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花要戴大紅花，騎馬要騎千里馬”，水運憲肯定也是唱著這首歌成長起來的，因此他要以“戴花”作為這部小說的書名。音樂往往濃縮著一個時代的心聲，《戴花要戴大紅花》就是一首時代感特別鮮明的歌曲，對水運憲而言，在“戴花”中顯然積攢了許多歷史的記憶，于是他在這部小說里寫了一個最愛聽這首歌的小說主人公。

我想先作一點歷史的考證工作。“戴花要戴大紅花”這首歌準確說，它的歌名應該是“聽話要聽黨的話”。歌曲創作于1950年代末期，詞作者王森最開始寫了一首民歌，取名為“戴花要戴大紅花”，民歌的最后一句為“做人要做英雄漢”，后來改為“聽話要聽黨的話”，同時也將其作為歌名。譜上曲后，馬上就傳唱開了。也許是第一句特別形象生動，人們更樂于將這首歌稱為“戴花要戴大紅花”。現在我們重新回過頭去考察新中國以后的那一段歷史，就會越來越清晰地感覺到，那一段歷史的主旋律其實是復調的，既高揚著“聽話要聽黨的話”，也回旋著“戴花要戴大紅花”，這兩個聲部又是相互應答的和聲關系。“戴花要戴大紅花”是民間表達擁戴和敬佩勞動模范的一種修辭方式。新中國成立后，勞動人民成為了國家的主人，國家也鼓勵大家積極參加國家的建設，勞動最光榮，勞動模范成為了時代的新榜樣。當初為了弘揚正氣，都要給評上的勞模戴上大紅花，從此戴花成為了一種約定俗成的儀式。尊重勞動，擁戴勞模，成為了那個時代的共情。

《戴花》是我這么多年來讀到的第一部以勞動和勞模為主題的長篇小說，作者在歷史復調性的基礎上，真實還原了那個時代的工人群體。

小說寫的是五十多年前的一家電機制造廠里的故事。十余位工業大學的畢業生被分配到這家工廠，開始了他們新的人生歷程。小說主人公莫正強是這個工廠的一名普通工人，大學畢業生楊哲民分配給他當徒弟。小說便是以楊哲民的視角來展開敘述的。莫正強在翻砂車間當了二十多年爐工，肯吃苦，經驗足。他有著強烈的勞模情結，一心想當勞模，這也成為了他行動的動力。但是他想當勞模的心愿總是遇到各種坎坷，即使如此，他也沒有灰心喪氣，仍然把所有的心血都放在他的工作崗位上，甚至英雄般地死在他奉獻了一輩子的熔爐前。

小說并不是孤立地寫了一個想當勞模的工人，而是將崇尚勞模作為一種時代共情來鋪展故事，寫出了滋生勞模情結的社會合理性和普遍性。新中國不僅意味著推翻了舊制度，而且也在推廣新思想，新思想以人民當家作主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核心，樹立新思想的行為和踐行新思想的人都會受到社會普遍的尊重，勞模便是新思想的濃縮版。莫正強正是在勞模情結的牽引下逐漸讓新思想充實了自己的精神世界的。莫正強是從鄉村走出來的工人，還保留著許多鄉村的習性，他質樸，也免不了保守；他能吃苦，卻有一些小私心。難得的是，他經常會以勞模的標準來反省自己，鞭策自己。第一次評選勞模時，莫正強為了引起大家注意，便一大早提前來到車間，還讓老婆將早飯送到車間來。但他從大家奇怪的眼神里感覺到這樣做不妥，他由此反省到自己在爭當勞模上是有私心的，“人一有私心，就會把事情做過頭”。他馬上阻止了老婆給他送飯的舉動，但他仍然提前來車間，并逐漸將早出工晚收班當成了常態。

