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流行“民國范”的時候，關于林徽因的浪漫言情曾被不厭其煩地講述和消費，她與徐志摩、金岳霖之間的曖昧故事被演繹得庸俗浮夸，幾近地攤文學，超級暢銷書《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林徽因傳》就是其中的代表。林徽因成為民國“女神”的同時，大眾形象也變得愈來愈失真。

另一方面，學者們也在以嚴肅態度默默搜集整理林徽因的生平著作，比如南通大學文學院教授陳學勇出版過一系列林徽因傳記，澄清了坊間許多圍繞林徽因的不實傳聞。又如北京建筑大學教授曹汛先生的遺著《林徽音先生年譜》（以下簡稱“年譜”），用他擅長的史源學、年代學考證還原了林徽因的一生行跡，為后人追尋五光十色下真實的林徽因形象提供了一份可靠的材料。

1924年梁啟超與次女梁思莊和林徽音（其時尚未改名徽因）一起在北京游長城。作為建筑學家，林徽因對北京古建筑情有所鐘，曾為其寫下一系列專業性與文采兼美的文章，在《平郊建筑雜錄》中還提出了“建筑意”的概念。

“徽因”還是“徽音”？

曹汛教授追根溯源的精神，首先體現在這本年譜的書名和前半部分沒有沿用此前大眾習慣的“林徽因”之名，而是堅持使用她的本名“林徽音”出版。（本文為避免混亂，依然沿用“林徽因”之名）林徽因的本名由父親所取，出自《詩經》中的詩句“大姒嗣徽音”。1935年初，林徽因“為避免與上海一位男性多產無聊寫家林微音名字相混，甘冒不孝的罪名，忍痛改名徽因”，“徽音擔心名字的誤混辱沒自己的清名和優雅，不愿招來更多的糾葛，更討厭那個人的無理糾纏，才不得不改名。徽音的名字是父親所賜，她非常喜歡。”

從“徽音”更名為“徽因”，表面看是為區別于三流文人的被迫之舉，實則透露出林徽因的性別主體意識。林徽因1904年出生，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后一代新女性的代表，她自身的生命經驗充分介入了婦女與中國現代性的互動過程，從這個角度回看她的一生，或許更有助于后人還原“女神”的神話。

林徽因出身名門，父親林長民在辛亥革命后歷任北洋政府國務院參議、法制局局長、段祺瑞內閣司法總長等職。1920年，林長民仕途暫歇，帶著17歲的女兒赴歐洲旅行考察，目的是讓她“增長見識”“擴大眼光”。此趟海外旅行對少女林徽因影響至深，不僅結識了大她八歲的徐志摩，可能還讓她確立了未來事業的方向：“在倫敦讀書期間，據說女房東（一說房東女兒）是建筑師，受了她的影響，徽音決心將來學建筑。”

1923年底，20歲的林徽因為北京《晨報》五周年紀念增刊設計封面圖案，“近景繪一鐘樓，中景為一平靜湖面，遠景為密林和初升的太陽，天空中一對白鴿在自由飛翔……鐘樓建筑畫的是正立面投影圖，已具有建筑專業的繪圖意味。”這證明林徽因在去美國專業學習之前，已經具備了良好的建筑學素養。盡管后世梁思成作為建筑學家的名氣大過林徽因，但必須承認，丈夫最初還是在妻子的影響下才立志學習建筑的。

年譜還指出，一般認為林徽因是1931年在徐志摩的影響下開始發表作品的，這一觀點并不準確，因為就在林徽因設計的這期《晨報》增刊上，她已用“尺棰”為筆名翻譯發表了奧斯卡·王爾德的散文詩《夜鶯與玫瑰》，筆名取典自《莊子》：“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或許寓意了建筑與文學的追求各取一半。

1924年6月赴美之前，林徽因的才華就已在印度文豪泰戈爾的訪華之旅中顯露出來，她不僅是當時負責接待的文化名流中的唯一一名女性，而且在其中充當了關鍵角色。在慶祝泰戈爾64歲生日的活動上，林徽因主演詩劇《契成拉》，她還與徐志摩共同照顧泰戈爾在北京的行程，“他們在眾目睽睽之下完成著戲劇性和使人興奮的公眾使命，她的‘一代才女’的聲名，就是這時在社會上傳揚開來。”

主持北平文化沙龍

1928年8月，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學成歸國，應邀到沈陽的東北大學組建建筑系，林徽因得以“成為我國第一位女建筑師、第一位女教授”。次年，張學良兼任東北大學校長，懸賞征求校徽圖案，林徽因設計的“白山黑水”圖案最終中選。

九·一八事變后，日軍侵占中國東北，梁氏夫婦一起受聘于朱啟鈐投資創辦的中國營造學社，返回北平工作，但林徽因很快就被確診有嚴重的肺病，只能立即停止勞動，到香山上靜養。林徽因養病期間，徐志摩、沈從文、凌叔華、羅隆基、張歆海等友人常去香山看望，激發她創作出一批杰出的文藝作品。

1931年10月，林徽因從香山回到北平城中，遷居東城北總布胡同3號。不久后，哲學家金岳霖也搬遷至此，與梁氏夫婦比鄰而居。金岳霖習慣每周六在家中邀請朋友參加茶會沙龍，這些朋友大多有著北大、清華和海外名校的教育背景，是當時中國最頂尖的一群知識精英。起初是林徽因經常到金家去參加周六聚會，后來由于林徽因的個人魅力，茶會沙龍就慢慢地向林家客廳轉移，這就是所謂的“太太客廳”。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人文社科的“空間轉向”助長了文學空間研究的時興，林徽因1930年代在北平主持的“太太客廳”因此成為許多評論家關注的對象。其實“太太客廳”一詞來自冰心的影射小說《我們太太的客廳》，本來具有諷刺意味，年譜對“太太客廳”著墨不多。

