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會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讓文學作品真正走入大眾內心。”

2022年8月4日，作家葛亮攜新書《燕食記》抵達北京，當天19時，在北京紅樓公共藏書館參加了《時間的味蕾》新書發布會。其后短短一周時間，葛亮作為新書創作者分別參與了PAGE ONE書店聯合人民文學出版社舉辦的《時間的味蕾》新書分享會、在當當網視頻號直播間分享創作與飲食的心得、接受各家媒體采訪、拜訪著名美食紀錄片導演陳曉卿、開設個人視頻號……日程表被安排得滿滿當當。

人民文學出版社針對葛亮的新書《燕食記》展開了一系列形式豐富、覆蓋面廣闊并且卓有成效的宣發工作，由中國作家協會牽頭發起的“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亦為其助益。這項計劃旨在為以長篇小說為主的優質選題從作家創作、編輯出版、宣傳推廣、成果轉化、對外譯介等多方位增壓賦能，彰顯新時代文學的價值。《燕食記》作為“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首批支持項目名單中的入選作品之一，受益于這項高屋建瓴的計劃。與此同時，一位創作者從文學“高原”向文學“高峰”攀登的決心和他20年來在文學創作中所付出的努力同樣不可忽視。

說到作家葛亮，白巖松將他比作文學界的李健，他一直在那里美好地唱著，聲音干凈、古典；楊慶祥評價他是繼汪曾祺和阿城之后，同代作家里在知識層面準備最充分的作家；文學批評家常常用“克制”“有分寸”來形容他的文字；朱天文稱他有顆“老靈魂”。深耕文學創作20年，葛亮的作品出版于海峽兩岸，著有作品《北鳶》《朱雀》《瓦貓》《七聲》《迷鴉》《浣熊》《戲年》《問米》《繪色》等，作品兩次獲選“《亞洲周刊》全球華文十大小說”，曾獲“中國好書”獎。8月25日，葛亮的中篇小說《飛發》獲第八屆魯迅文學獎，這篇小說強烈彰顯了作者的寫作風格和寫作方向，收錄于《瓦貓》一書中。

在其新作《燕食記》中，葛亮的筆力更顯純熟。沿著嶺南飲食文化的發展脈絡，以榮貽生、陳五舉師徒二人的傳奇身世及薪火存續為線索，借關于美食的跌宕故事，以細致入微的文筆，生動描摹出中國近百年社會變遷、世態人情的雄渾畫卷。全書落筆于飲食，其所描繪的卻是近代百年的中華世事人情，眾生百態皆入書中：嶺南的氣候時令、菜蔬瓜果，漫長的海岸線與山林鄉村，天空四野的云霞雨霧、日月星辰，南來北往的文人墨客、販夫走卒，街檐的旗幡、茶樓的招牌，寺院廟宇、亭臺樓閣，還有戰爭、流徙，有朱門的離散蕭索，亦有平民的溫存安好，林林總總方方面面，堪稱“嶺南夢華錄”。

出生于知識分子世家，祖父是著名書畫家、藝術史學者葛康俞，太舅公為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表叔公為中國原子彈之父鄧稼先，葛亮在文學創作中對歷史的溫情回望、對文化傳統的勉力堅守有其根脈。但作為出生于改革開放前后的一代，葛亮面對的是一個更加開放、融合、多元的中國社會。他大學畢業離開家鄉南京，抵達香港求學，曾在商務印書館從事出版，現任高校中文系教授，定居香港20年，小說《燕食記》中大灣區改革開放的成果為他親眼所見。人生經歷中的“常與變”、小說中飲食手藝的“常與變”以及中國文化傳統的“常與變”由此交織在一起，成為葛亮文學創作中的辯證與博弈。

像任何一位受學生歡迎的高校老師一樣，葛亮給人的第一印象是親和、幽默，充滿活力，在采訪過程中面對記者提問就像面對課堂里的學生一樣，圍繞著他的文學審美、文學創作歷程、文學觀和歷史觀以及新書《燕食記》的創作細節侃侃而談。

