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來說，孟文博的《掘開歷史的地表》是一本比較特別的書，它打破了我對于版本學的固有印象。我對于現代版本研究前景曾比較悲觀。當下古典版本研究已成顯學，資料充足，自有一套方法體系。現代版本研究囿于資料匱乏和世俗偏見，尚處于發展培育期。起步既晚，又逢世風喧囂，人心浮躁，急于求成，其前景堪憂。

相對于古典典籍研究，現代典籍研究尚未引起廣大學者的重視。當然，有些學者也在現代版本校勘方面做出了一定成就，但是整體成果乏善可陳。據《掘開歷史的地表》成書時統計，就整個現代文學作品匯校本而言，自20世紀80年代至今，總共才只有7部出版，相對于車載斗量的古籍版本研究來說，委實讓人嘆惋。這在某種程度上也限制了現代文學研究的廣度與深度。對版本有意無意的忽視，會導致我們無法回到歷史現場，而只有回到歷史現場，才能真正洞悉作者和作品要表達的真實內涵。

歷史滄桑，找到真正接近歷史真相的版本談何容易，何況這種剝繭抽絲、去偽存真的校勘是一個極度艱苦考驗耐力的過程，非有大毅力而不可成。打開《掘開歷史的地表》，最讓人驚訝的是作者對于郭沫若前期各文藝論著版本校勘那一絲不茍的嚴謹態度，他將文本原貌和變遷過程幾乎纖毫不差地呈現出來，真正做到了返本求真。

《掘開歷史的地表》不僅對各版本中郭沫若文藝觀實質性差異的地方作了勘正，如從“人性提高”到“社會改革和人生的提高”，更細致到連“一動不動”和“一動也不動”、“不十分贊成”和“不十分贊成的”這樣的細微區別也標識出來，作者的謹嚴與縝密可見一斑。有人或許對此不以為然，然而這樣的治學態度在學術研究急于求成的今天尤為可貴，也使本書在史料價值上幾乎無可挑剔。

如果說校勘工作的細致嚴謹反映了一個學術研究者的治學初心，《掘開歷史的地表》以原始史料為基礎，從社會語境和郭沫若的特定身份入手，分析其作品修改、觀念變遷和人際糾葛，新見迭出，讓人信服，這顯示了作者科學的研究方法、敏銳的學術嗅覺和高超的史料甄別、駕馭與分析能力。

就反映現代社會歷史與文化的特殊性而言，郭沫若確實是一個絕好的范本。不僅是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甚至在中國現代文化藝術很多領域內，郭沫若都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存在，而遍觀中國現代史，也鮮有像他這樣在諸多領域成就斐然卻又充滿爭議的知識分子。郭沫若研究早就超出了其個人本身，承載著更為厚重的社會歷史和思想文化意義。郭沫若著作版本研究，既是我們解析郭沫若人格思想的依據，也是打開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思想心脈的一把鑰匙。以魏建教授為代表的當代學者在此領域已經取得了不少豐碩的成果，而孟文博的《掘開歷史的地表》敏銳地把握并順應了這樣的學術潮流，憑借自己嚴謹的治學態度，在學界尤其在郭沫若文藝著作版本研究方面為自己爭取了一席之地。

就研究方法而言，以往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多致力于作品文本思想與藝術價值的挖掘，或者傾心于作家生平思想的探索，對于文本版本相關的史料關注遠遠不夠，即使是史料研究，也大多是從某種現實需要出發，以先入為主的思想或者觀點來篩選史料、提煉史料和闡釋史料。而《掘開歷史的地表》表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工作正在向著更加縱深的方向發展，越來越多的學者已經從意識形態的固囿中跳脫出來，以更加客觀的眼光去審視歷史、考察歷史，以期能夠得出更為真實公正的結論。

本書研究都忠實于原始史料，以版本校勘為基礎，回到歷史現場，設身處地進行歷史化分析。無論是梳理郭沫若文藝“無目的性”與“功利性”觀念的歷史流變，解析郭沫若“民間文藝觀”的形成與動因，抑或探析郭沫若與一些人的歷史恩怨，得出的結論都令人非常信服。如王本朝教授所言，郭沫若在不同社會環境或身份轉變過程中的話語表達，有的與其特定心理有關，有的則與時代語境存有密切聯系，怎樣才能從郭沫若表面“相違”與“搖擺”的思想言行下找到其行為邏輯的本根，這是郭沫若乃至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研究的重要切入點。《掘開歷史的地表》關于郭沫若“變”與“不變”的辯證分析，探源溯流，鉤深索隱，抓住了郭沫若性格的本質核心，可謂一針見血。

對我來說，《掘開歷史的地表》的特別并不僅僅是打破了我對于現代版本學的固有偏見，還有其他更多的意義。它為中國現代作家史料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史料與研究視角，對我今后的學術研究也有著明顯的啟發和裨益。

（作者系濰坊學院文史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