥，此人手上沾滿了我們同志的鮮血。他靜靜地打量對方，30多歲，中等身材，瘦瘦的，一口蘇北口音，著一身深色西裝。“你是奉命來勸降的？”“不，不，認識認識。”鄧中夏笑笑，“專用列車，重兵護送，現在特務頭子又來看望，鄧中夏面子不小，蔣介石夠朋友。”“鄧先生是明白人，兄弟想知道，你的事在調查科解決，還是在軍法處解決？”季源溥的意思，鄧中夏豈會不明白，他馬上表明態度：“我進來就沒有想出去。你們就別在我身上打主意了。”

季源溥吃了癟，又沒有別的辦法，只得對李植說，一切按軍法程序審問。李植自知沒那么大能耐，于是去找谷正倫，要他一起審問，卻被谷正倫拒絕了。

沒辦法，李植只得一個人到調查科招待所，先找叛徒談話，打聽一些所謂中共內部消息。一切都準備好后，叫書記官安排在憲兵司令部唯一寬敞的房間——第一法庭審訊。正式開庭那天，李植早早坐在法官席上，他沒有像審訊其他共產黨那樣，先問姓名、年齡，而是充滿同情地說：“你在上海吃了不少苦頭，現在審訊機關也換了，我們能否坐下來談談。”隨即示意站堂憲兵搬來凳子讓鄧中夏坐下。鄧中夏直截了當地說：“你去報告蔣介石，說鄧中夏不識抬舉，殺掉我鄧中夏一個，還有十個，一百個，千千萬萬的革命者是殺不完的。革命一定會勝利。”

李植覺得自己“人微言輕”，于是請來一位國民黨中央委員當說客，“中央委員”自我介紹后，先給鄧中夏倒上一杯酒，不無惋惜地勸道：

“我早就聽說過你的大名了，你是共產黨的老前輩。但是你看，這些年你受那些小輩的欺壓，工作都沒有了。我們都為你鳴不平。”

“這是我們黨內的事。”鄧中夏平靜地說道。

“我聽說前一段時間，你連生活都困難了。”

“你見過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在乎過物質條件嗎？”

“如今我們委員長調集30萬大軍圍剿你們的蘇區，眼看大功告成。中共已經日暮窮途了。你這樣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為他們做犧牲呢？”

鄧中夏聽完，反問道：“一個害病已無藥可救的人，是否有權利譏笑那些偶感傷風咳嗽的人？我們共產黨人從不掩蓋自己的缺點與錯誤，也完全能夠克服一切缺點與錯誤。而且我們懂得，錯誤較之于我們的正確主張，總是局部的，有限的。”“你們呢？背叛革命，屠殺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饒恕的罪惡，你們還有臉來說別人的缺點與錯誤？”對方一時不知如何接話。

鄧中夏接著義正辭言地說：“請轉告你們的中央委員會，假如你們認為你們有理，我有罪，請你們在南京公開審判我。你們全體中央委員都可以出席，我么，辯護律師都不要，最后誰輸了誰認錯。”

國民黨中央委員敗下陣后，李植又找了曾和鄧中夏一起共事數年、同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的叛徒余飛來當說客，企圖以舊友的感情和現身的待遇說服鄧中夏，鄧中夏卻表明革命者的人生觀，譴責其的叛變行為，結果余飛無地自容地走了。

幾次下來，誘降走不通，一切“優待”條件就被撤銷了，鄧中夏又回歸了“大家庭”。

“他打算上雨花臺”

憲兵隊終于意識到，這個鄧中夏是真的“沒救了”。

見鄧中夏接連被以“貴賓”身份對待，大家都很關心他的政治態度。當時陶鑄也被關在這個監獄中，是獄中的秘密黨支部書記，帶領大家進行了很多斗爭。一天放風的時候，陶鑄悄悄地問鄭紹文：鄧中夏的態度怎么樣？鄭紹文沒有猶豫地說：“他打算上雨花臺。”這事非常重要，陶鑄想了想，讓鄭紹文再去確認一下。知道這不是小事，鄭紹文再次找到鄧中夏：“同志們很關心你，問你有什么打算？”鄧中夏從床上一躍而起，鄭重地大聲說：“請你告訴大家，就是把鄧中夏的骨頭燒成灰，鄧中夏還是共產黨員。”

軟的不行，接下來就是一次次嚴刑拷打，殘酷摧殘。憲兵隊總是寄希望于鄧中夏能夠屈服。一次嚴刑中，一個特務罵罵咧咧，出言不遜。鄧中夏怒罵道：“你們活著狂吠的日子也不多了。中國人民和紅軍一定會消滅你們的。”特務不解地吼道：“都這樣了，你還這樣強硬，難道你就沒想過出去嗎？”“沒有進來以前，我倒是想到會有一天進來的。現在進來了，就從沒想過會出去。”憲兵隊終于意識到，這個鄧中夏是真的“沒救了”。

鄧中夏的堅定激勵鼓舞著每一位獄友。大家都希望這位為中國革命奉獻了畢生的領導人，吃了一輩子苦的英雄，在生命的盡頭能少吃點苦少受點罪，過幾天好日子。于是讓鄭紹文出面，請鄧中夏給大家上黨課，“報酬”就是大家湊錢請他吃外面的“包飯”。鄧中夏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意，毫不謙遜地答應下來。這天，剛受完重刑回到牢房，稍息片刻，便接著講上次未講完的斯大林的名著《論列寧主義基礎》。講著講著，稍一激動，動作大了點，牽動了嘴角和鼻子邊上的傷口，血不斷地往外流，他一邊擦血一邊講，終于堅持講完了。講完課，“包飯”上來了，鄧中夏照例像每次一樣，把自己的“包飯”送到一位生病的難友面前，換走難友面前的“獄飯”，大口地吃了起來。他在笑，難友們卻忍不住偷偷抹起了眼淚。

9月20日，再一次殘酷的審訊過后，雖然遍體鱗傷，回到牢房，鄧中夏仍然抓緊時間拿起了一本沒有讀完的通史，坐下來，靜靜地完成著自己的最后一次黨課。讀完通史，他拖著傷痕累累的身體，走到墻邊，忍著疼痛，在墻上寫下：“但看十年后，紅花遍地開。”然后，鋪平紙張，認認真真地給黨中央寫了最后一封信，信中他深情地說：“同志們，我快要到雨花臺去了，你們繼續努力奮斗吧，最后勝利終究是我們的！”

第二天，鄧中夏在雨花臺刑場從容就義，生命永遠定格在了3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