“常與變”的辯證與博弈

《出版人》：這本書的裝幀設計、封面插圖以及書名題字都很特別，有什么特殊的文化意味嗎？

葛亮：封面上的插圖是嶺南畫派祖師居廉先生的作品，其中一幅是《采花歸》，還有一幅是《果香圖》。100年前這位有著銳意進取精神的畫家對后世影響頗為深遠，嶺南畫派在當時雖然仍處于探索階段，但是經過100年，如今已是經典，這代表了嶺南文化的一種特質，即是有關“常與變”的辯證，將居廉的畫作為本書的封面插圖，其實也帶有“常與變”的象征意味。

“燕食記”出自鄭玄注《周禮·天官·膳夫》中關于食物的定義，“燕食”這一概念超越了階層，是從王、士大夫貫穿到平民的文化密碼，在食物之下，文化演繹的過程所有人都能看到。

書名題字來自我的祖父，這幅題字是他作品中的遺墨，穿越了這么長的歷史，現在與這種具有現代感的裝幀體式相融匯，呈現出一種撞擊與融合，我覺得中國文化的魅力就體現在此處，吐納古今，這就是文化的“活氣”。

《出版人》：縱觀您長篇小說的創作歷程，從《朱雀》《北鳶》再到《燕食記》，文學創作產生了怎樣的變化與創新？

葛亮：這三部小說在感情落點上有所不同，《朱雀》落點于鄉情，《北鳶》來自家族的親情，到《燕食記》是世情。

這三部小說在敘事上也是有差異的，亦指向歷史感的表達。在《朱雀》里能看到敘事者更多的聲音，“我”會在小說敘事中表達對歷史的觀點。當時確實非常年輕，想要說很多東西。但是到了《北鳶》，敘事者基本上是隱沒在文本之下的，我更傾向于讓歷史自己說話。但是到了《燕食記》，我開始嘗試讓敘事人與歷史之間發生對話。

這三部作品或許是我在長篇小說創作過程中的三個不同的層次。

《出版人》：在您的長篇小說創作過程中，哪些核心的創作理念是不變的？

葛亮：首先是表達歷史的方式，我認為寫作者應該對自己筆下的歷史負責，給讀者提供更多關于歷史的細節和在場感，與讀者產生共情。

《燕食記》這部小說取材于食物，由食物觸碰到味蕾，由味蕾喚醒我們的記憶，這就是一種共情，而共情其實就來自細節。

寫長篇小說之前我會做大量的資料準備、田野考察以及案頭工作。寫這部小說我也參考了大量典籍，比如《隨園食單》《山家清供》《食憲鴻秘》等，凡是有關食物的部分都會注意到。

但我認為小說創作最終還是要回歸于人。所以我特別重視與小說人物原型的接觸交流，因為我們絕不可能依賴自己天馬行空的想象去觸碰到人物生命的肌理。

歷史即現場，當下即歷史

《出版人》：《燕食記》是一本關于“吃”的小說，過去也有很多圍繞飲食創作的文藝作品令人印象深刻，您如何看待文藝作品中的飲食表達？

葛亮：我覺得關于飲食的表達是分層的，每個人都會在其中看見不一樣的東西。但從我的角度來說，關于飲食的表達最后是要落點于人性，是要落點于世道人心的，其后一定表達的是歷史觀。

比方說香港有一間茶樓叫杏花樓，這間茶樓所定格的歷史是和整個中國近代史密切相關的，孫中山先生在這間茶樓確定共和國國體，并被推舉為臨時大總統。這是一個歷史大事件，決定了我國近代史的走向，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大事件和日常飲食的空間相連，這個重要的歷史節點是被食物的煙火所定義的。

我們在生活里一定也有這種感受，出生百日的時候家里會擺百日宴，結婚的時候有婚宴，一個人走向人生終點，在喪儀的時候還會喝點豆腐湯，其實這就是在以食物定格我們的人生。

食物既可以定格歷史也可以定義我們的人生，它是一個可以被復刻的重要的文化密碼，這個文化密碼根植在中國人的文化基因里，而這個基因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新生文化元素的出現，也會產生一系列的遞變。這還是一個所謂“守常”和“新變”的問題，而恰恰飲食在這個方面最有代表性。

