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那個新小說《五湖四海》你看了嗎？”

“看了。”

“怎么樣？”

“好，非常好！”

“大概寫什么啊？”

“一句話：改革開放好呀，改革開放真的好，就是好！”

“是嗎？沒開玩笑吧？”

“沒有啊，是真的。”

上面這幾句簡短的對話發生在前些天我與一位年輕的文學編輯之間。也正是因為這幾句對話，使得我有了盡快地閱讀這部作品的沖動。說實話，對安憶新作的這種評價如果不是出自一位改革開放后出生的年輕人之口，我或許不會有這樣一種閱讀沖動，因為我一直頑固地認為：只有出生在改革開放之前且已形成記憶了的那一兩代人對改革開放才會有如此積極的正面評價，畢竟他們親身生活經歷的前后對比實在是太強烈、太刻骨銘心了。

卒讀整部作品后掩卷一想，近九萬字的《五湖四海》似乎還真的是安憶創作中最直接、最同步、最正面表現改革開放時代生活的一部小說。盡管作品中長三角流域的那些個大場景在她過往創作的《上種紅菱下種藕》《富萍》等作品中也出現過，但的確不如這部《五湖四海》來得如此直接、如此清晰、如此具體。整部作品所呈現出的時空與改革開放40余年的發展軌跡幾乎完全吻合，而主場景則被安排在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到城市化這段歷史進程中的長三角地區，活動在這個歷史舞臺上的主角兒們則是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這一代“水上人家”和他們的后人。至于“五湖四海”這個在六七十年代曾經被廣泛使用的“流行語”被移植到這里倒也有了某種“雙關”的語義，既不無那個時代的某些特別烙印，又恰是這部作品所表現內容的一種形象寫真，如同安憶在作品中所言：“吃水上飯的，多少都有五湖四海的氣勢，水流到處，就是他們的家。”

既然以“五湖四海”如此磅礴之氣勢命名，那作品便總是要有一些與之相匹配的內容。于是，作品便從被當地人稱之為“貓子”的“吃水上飯的”人們落筆。在安憶看來，“‘貓子’自己，并不一味地覺得苦，因為有另一番樂趣，稍縱即逝的風景，變幻的事物，停泊點的邂逅——經過白晝靜謐的行旅，向晚時分駛進大碼頭，市燈綻開，從四面八方圍攏，仿佛大光明”。

作品中的頭號男主張建設雖早年失去雙親，但在時任大隊支書大伯的幫助下，勇敢地扮演起長兄如父的角色，從自己輟學在大隊掙工分供弟弟讀書開始起步，再到由一條舊船的老大到一條新船的老大繼而成長為擁有四條船的老板，船呢也是從水泥船到機輪船，再到最后發展壯大成為建船拆船廠的廠長和公司老總。業務范圍更是從家鄉一直延展到周邊進而一直發展到位于上海的崇明島直至海外……與修國妹結成夫妻后，從以船為家到上岸建房，從在村中的五間平房、公寓樓到縣城的別墅、蕪湖的別墅一直到上海等地隨意買房……一句話，日子過得越來越好，生活愈來愈有奔頭。而罩在個人與家庭如此大發展之上的大背景又恰是近半個世紀以來我們國家整體所走過的一條發展之道：從封閉逐步走向開放、從計劃經濟到全面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各自為營到長三角一體發展……沒有這個大背景就絕對沒有張建設的小春秋。

在這個意義上說，王安憶這部《五湖四海》表現的就是“改革開放好呀，改革開放真的好，就是好！”這個大主題的概括不僅一點錯沒有，且絕對是實至名歸。當然，作為一部小說，如此宏大的主題終歸還需要通過小說藝術的有效轉化才能夠得以有效實現，而且其藝術轉化愈徹底、藝術表現力愈豐富，主題的表現也才能夠更生動、更形象、更真實也更為深刻。在這一點上，《五湖四海》的表現同樣堪稱十分成功，具體映射在那張改革開放時代大背景高清天幕上的當是由張建設與修國妹組成的這個“水上人家”的家庭生活史、經濟活動史及心靈動蕩史。而關于前“兩史”固然是小說家施展自身藝術才華的廣闊天地，但心靈動蕩史則更是一位作家特別是優秀作家個性與才華得以充分發揮與展示的用武之地，也是一種典型的寓“宏大”于“日常”。

于是，王安憶在《五湖四海》中設置好大的時代格局后，便開始在人間煙火中細致入微地著力考量起生活與成長于這個時代大變局下的人性與倫理，這也恰是安憶長期以來的創作之所長。作品中與男主角張建設同為一號角色者其實還有他的妻子修國妹，在某種意義上這位女性在作品中的“戲碼”顯得還要更多一些。這對夫妻成婚之日也恰是分田承包、土地流轉開始漸次登場之時，于是他們才得以“上岸”，有了自己的地、有了自己的房，小日子過得甜甜蜜蜜；同時作為長子與長女，他們又憑借著自己的見識和膽識，抓住每個機遇下出先手棋，為自己整個大家庭的日子過得舒心稱心盡心盡責。

這時作品的敘事重心開始轉向女主修國妹，面對自己成功的丈夫、鄉下的父母、成長中的弟弟妹妹，自己的兒女以及和這些親人相關的種種關系，集妻子、長女、長嫂、母親等多重角色于一身的她又當如何面對怎樣處置？從家鄉到外地、從國內到國外，事無巨細漸次打理，時代變遷，人心起落，于不經意間躍然紙上……而就在他們的事業與日子蒸蒸日上之際，月滿則虧、水滿則溢的法則似乎開始顯靈，一種淡淡的憂傷與陰影逐漸顯現。表面上看，依然不外乎是男人有錢了就花心就變心之類的套路，只是到了安憶的筆下即便是套路也必然被處理得不同凡響。《五湖四海》中，有關成功商人張建設與妻弟女朋友袁燕和小姨子小妹之間這兩場疑似“花心”的故事都被設計得頗有意味：袁燕的父母本來住著修國妹老家的房子，忽然提出要搬回上海去住，而給他們在上海買房子的竟然就是張建設；還是這個張建設在上海給自己的小姨子也買了房，而小姨子對姐夫也是直呼其名；更奇葩的是張建設在上海的這兩次買房事先竟然都沒有和妻子商量，甚至連招呼都沒打一個……

到底發生了什么？安憶沒往下寫，只是有一句嘀咕：“日子怎么會過成這樣？”再加上一點點憤懣的小舉動，只是還沒容展開，立即就被其他事由岔入，轉而又是一地雞毛般的日常瑣碎：處理鄉下的院子、打理蕪湖的公寓、一次又一次大小不同的聚會……在其他作者那里極有可能大做文章甚至被視為“戲眼”的重頭在安憶筆下就這樣不輕不重地數筆帶過。這恰是高手的過人之處，無非就那么幾種可能，展開即成冗贅，更何況《五湖四海》的重心并不在此。

“修國妹相信凡事都會有個結局，但沒想到是這樣的結局。”某次“張建設一時技癢”，當他扶著割鋸“正走到頭，看見一片烏云壓頂而來，卻動彈不得，納悶想，發生了什么？即遮蔽在黑暗之中。”《五湖四海》至此戛然而止，一個極富想象空間又充滿不確定性的結尾。引發這次災難的禍首是吊車，而吊車在張氏夫妻關系危機時已不是首次出現，這顯然是一種隱喻。隱喻什么呢？《五湖四海》沒有明確回答，但遼闊迂回的“五湖四海”本身就有多種可能，這也便是作品最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