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于有一天，我似乎明白了，那時候連隊之所以把我這個新兵劃進戰(zhàn)斗骨干的行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份“請戰(zhàn)書”。當兵之前，我夢想成為詩人，背誦過王昌齡、岳飛、辛棄疾的作品，因此在誓師動員大會之后，我向連隊黨支部呈交了一份滾燙的請戰(zhàn)書，諸如“馬革裹尸在所不辭”“不破樓蘭誓不還”之類的語句堆砌了不少。這份請戰(zhàn)書不僅讓我當上了戰(zhàn)斗骨干，其實也是我最初的軍事文學創(chuàng)作。

記得是部隊抵達邊境之后，在一個樹林里，連隊召開秘密會議，居然也讓我參加了。指導員趙蜀川就戰(zhàn)斗骨干的任務講了一番話，那個會議對我而言，就像一針興奮劑，讓我很長時間都處在亢奮之中。

當時我們用的是小口徑加農(nóng)炮。第一次戰(zhàn)斗，是抵近射擊，直接配合步兵攻打對方的長形高地。

那天早晨，大霧彌漫，能見度很低，步兵在山上陣地射擊，交替掩護沖擊，不時有陣亡者和傷員從山坡上滾下來，令人觸目驚心。我記憶最深的一幅畫面，是連長李成忠在一個炮位邊上舉著望遠鏡觀察目標，指導員趙蜀川前腿弓后腿蹬，實施射擊。連長透過濃霧捕捉對面火光閃爍處，操著四川話說：這兒，那兒，向左5指幅，向上3密位……指導員也不搭腔，吭吭哧哧地一發(fā)一發(fā)打，還不時喊一聲：好！打中了——裝填！

戰(zhàn)斗白熱化的當口，我被臨時指定給副營長楊世康當傳令兵。當時的情形確實很危險，連隊十幾個人負傷，但是我沒有退縮，一直在各班、排之間穿梭，傳達副營長的命令，督促各炮占領陣地。指導員打得汗流浹背，脫掉軍裝扔到一邊，只穿著白襯衫。坐在山坡上的副營長火冒三丈，怕他暴露目標，讓我去吼指導員穿上軍裝。我跑到炮位邊上大喊：指導員，副營長讓你把軍裝穿上。指導員打了一炮，這才直起腰來，穿上軍裝，順手把手槍扔給我，笑瞇瞇地說，小徐好樣的，手槍你給我背著。

那次戰(zhàn)斗，在《步兵×××師師史》上，記載為“炮兵團九連班占西側長形高地進攻戰(zhàn)斗”。當天下午，上級又指揮連隊把一門炮推到一個名叫瞽山的高地，對敵人山洞火力點實施抵近射擊。在山上待命的時候，同班老兵馮曄臨譯出一份電報后高興地說：徐貴祥這小子立功了，三等功。據(jù)說，我是本團新兵當中第一個立功的。

隨著這份電報到來的，還有一道命令，讓連隊派出兩個電臺兵——老兵李茂金帶上我，跟副師長李成業(yè)到師指揮所。吉普車在山路上冒著彈雨飛奔，副師長坐在前排指揮駕駛員左沖右突，我的脊梁上背著709型小功率電臺，肩上斜挎著手槍，心里裝著三等功，豪情萬丈——可以說，那是我一生中最不怕死的時刻。

吉普車一路跳躍，到了師指揮所。李老兵和我在指定的位置開機調頻，傳輸命令。抬頭望去，能看見城墻上面有師首長的身影，不遠處仍是槍聲炮聲廝殺聲，不時能聽到頭頂傳來興奮的喊聲，某某部隊穿插成功了，某某團上去了！

這以后，我們一路前行，大大小小又參加過幾次戰(zhàn)斗，直到一個月后戰(zhàn)爭結束，回到廣西扶綏縣休整，我們加農(nóng)炮營駐扎在山圩農(nóng)場。