《出版人》：《燕食記》這本書在講述歷史的虛構部分時采用了第三人稱的敘述方式，這樣敘事的目的是什么？為什么不讓人物自己敘述歷史？

葛亮：因為我希望在講述歷史現場的時候能更加客觀，同時又將敘述者的生命嵌入歷史之中，而讀者也能更平靜地閱讀歷史。所以到故事結尾的時候，“我”是隱沒的，已經沒有“我”了，因為在這樣一個當下，歷史即現場，當下即歷史。

《出版人》：近年，以南方為地域特色的文學作品不斷涌現，“新南方寫作”這個概念也被反復提及，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葛亮：我覺得這是一種非常好的氣象。與南方寫作有關的作家，無論是黎紫書還是黃錦樹，他們的作品都有一種繽麗豐饒的感覺。

我在《朱雀》里面寫到江南，《北鳶》里面寫到中原，在《瓦貓》里從江南、嶺南寫到西南，我們國家幅員遼闊，每個地域都呈現出一種獨特的文化面相。而《燕食記》更想從嶺南出發看到中華傳統文化里開放、自由、流動的面相。在嶺南文化標志中，廣州十三行體現的是中國近現代的商貿交流，廣彩瓷器代表的是文化交流。所以南方文化天然是有對話的屬性的，這也構成了我對南方寫作的思考。

向文學“高峰”攀登

《出版人》：以后會往哪些新的寫作方向探索？

葛亮：我現在除了寫長篇小說以外，中篇小說的比重也比以前大，因為中篇有足夠的空間給我思考，創作周期不長，更好控制。在寫法上，現在更加在意復調性和對話性。我現在寫的一部作品是落點于香港的，體現的是兩代人對于同一段歷史的陳述，兩代人觀念的交鋒，由一個比較鋒利的事件引發開來。

《出版人》：據了解，從您有《燕食記》的創作意圖開始，編輯在六年期間見證了您走訪粵港等多個地區的采風歷程，也見證了這部作品由10多萬字到40多萬字的創作歷程。在這個過程中，編輯為《燕食記》這部作品的創作帶來了哪些新的思路？

葛亮：這部書的責編趙萍是一個很好的出版人，我覺得一個好的出版人在于能夠感受到作者創作的特點，基于這些特點給出一些建議，但是不干預作者的寫作。

在《燕食記》的創作中，有一個情節推展的過程，包括如何書寫當下，如何處理五舉和師父的人物關系，如何以榮師父為基點回望歷史，這些部分我和我的出版人有過很多很多的討論。

我其實還蠻享受整個創作的過程，特別是《燕食記》這部作品，它的體量比我之前的任何一部都要大，但在創作過程中卻感覺很愉悅，這基于與出版人的相互信任和默契。

《出版人》：在文學市場萎縮、銷售渠道巨變的當下，新書越來越難以嶄露頭角。您作為創作者的一員，是否感知到了這種變化？

葛亮：我曾經在商務印書館做過一段時間的編輯，所以你也可以從出版人的角度問我這個問題。從文化理念角度來說，文學出版這項事業永遠需要懷揣理想和情懷去做，即使在文學最興盛的時候也是這樣。文學出版既要和大眾趣味相互融合，又要保持獨立。

我覺得文學出版應該表現出對市場的尊重，但不能媚悅。正如閻晶明老師所說，無論是作者還是出版人，對讀者應起到引領的作用。

作家既要尊重讀者，又要在創作上做出自我挑戰。比如我在《燕食記》里運用了大量粵語，就是在文本審美的探索上表現一種獨立性。從市場和讀者的角度看，大家都是非常有想法和判斷力的，當你試圖展現某種獨立性的時候，其實市場和讀者會更加尊重你。

《出版人》：《燕食記》是一部很適合影視化的作品，您有沒有將作品改編為影視的想法？

葛亮：如果有合適的機會自然會考慮。作品的影視版權輸出實際上是作品轉化的過程，我一直都非常尊重藝術的規律。影視作品有不同的敘事方式，并不依附于原來的文本，所以是另外一種藝術空間，我會尊重這種再創造。

《出版人》：從作家角度而言，您希望“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能為文學創作生態帶來哪些改變？

葛亮：讓文學更加接近讀者、接近大眾始終是好的，因為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精品，是能夠讓大眾產生共情的。“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會在這個方面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讓文學作品真正走入大眾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