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社會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人民的社會生活是鮮活、多維、豐富的，作家對社會生活體驗和理解的深度決定著文藝作品的高度。在這樣的創作思想指導下，新中國的文藝工作者創作了許多包含濃郁民族民俗特色的優秀作品，百歲高齡仍筆耕不輟的馬識途先生便是其中一位。

正如四川大學李怡教授所言，馬識途是位有張力的作者，成績斐然。他在創作文學作品時十分重視受眾的要求，希望能夠寫出廣大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作品，而不僅僅是抒發個人的胸臆。馬識途數十年的革命生涯主要在我國的西南地區，對西南地區特別是四川的民風民俗極為熟悉。他的文藝作品中，尤其小說中所體現出的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源于他孩童時就生活在極具四川風味的民俗環境中。吃火鍋、壩壩宴以及“吃講茶，斷公案”的地方習俗，擺香案、請喝酒、燒紙錢的民間風俗，婚俗、喪葬、壽禮、祭祖等民俗活動，都深深鐫刻在他的記憶中，成為他文藝創作中充滿活力的血肉。而且，馬識途注重將富有民族和地域特征的民俗材料，以“擺龍門陣”的敘述語風，運用于小說的內容和形式之中。他擅長將一些蘊含四川地域特色的意象、故事情節和敘述穿插在一起，不僅表現出濃厚的地域審美特色，還彰顯出他對中華民族文化的思考。因此，從文藝民俗學角度對馬識途先生的文藝創作進行研究，對進一步闡釋其文藝作品是大有裨益的。

張旻昉的《文藝民俗學視野下的馬識途創作研究》一書嫻熟地運用目前國內文藝民俗學的研究成果，重點從文藝民俗審美這一視角切入，對馬識途文藝作品的民俗書寫進行學術觀察。全書共分為四個章節，首先從文藝創作民族化問題闡述了文藝民族化與民俗審美之間的關系，揭示出馬識途文藝創作民族化的審美價值；繼而從民族審美心理結構、民俗意象、民俗結構及川味語言四方面論述了馬識途文藝創作中的民俗表達。著作將馬識途文藝作品中體現出的民族性格、民族審美趣味以及獨特的民族審美情感活動與其深刻的民族精神聯系在一起，分析蘊含其中的崇高美學風范，對讀者理解民族精神和作品世界的構成提供有益幫助。同時著作還深入分析了馬識途文藝作品中的民俗背景以及由民俗風物構建起的民俗生活畫卷，闡釋其中所體現出的民族情思。其中極富意味的是作者專章論述了馬識途小說中的“茶”及茶館，在茶趣、茶人之中展現了作者特有的民俗敘事視角，體現了民俗生活審美意趣。作者還將之與另兩位川籍作家李劼人、沙汀筆下的茶館加以對照比較，展示出不同的功能性主題意義。在內容分析之外，著作還重點聚焦到語言及結構形式上，對馬識途文藝創作中的結構及情節設置、敘事語言及幽默諷刺的敘事風格等逐一賞析，揭示其“擺龍門陣”的語言風格，指出有別于其他四川本土作家的獨特文化藝術特色。

張旻昉是系統研究馬識途文藝創作的青年學者。她在《文藝民俗學視野下的馬識途創作研究》中，從文藝民俗審美這一視角展開對馬識途先生作品的剖析，視角獨特。著作分析系統而深入，顯示出作者厚實的理論積淀和廣闊的研究視野。系統的文本細讀更使得她在研究中能夠對研究素材調度自如、信手拈來，與文藝民俗理論相互印證。文字表達嚴謹又不乏理趣，不失為一本適合馬識途作品愛好者和研究者閱讀的好書。

理論與文本的相向而行，是有助于形成中國特色的文本闡釋路徑的。這本學術專著的作者認為，就文藝創作本身而言，無論是厚積薄發，還是妙手偶得，都需要用心推敲、用情打磨，生動表現出創作者的理念、興趣、情志等，在審美視角、敘述技巧、表現方式上彰顯出應有的民族氣派，而實現這一點的關鍵在于文藝作品本身是否建立在扎實社會實踐的基礎上。文藝作品作為一種特殊的意象符號，必須要有獨特的標識性，否則就沒有生命力。而這個所謂的獨特的標識性，需要切實在民俗細節中進行挖掘和展示，喚醒讀者的認同感，作品才會在經久不衰的口碑相傳中，沉淀于歷史的脈動與社會變革的底蘊中，成為經得起時間和人心考量的經典之作，甚至成為時代的精神坐標和民族的集體記憶。這樣的觀點我亦非常贊同。真正優秀而經典的文藝作品，絕非人云亦云、粗制濫造，甚至抄襲模仿、千篇一律，只寫一己之悲歡，脫離大眾也脫離實際環境。脫離了實際的無根之作，徒有文學之名，并無文學之本，失去了文藝形式應有的素質功能和藝術品格，缺乏文藝的原創性和創新性，更本質的是缺乏對人生價值及文化觀的實踐性表達，缺乏對廣大人民大眾的崇敬和對生活的熱愛。這是我們從馬識途等老一輩作家身上所感悟到的。

（作者系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