水遠憲選擇一個很普通的老工人作為主角，也是頗有深意的，這既體現出那個時代的勞模共情所具有的廣泛性和普遍性，同時也傳遞出這樣一層意思：勞模共情承載了一種民主和平等的精神以及反貴族化的精神。過去，像莫正強這樣的普通窮苦人，生活在社會底層，根本沒有上升的空間，新中國改變了這一切，讓人民當家作主，評選勞模就是為普通工人提供了一種進步的途徑，莫正強就公開說：“千百萬當工人的，哪個不想當勞模啊？那是好光榮的事情呢。”這句話至少是小說中的電機制造廠的實情，大家都覺得爭當勞模是非常好的事情。在這里，人人心里都有一個勞模夢。電機制造廠幾乎就是那個時代的縮影。莫正強渴望著戴上大紅花，他說“那是一輩子的榮耀”。爭當勞模對于莫正強來說就像是一個不斷淬火的過程，鑄就了他的一顆越來越純粹的工人心。當他因為被錢逼得走投無路而做出丟臉的事情時，他寧可放棄唾手可得的勞模資格，要讓自己當勞模“當得干干凈凈”。當他看到年輕徒弟技術革新干出了成績，又一定要把評勞模的資格讓給年輕人。還要看到，勞模情結是與莫正強的工人本質相吻合的，是他工人本質的一種表征形態，勞模情結凝結著他對世界的大愛，比如他愛自己的工作，愛工作的車間，這里有他一手建造起來的沖天爐，他把沖天爐看得比自己的命還重要。小說在描述莫正強爭當勞模的過程里，也就充分展示了一位普通工人平凡而又高尚的精神境界。

我在這里提出歷史的復調性，是因為在我們的歷史敘事中，線性歷史觀的弱點暴露得越來越突出，有些作家受其約束，書寫歷史時很難寫出新意，如果他們意識到歷史的旋律是復調的，也許就能把歷史的豐富性描繪出來。水運憲在寫《戴花》時就跳出了線性歷史觀的固定思維，因此他所呈現的歷史場景既真實又豐滿，他對人物形象的把握也更為準確。

比如他在塑造莫正強這一形象時，并沒有因為要表達“勞模”的主題，就對他身上的勞模情結作線性化的書寫，而是將人物置于歷史場景之中，看到歷史復調性在人物身上的投射。在水運憲的筆下，莫正強像眾多普通工人一樣具有非常樸素的政治情感，這不僅體現在他的勞模情結上，也體現在他對待機電局的魯局長的態度上。魯局長根據當時領導干部必須下放到基層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的規定，被安排到莫正強的熔爐班勞動鍛煉。莫正強錯誤理解了這種規定，于是他很苛刻地要求魯局長做一些重體力的工作，這似乎有損莫正強的形象塑造，但它也正是歷史復調的效果。從莫正強對待大學生的態度上，又能看到他的另一面。莫正強自知文化底子太薄，他并不因此而得意，相反，他從來不掩飾自己對文化和知識的敬重。當有大學畢業生安排給他當徒弟時，他高興得手足無措，找各種借口要帶著自己的大學生徒弟滿世界走，不管見了誰就介紹這是他的大學生徒弟，“還故意把聲音放得很大，一副撿到了財寶的樣子”。這一點其實也是這部小說的另一主題，作者通過十幾位大學生分配到工廠的不同經歷，表現了在那個特殊年代里，知識的旋律會以另一種演奏方式回響在民間，這些大學畢業生有的捕捉到了民間的回響，有的無心辨析時代復調的音律，因而他們演繹著各自不同的命運。

總之，《戴花》從歷史的復調性入手，鉤沉出那些被遺忘的旋律，如勞模情結，如崇尚知識。這些旋律是優美的，今天再一次聽到這些旋律仍然會讓我們感動。

《戴花》是一部正面書寫工人生活的小說。無獨有偶，最近接連讀到好幾部寫工人的小說，而且都是以過去國有企業為背景的。如李鐵的《錦繡》、阿瑩的《長安》、羅日新的《鋼的城》。這幾部作品的作者在書寫中都注意到了歷史的復調性。其實在幾年前我讀到路內的《慈悲》時就有一種驚喜之感，這部小說雖然寫的是改革開放過程中工人命運變遷的故事，但作者的著眼點在工人文化上，展示出題材突破的新空間。工業題材創作曾被看成是當代文學的一道重要風景，但長期以來，作家們似乎不再對工業題材這個說法感興趣了。其實新中國以來的工業建設和發展是一筆非常重要的文學資源，我們卻一直沒有充分有效地開發這一文學資源。《戴花》等一批書寫工人的小說在短期內集中涌現出來，這也許是一個好兆頭。

（作者為沈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