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回看，時間總是殘忍的——過得好，覺時間太易逝；過得不好，更有虛度后的慌亂。回看個人的文學十年，并不復雜，可當真正坐下來梳理的時候，很多記憶混成一團亂麻，加上身為小說家的通病，總想在混亂里拎出一條面目清晰的主線，讓邏輯清晰、讓記憶有結構——可生活哪有什么邏輯、記憶哪講什么結構？不如想到哪算哪，拎出幾件事，打撈一些記憶殘片算了。

2011年，第一本書《小鎮》入選二十一世紀文學之星叢書，看到這本書擺在眼前，已是2012年——此時，我已在《天涯》雜志當了好幾年編輯，見證了很多文章從“稿件”到“作品”的演變過程，發表所帶來的光環和幸福感，也因對編輯流程的熟悉而消散。可第一本書擺在面前，仍然有著某種難以言喻的歡喜，叢書統一風格的裝幀設計讓它面目模糊，但它屬于我，任何人也改變不了這個事實——寫作帶來的很多歡樂，便是認為自己會確鑿地留下思考的印記。撫摸第一本書的那種快樂，和在電腦上敲完第一部長篇的快樂是一樣的，和第一次發表的快樂是一樣的，和名字作為編輯首次出現在《天涯》的版權頁上的快樂是一樣的——這是一次性的快樂，一旦擁有，便會消失；這是曇花的誘惑，一旦目睹，便會凋萎。之后的十年，書一本一本出，故事一個一個寫，快樂還在，可那種“第一次”所帶來的狂喜感越來越少。對于所有的寫作者，可能都是如此：從最初的“被認可”的狂喜，到進入“穩定期”的無感甚至懈怠，然后繼續不斷尋求狂喜時刻的出現……

“小說家”——我相信別人要給我貼一個標簽，會用這個詞；我要給自己一個定位，恐怕這也是一個備選詞。但在寫作上，我有一顆巨大的胃，所謂的文體，不過是表達的需要。

我寫詩歌。我的寫作從詩歌開始的，很多年前，和朋友們編輯民刊，就是以刊發詩歌為主。我的詩歌量很少，寫了，存在電腦的某個文件夾里，一年也沒三五首。可匯集起來，也出了詩集，對比特朗斯特羅姆那種瘦骨嶙峋的創作量，這量又讓人臉紅了。我還參加過某一屆青春詩會，總感覺和真正志于詩的寫作者有隔閡——真正的詩人，有某種我能感知又不能擁有的特質。可詩歌仍然在寫，作為個人私密，作為一種語言的自我錘煉，詩歌從未在自我的寫作中退場。

我寫散文。我供職的《天涯》以刊發散文見長，除了國內文學期刊上那種慣常認知里的散文，《天涯》還刊發大量關于社會問題、文化思想的隨筆，這些獨具個性的表達，仍屬散文一類，占據著《天涯》最顯眼也最遼闊的版面。在十多年的約散文、編散文的過程中，有時蠢蠢欲動，也會寫一寫，零零星星，卻從未中斷。這是我心中極為偏愛的一個文體，它有著巨大的包容性，吞吐煙云，讓寫作者自由。

我寫評論。事實上，作為編輯，我幾乎每天都在寫評論：面對每一篇來稿寫下的審讀意見，是評論；每一期刊物的卷首導讀，是評論；有時給某些作品寫編輯手記，是評論。當然，我也寫長篇幅、體例規范的論文，那是遇見了特別有感觸的閱讀——由于近水樓臺，我得以對《天涯》的前輩韓少功的作品有過持續性的閱讀與思考，寫下了一部關于其長篇小說的研究專著《思想的賦形》。興趣廣博的我，也厚著臉皮給海南的一些畫家、音樂家寫過藝術評論。