關于林徽因在自家沙龍上的搶眼表現，她的終身摯友“閨蜜”費慰梅（美國漢學家費正清的夫人）有一段常被引述的回憶：“每個老朋友都會記得，徽因是怎樣滔滔不絕地壟斷了整個談話。她的健談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嘆服的是她也同樣擅長寫作……她總是聚會的中心人物，當她侃侃而談的時候，愛慕者總是為她那天馬行空般的靈感中所迸發出來的精辟警語而傾倒。”“太太客廳”中除了費慰梅之外，幾乎全是男性知識分子，這或許也是費慰梅把林徽因的聽眾歸為“愛慕者”的原因。

目前已有多位現代文學研究者注意到20世紀倫敦文化沙龍“布魯姆斯伯里”（The Bloomsbury Group）與“太太客廳”之間的關聯性，前者的核心人物正是著名女性主義作家伍爾夫。“布魯姆斯伯里”強調女性的主體地位，而非像西方傳統沙龍女主人那樣，主要是為激發男性的創作靈感而存在。林徽因盡管具備傳統沙龍女主人應該擁有的一切條件（美貌外表、高貴身世、文藝修養），但她沒有僅僅充當花瓶，反而在一群男性精英中表現出強烈的女性主體意識，執著于激烈論辯和自我表達，這給當時的沙龍參與者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國第一位女建筑師

林徽因的一生橫跨文學和建筑學兩個領域，正所謂“肩頭上先是挑起兩擔云彩，/帶著光輝要在從容天空里安排”（《小詩》）。由于通俗作家的渲染以及那首《你是人間的四月天》的“破圈”流行，在后世的一般印象里，林徽因作為文學家的身份似乎比建筑師更知名。

不過，隨著越來越多文獻的披露和介紹，林徽因作為一名卓越建筑師的形象也逐漸廣為人知，比如清華大學建筑學院編的紀念文集《建筑師林徽因》（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以及中央電視臺2010年推出的八集紀錄片《梁思成與林徽因》，都著重講述了她在建筑學上的精深造詣和成就。

曹汛教授身為建筑學人、梁思成的弟子，把師母林徽因放在建筑領域內評價自然是題中之義，年譜中也特別指出，“徽音在營造學社先任參校，后任校理，既是營造學社唯一女社員，又是唯一擔任實際工作的女職員。此后多次參加營造學社組織的中國古代建筑實地調查工作，與梁思成合寫調查報告多篇，還幫助思成干了許多‘力氣活’，把幫助丈夫事業成功放在第一位，人們稱贊她是‘無名英雄’……徽音出身名門，又是千金閨秀，還是多病羸弱之身，卻能和男人工匠一樣登高履險，爬梁上房，她的要強和毅力驚人，今世僅有。”

這段評價大體準確，唯一需要商榷的一句就是“把幫助丈夫事業成功放在第一位”。若從女性主義角度審視，林徽因絕非一位滿足于相夫教子的傳統女性，而是期望以主體身份介入男性主宰的公共領域的現代女性代表，她一生都掙扎于實現“才女”價值和在家庭事務中沉淪的矛盾之間，這種身份焦慮時常流露在她寫給友人的書信中：

“我自己也到了相當年紀，也沒有什么成就，眼看得機會愈少……現在身體也不好，家常的負擔也繁重，真是怕從此平庸處世，做妻生仔的過一世！我禁不住傷心起來。”（1932年1月1日致胡適信）

“當我在做那些家務瑣事的時候，總是覺得很悲哀，因為我冷落了某個地方某些我雖不認識，對于我卻更有意義和重要的人們……另一方面，如果我真的在寫作或做類似的事，而同時意識到我正在忽視自己的家，便一點也不感到內疚，事實上我會覺得快樂和明智，因為做了更值得做的事。”（1936年5月7日致費慰梅信）

林徽因早年立志投身建筑事業需要極大勇氣，建筑師和建筑行業很長時間里都是男性壟斷。她最初想就讀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筑系，但因建筑系不招女性而只好選擇先進美術系，再選修建筑課程這樣的迂回戰術。在林徽因后來的建筑設計實踐中，她不斷將自己的女性經驗和主體意識融入作品，成功證明了自己作為女建筑師的地位。

1935年，梁氏夫婦設計的北京大學女生宿舍建成，該建筑是中國早期現代主義建筑的代表，“設計采用不對稱的布局，造型簡潔，比例勻稱。徽因心細，考慮女生手小，樓梯扶手比一般細小，體貼入微，備受稱贊。”

抗戰爆發前，梁氏夫婦在華北地區對存世古建筑進行了搶救性考察，其中的高光時刻就是在山西五臺山發現了中國現存最古老的木構建筑之一——唐代佛光寺。林徽因在東大殿北次間大梁上辨認出了“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寧公遇”的字樣，意味著這座千年佛殿很有可能就是一位名叫寧公遇的女性出資重修的，欣喜之余，她還與寧公遇的塑像留下了一張著名合影。

七七事變后，梁氏夫婦在抗戰大后方的生活條件異常艱辛，林徽因也因操勞過度舊病復發，從此健康狀況每況愈下，長期臥床不起。1949年后，林徽因完全告別文學創作，主要貢獻是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工作。1955年，林徽因去世，墓碑由梁思成設計，上面只刻有一行字“建筑師林徽因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