有一天，來了一個作家，指導員派人把我叫去接受采訪。3個月后，我們收到了一本《解放軍文藝》，其中有篇特寫《鐵鞋踏破千重山》，記述了某部九連給養(yǎng)員龍懷富、炊事班副班長汪柏坤和新戰(zhàn)士徐貴祥火線送飯的故事。最后的一段話這樣寫道：火炮怒吼，映紅了夜幕，就在這震耳欲聾的炮聲中，我們親愛的新戰(zhàn)士，來自淮北（此處有誤，我家鄉(xiāng)在皖西）的小徐兄弟，進入香甜的夢鄉(xiāng)，臉上洋溢著稚氣的笑容。《列寧在1918》里的那個英勇的瓦西里，在押送糧食回到彼得格勒之后，睡夢不也是這么香甜嗎？

作者署名劉天增，當時是空軍某部一個大隊的副政委。劉作家的文章讓我浮想聯(lián)翩。那天下午拿到雜志，走在師部所在地東門到山圩農(nóng)場之間的紅土地上，我一遍一遍地回味，突然產(chǎn)生了一個想法，我也要當作家，我在中學時期就開始寫詩了啊——我的文學夢就是這樣被喚醒了。

事實上，那個時期我已經(jīng)開始寫通訊報道了，因為我們連隊是“英雄炮兵連”，涌現(xiàn)了一位戰(zhàn)斗英雄和連長、指導員等二等功臣，上面不斷有記者和作家來采訪。指導員認定我是一個“筆桿子”，鼓勵我寫報道，寫我們的英雄連。

廣西休整期間，我在幾家小報上發(fā)表過幾篇“豆腐塊”。歸建之后，營教導員曾忠富又向團政治處主任徐尚禮推薦我，這以后，大半年我都在外面“出差”，住在師、團招待所，就干一件事情——寫報告文學《炮兵英雄王聚華》。半年后，我們集中在軍部招待所，7個戰(zhàn)士業(yè)余創(chuàng)作員當中，其他人都是班長級別的老兵，唯有我是入伍幾個月的新兵。實話說，那時候我并不把自己當作新兵，常常夸夸其談，因為我的心里裝著拜倫、雪萊和莎士比亞。

夏末秋初的一天，軍政治部文化處處長雷河清通知我們說，你們的作品出版了，明天早晨到文化處領書之后，大家就可以回部隊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第一個跑到文化處辦公室，幫助胖胖的王干事把那個箱子打開，屏住呼吸翻開書一看，其他6個同志的作品都有，唯獨沒有我的。可以想象，一個做夢都在渴望成功、成名的人，一個在任何場合都雄赳赳氣昂昂的人，終于在無情的事實面前敗下陣來。那一瞬間，我的天空變得漆黑一團。

第二天，我?guī)е潜拘聲氐搅诉B隊，硬著頭皮去見指導員。我說：指導員，對不起，連隊給我差旅費，還補貼伙食費，讓我到洛陽、到武漢、到新鄉(xiāng)去改稿子。半年了，別人的作品都出來了，我的作品沒寫好，沒出來，對不起連隊。指導員瞪著我說，怎么會呢？稿子我看了，沒什么問題啊。你把這本書留下。

第二天出操結束后，指導員向我招手說，小徐過來，那本書我看了，有些作品確實比咱們寫得好，有些作品寫得不如咱們，不用咱們的稿子不是咱們的問題，是他們的問題。

我說，謝謝指導員安慰我。

指導員說，不管怎么說，你也是報道骨干，軍區(qū)的報紙上發(fā)過文章嘛……你把寫作放放，我跟連長商量了，派你到團教導隊學習。先治窩，后治坡，我們九連需要筆桿子。

指導員的這句話我當時不是太懂，懵懵懂懂去了團教導隊，學習炮兵陣地基礎知識。當了班長不久，經(jīng)過各級推薦和專業(yè)、文化統(tǒng)考，我于參軍的第2年春天考上了原武漢軍區(qū)炮兵教導大隊。那個時期，我的力量和潛能得到了極大的發(fā)揮，學炮兵射擊指揮、計算諸元、修正彈道、步炮協(xié)同……特別是學習軍事地形學和戰(zhàn)術標圖，如魚得水。一比十萬的地圖舉在眼前，我能看到具象的山川、河流、道路、橋梁和森林。而在夜里，閉上眼睛，我能看見這些景物上空的月光和星斗。這段時間學習的軍事常識和由此發(fā)酵的詩情，為我以后的小說創(chuàng)作營造了一層夢幻般的底色。那個時期，即便在超負荷的訓練中累得精疲力竭，空余時間，我還是堅持讀書，新中國成立后的紅色經(jīng)典小說，幾乎每一部我都讀過……我堅信不疑，我早晚會成為一個作家。