寫報告文學、寫歌詞、寫微電影劇本、寫晚會串詞……回想起來，這十年是不是以一分一秒，而是以一筆一畫堆起來的——寫得最多的還是小說，那里藏著所有的生命悲歡。

算起來，我的很多小說都寫到了“小鎮”這個敘事場域。我的中篇《小鎮》2008年發在《中國作家》，寫作時間要更往前，比當下流行的小鎮書寫、縣城敘事，要早得多。小鎮在中國有獨特性，它是城市與鄉村的過渡地帶，是最眾聲喧嘩、充滿張力的地方。一個偏遠的小鎮，便能夠映射出時代的劇變。我的《我特意去看了看那條河》《有幾條路飛往木橋》《丁亥年失蹤事件》《抬木人》《背上竹劍去龍塘》等中短篇以及長篇《關關雎鳩》，和《小鎮》一樣，都把講述的空間放在一個小鎮上，那是海南島一個并不靠海的所在，更是轉型時期中國的任何一個角落。如果說和其他作家有什么不同，可能是，更多人書寫小鎮的時候，聚焦于那種封閉、粗野和破碎，想著逃離；而我看到了這背后延續的傳統之力，看到其中的“禮”，希望找到某種凝聚的力量。

后來，很多人談及我的寫作，更多把我跟大海聯系在一起，這與長篇小說《島》、中篇小說《海里岸上》《唯水年輕》有很大關系。《海里岸上》受到一些關注，和它的題材和寫法有關。《海里岸上》以站在海水中央看天地的角度、以“海里”和“岸上”彼此激蕩來當結構，努力表現某種“新”。事實上，由于當編輯的緣故，對于新的題材我極為敏感，我寫過疫情后的心理創傷、寫過全方位監控時代人的尊嚴、寫過微信群里自發的沉默，也在《虛構之敵》中寫了為了流量而摧毀一切的自媒體從業者……在涉及到海洋題材的創作中，《島》是獨立的，而《海里岸上》《唯水年輕》以及正在進行中的一個中篇，構成一個中篇三部曲——我希望用這幾個小說，完成我對海洋的一些思考，然后“上岸”，去開拓新的題材。

這十年來，我最看重的一個身份，并非作家，而是編輯。真正到《天涯》編輯部擔任編輯，是2008年2月，最初看什么稿子不記得了，最初參與編校的是2008年第二期。《天涯》的前輩編輯有著優秀的傳統，較真于每一個編輯環節：文章的搭配、欄目的策劃、詞語的斟酌、標點的精確……每一任主編，每期都要參與所有的編校，都認真地把每一期當創刊號來辦。在任時，他們全身心投入，犧牲個人寫作時間；而卸任之后，他們對后來者高度信任，提出了“不問不答，有求必應”的準則，雜志有麻煩，他們義不容辭，而對于編務，他們不再干涉。他們推薦的稿子甚至他們本人的稿子，后來的編輯覺得不合適，也都明確回復不用，他們并不介懷。正式擔任《天涯》主編，從2021年第一期開始，當然，此前三年多，一直以副主編身份負責編務，因此在具體工作上沒有多少變化，可心理壓力完全不一樣了，署“主編”之后，意味著每期的30萬字和每個標點，都要負全責，不能心存任何僥幸。

《天涯》的編輯又尤其難當，不僅僅是約幾篇小說散文的問題，而是要提前謀劃、組織各種話題的討論，我們的編輯，有時是要介入到作家的寫作當中的。雜志跟人一樣，都有自己的性格。《天涯》這么些年來，有兩點獨異于國內的文學期刊：一是“作家立場”欄目，刊發大量的思想隨筆，發起、參與各種話題的討論，引領作家們思考一些真正的社會、思想問題，而不僅僅是在所謂“純文學”的真空內進行“寫作技藝”的展示；二是“民間語文”欄目，刊發書信、日記、網絡文本、地方俗語等各種民間話語，真正讓民間話語來啟示、激活作家的語言。在當下，變是容易的，不變倒是很難，堅守既定追求、秉持某些精神，編輯們都要擔負著極大的壓力。但《天涯》的辦刊宗旨“道義感、人民性、創造力”不會變，《天涯》所秉承的“天有際，思無涯”不會變，《天涯》所追求的“文史哲不分家”的大文學理念不會變，《天涯》所熱衷的“探討一些真問題”的熱情不會變。

我最引以為傲的是，這幾年，《天涯》并未隨波逐流，反而在日漸雷同單一的國內文學期刊中堅守自身，不加入潮流的合唱。我這文學十年，有二分精力用于創作，其他八分給了編務，我也在《天涯》一期一期從未延緩過的出版中，交出了我的熱情和體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