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編選今年的短篇小說年選過程中，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浮現出來：在我們的作家，特別是青年作家中，“在世界中”正日益成為小說的基本視域。故事在世界發生，人物在世界行走。由此可見，青年作家一代對于空間的理解已然完全不同于前輩作家。城市或者鄉村不再構成理解空間的基本結構，相反，跨越國族的邊界、快速的流動成為文本的新現實。而空間視域這一變化，亦可成為理解當下青年寫作的一個端口。

張惠雯的《朱迪》發生在波士頓郊區的艾克頓鎮上。“我”是一位剛剛離異的單親媽媽，帶著孩子來到了這一小鎮，在湖邊散步時遇到了朱迪和她的丈夫喬伊，三人的互動測量了友誼與愛情相互交織所成的人性深淵。在認識人性的同時，讀者或許也對美國小鎮上的生活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白琳的《維泰博之夜》是一群中國的青年男女在維泰博行旅所發生的故事。維泰博在哪里？維泰博是位于意大利中部拉齊奧大區的一個城市，如果用我們熟悉的坐標定位，它在羅馬以北約100公里處。這群青年男女離開了熟悉的國內生活，來到羅馬，重新開始一種“世界中”的生活。他們是在探索異域的風景、風俗與文化，又何嘗不是在借助新的文化塑造自己。出生于1993年，正在北師大讀博士的陳各創作的《狗窩》事關柏林的文藝生活。“我”抱著拯救當代戲劇的野心來到柏林，卻發現遭遇了語言的障礙。“我”和三個“來路不明”的德國人合租了一間公寓，認識了一群有著朋克氣質的年輕人。小說形塑了兩個空間，一個是以麥克斯為核心的“狗窩”，一個是以布萊恩為核心的“維多利亞式宮殿”，兩個空間形成強烈對照，不同階層、不同文化的沖突也盡在其中。在三三的《巴黎來客》中，巴黎與上海同樣構成了遙相呼應的鏡像空間。在年輕作者的筆下，巴黎的地標競相而出，“沿塞納河，由北向南，燈色藏光影玄機，長夜墊襯在狂歡之下。巴黎的出租車很貴，因此，我們常趁午夜蒞臨之前，坐地鐵趕往市區。第六區的龍街、第七區的圣西門街，往往是我們為徹夜痛飲所找的容器。”經由作家的描述，讀者仿佛在“午夜巴黎”巡游，然而，小說畫風一轉，“我”回到上海，“真正的生活撲面而來”。

事實上，不獨短篇小說，跨地域、跨文化的寫作彌漫在不同文體，正在成為青年一代共同的美學追求。比如，石一楓今年出版的長篇《漂洋過海來送你》也處理了這一命題。從書名我們就看到，它聚焦于“洋”和“海”，小說的第一部分就叫“來自太平洋西”，第二部分叫“前往太平洋東”。太平洋成為一個顯豁的地點，這是視域放大的結果。“東”和“西”的關系，是小說的著力點。石一楓是要討論人的跨地域流動所帶來的深遠影響。他以歷史的、縱向的思維，尋繹全球化怎么構成的。比如，那年枝這樣一個從來沒有出過北京的北京人，如何與全球化建立聯系呢？當他坐在鼓樓上，照看著紗布，目睹志愿軍開赴朝鮮時，他本人其實和全球世界建立了某種內在關聯。同樣的，沈樺的全球化是在朝鮮戰場上，置身于戰火硝煙中的全球化。小說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細節，那枚彈片一直停留在沈樺的身體里，若干年里一直隱隱作痛，會讓她行動困難。甚至于，就是這枚彈片開啟了漂洋過海之旅。這一極具張力的細節，象征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再比如，陰晴的媽媽鄭老師將自己的全部人生寄托在“去美國”這樣一個目標上，這是八九十年代一個后發國家對于先發國家的向往。到了陰晴身上，她所想象的全球化又不太一樣。田谷多和何大梁的全球化，則是另外一個故事。新一代農民工，“拍拍屁股就去了埃及，拍拍屁股又去了阿爾巴尼亞”。“對于人家，地球仿佛就是一個球兒，扒拉扒拉就能轉個圈兒似的。”這是一個勞務輸出的全球化。黃耶魯和他爸爸的全球化故事，則是金融全球化的一種敘述。眾多全球化構成的是一個綿延不絕，有時候甚至是沖突的關系。對于全球化，我們既有創傷性的體驗，也有一種虛妄的想象，同時也可能是實實在在的，政治經濟行為。這構成我們今天一個駁雜的現實，所有的歷史都穿越到我們現在，都和當下建立內在關聯。

如果說，前輩作家還在焦慮如何“走向世界”，那么這一代青年作家坦然從容地將“世界中”的人和生活作為小說表現的對象。為什么會如此？一個顯而易見的回答是，由于全球化的不斷深入，青年作家不同程度獲得了更多的海外經歷，而無所不在的媒介環境使他們對世界的認知也在迭代，這些經歷自然而然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當他們拿起筆開始創作時，這一部分生活經驗就灌注進來。比如，《取出瘋石》的作者周婉京出生在北京的部隊大院，16歲去香港，之后又回到北京，在北大哲學系拿到博士學位后又去了布朗大學做哲學研究。她通曉英語、德語、法語等多門外語，接受的是多種文化的滋養。她說，“我們是在中國變得強大富裕的背景下出國的，不是帶著淘金夢出去的。我們下一代的作家其實更明顯，他們不會有任何的自卑。這跟經濟狀態有直接關系，也跟我們從小生長的媒介環境有關系。”再比如，陳各在談到《狗窩》的緣起時說，“2018年的時候，我在柏林旅游過一周，這個城市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有一種感覺，柏林好像還是沒有從戰爭創傷中徹底恢復過來，這個創傷包括二戰也包括冷戰，我能感覺到他們的年輕人還是有很強烈的幻滅情緒，這使他們一方面（對別人）像是天使，另一方面（對自己）又像是魔鬼。而這兩方面，對我來說都是挺大的文化沖擊。”

但事情又沒那么簡單。似乎并不能完全將“世界中”的寫作歸之于作家本人的生活經驗。三三關于《巴黎來客》的創作談的題目就叫“我沒有去過巴黎”。她意在提醒我們，“在世界中”并不完全是經驗中的世界。這關乎作家對于當下現實的理解。石一楓在談《漂洋過海來送你》提到，“一方面，這也是21世紀以來北京乃至中國的現實特質，什么事兒都跟全世界串在一起，另一方面，想寫本土的變化，一定要在世界層面上展開，這也是一個創作規律。”地方性和全球化的關系，在今天變得相當突出。植根于這一現實需要，青年作家正在醞釀并創造一種新的美學語法。這一語法來源于青年作家對于世界文學乃至于多種文藝形式的接受，產生于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與融合所帶來的眩暈，打開了理解中國、理解世界的新視界。此外，對青年作家而言，語言是需要不斷清洗的，抖落其陳舊的部分，才能在新的歷史情境中誕生新的語言。異質文化的引入，也在鍛造、錘煉漢語的韌性，增強漢語的活力。可以想見，這一美學正在源源不斷釋放巨大潛力。

（作者系北京市文聯簽約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