大約是這年春節(jié)前夕，一個電話越過萬水千山，打到我們五中隊的隊部。指導員在電話里說，我說對了吧，是他們的問題，不是我們的問題。聽指導員講了來龍去脈，我這才知道，當初原武漢軍區(qū)編輯的那本報告文學，里面只收錄了中央軍委授予稱號的一級戰(zhàn)斗英雄事跡。我們九連的王聚華是原廣州軍區(qū)授予稱號的二級戰(zhàn)斗英雄，所以我寫的報告文學沒有收進那個集子。當時也沒有明說還要不要出版續(xù)集，如今終于有了續(xù)集《烽火新一代》，我的那篇《炮兵英雄王聚華》赫然名列其中。得知原委，我無限感慨。要不是趙蜀川指導員和連隊戰(zhàn)友一如既往的鼓勵和支持，我恐怕早就破罐子破摔了，哪里還會有一個作家徐貴祥呢？

1982年夏天，我從教導大隊畢業(yè)回到連隊當排長，盡管工作很忙，已經(jīng)擔任營教導員的趙蜀川還是鼓勵我寫小說。他跟其他首長說，我們部隊不缺武把子，如果能夠培養(yǎng)出一個作家，英雄連隊更是錦上添花。

不久，我就被調到師政治部當干事，離文字工作更進了一步，并且有了一間宿舍。我很珍惜機關干部的條件，鍥而不舍，堅持寫小說。第一篇短篇小說《相識在早晨》發(fā)表在《飛天》1983年第7期，我拿著這本刊物回炮團向指導員報喜。指導員哈哈大笑說：我說對了吧，我就知道你行。

1984年，我所在的集團軍組建偵察大隊赴邊境輪戰(zhàn)，需要一名政工干部，我二話不說就把名報上了。那時候我已經(jīng)決定走文學創(chuàng)作的道路了，我認為，一個作家要有豐富的生活經(jīng)歷，要有深刻的生活體驗，最后能參與甚至制造一些傳奇，在傳奇的遭遇中體驗生死、體驗愛恨情仇、體驗生離死別。

一年多的時間，戰(zhàn)斗之余，我寫了十多篇小說，到處投稿。剛開始，郵遞員馮大爹來了之后，下屬連隊的通信員賴四毛很快就舉著牛皮信封袋子到指揮組大喊：徐干事，你的作品發(fā)表了。指揮組里的參謀干事就起哄：有稿費，請客。我打開一看，都是退稿，覺得很沒面子。我就私下跟賴四毛講，下回再來信，你不要舉著喊，你偷偷地跟我講。

賴四毛說，記住了。以后，再有我的來信，他就悄悄地塞給我，再也不張揚了。

一年以后，我們完成了輪戰(zhàn)任務，回到河南駐地，我被調到偵察連擔任指導員。有一天，我?guī)е鴰讉€排長檢查內(nèi)務，到了連部，看見賴四毛的床下堆了一堆東西。我問這是什么東西，賴四毛神秘地拐了拐我說：別問了，一會兒再講。等幾個排長走了，我回到連部，賴四毛壓低聲音說：都是你的退稿。

我吃了一驚，我哪有這么多退稿啊？我讓賴四毛把那堆東西打開，一看，是20本《小說林》雜志，頭題是我的作品《征服》。我馬上打電話把這個消息報告給指導員，指導員說，我說對了吧，我就知道你行。

后來，我考上了原解放軍藝術學院，打電話跟指導員報告，指導員又說，我說對了吧……再以后，我畢業(yè)后留在北京，先后擔任解放軍出版社總編室主任和原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主任，期間獲得茅盾文學獎。每一次進步，我都要給指導員打電話，指導員總是那句話，我說對了吧，我就知道你行。有時候我想，指導員是怎么知道我行的呢？也許，最初這就是一句安慰鼓勵的話，但是說多了，指導員對這句話越來越自信了，我對這句話也越來越自信了，到了最后，我雖然沒有大的作為，也……還算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