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荒廢已久的筆來謳歌贊美新的時代”

“充滿愛去對待人民和土地”

“我已盡了我能愛這個國家的一切力量”

——沈從文

在紀念沈從文誕辰120周年之際，中國國家博物館的研究者重新梳理了沈從文1949年8月—1978年3月在國博工作30年間的資料，新發現相關物證200件，包括《1962年9月致齊燕銘的信》和1959年國慶前寫成的《歷史博物館十年》兩份重要手稿，以及捐獻給國博的156件文物，其中90件為三級文物。這些正是沈從文所說“我已盡了我能愛這個國家的一切力量”的最好證明。

1922年，20歲的沈從文來到北京，投身到五四運動以來的時代大潮中。1949年8月，他的人事關系轉到北平歷史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前身——編者注），開始了在國博的三十年歷程。

一張1952年7月8日的收條

我們在國博庫房發現一張1952年7月8日寫給“馬先生”的收條。收條記載，“唐人寫經3份，沈從文同志捐贈我館（即中國歷史博物館），請查收并函沈從文同志致謝”。賬本上也有記載：“《唐人寫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1》長415厘米，高26厘米，1952年1月沈從文捐贈。”此外，還有記載“《唐人寫佛遺日摩尼寶經卷1》長826厘米，高26.5厘米，1952年1月沈從文捐贈”。再查，一張國立中央博物院北平歷史博物館用箋上，也記載了1952年7月8日沈從文捐贈唐人寫經3份。

此外，我們發現沈從文的捐贈不僅僅有唐人寫經，還有各類文物。僅在1958年7月，他就連續捐贈了清代嘉慶豆綠釉碗、清代仿成化青花網紋梅花碗、清代雍正青花蝴蝶紋盤，以及清代乾隆釉里紅纏枝蓮紋八棱盒；1961年7月18日又捐贈明代竹紙，1975年7月28日捐《明代阿房宮圖卷》。

沈從文一貫熱衷于文物征集與收購工作。1952年7月，沈從文和傅振倫、姚鑒等5人成為歷史博物館首批文物收購組成員。沈從文1978年5月在給胡喬木信中講，僅在1952年前后約40天，他“一共大約看了八九十家大小文物商店，經手過眼了大幾十萬各種各樣文物”。

此后數年間，沈從文為豐富館藏，經手收購了古畫、金箋紙、瓷器、陶俑、織繡、服飾、明清家具等多種文物，并為多所大學文史、藝術院系代購教學用文物。他還自費購買《阿房宮圖》等一些有價值的文物，捐贈給歷史博物館等單位。據沈從文同事李之檀回憶，有時收購的文物，館里感到不需要，他便自掏腰包，或自己收藏或送給其他單位。沈從文征集到的大部分文物屬于民間收藏，如《千秋絕艷圖》《宮蠶圖》等古畫。他選擇文物時，并不單純以名家之作為標準，而是重視是否具有歷史價值、文化價值和時代價值，尤其是對勞動人民生產是否有用。他為豐富中國國家博物館的館藏做出了貢獻。

從中國國家博物館的賬本看，沈從文先后捐獻各類文物156件，其中目前已經定級的三級文物達90件。經專家評估，他捐獻的文物，按照目前市場價應不低于10億元。

一張1957年1月的工資單

用自己的工資購買文物，成為沈從文的習慣，有時遇到價格高但特別有價值的，他甚至會向別人借錢來買。

沈從文收入是多少呢？我們在國博圖書資料部查到一張1957年1月的工資單。

從這張表上可以看到，沈從文級別為4級，工資為201.5元。還有兩位知名學者，傅振倫4級，工資為201.5元；史樹青6級，工資為149.5元。

據與沈從文在國博共事的學者齊吉祥回憶，此為1956年國家工資改革后的工資，在當時不低，但確實也不算高。如果按照沈從文1946年任北京大學國文系教授時的工資定級，則會高于分管業務的領導。他主動提出薪資不要超過館里的業務領導。沈從文在1978年評為正高前，25年間職稱都是副高，工資變化幅度不大。

對于國博這段經歷，沈從文是不計較工資待遇的，他在乎的是做事的平臺。沈從文1980年11月24日在美國紐約圣約翰大學講演時說：“對我來說，進了歷史博物館，能夠堅持30年，這是一個機會，比寫點小說還有意義，可以具體地把六千年的中華文物，勞動人民的創造成果，有條理有系統地看一個遍。”他特別強調國博這個平臺的價值：“我個人覺得這個工作若做得基礎好一點，會使中國文化研究有一個嶄新的開端，對世界文化的研究也會有一定的貢獻。因為文化是整體的，不是孤立的。”

沈從文用自己的方式“充滿愛去對待人民和土地”，“我已盡了我能愛這個國家的一切力量”。

一封1962年9月5日的信

我們還新發現了沈從文1962年9月5日寫給原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的信。這封信全長2000字，是在北京東堂子胡同21號的家里寫的，從中能獲得很多信息：

其一，沈從文“有一個較大計劃”——做好試點工作，做一個長編性質的服裝形象著作，由商到清，形成3000多年的傳統服飾大系。他初步估計，將構建800到1000個有代表性的服飾形象。其實早在1959年4月，沈從文出席政協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就作了題為《關于文物“古為今用”問題》書面發言。1959年7月5日，沈從文給兄長沈云麓的信中說：打算“把《服裝史》工作打個基礎，好供全國使用。明年可能調二三助手來試試，進行一年，即可見出效果。”沈從文1980年11月24日在美國紐約圣約翰大學的講演中說：“每個人都知道中國有所謂《二十五史》，就沒有人注意現在從地下發掘的東西，比十部《二十五史》還要多……文獻上的文字是固定的，死的，而地下出土的東西卻是活的，第一手的和多樣化的。任何研究文化、歷史的朋友，都不應當疏忽這份無比豐富寶藏。”面對大量考古遺址不斷出土的服飾資料，沈從文開始服裝史的研究。

其二，沈從文越級直接給原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寫信，說明他推進服飾研究的迫切心情。從信中也可看出博物館領導積極支持他的研究。1960年4月，沈從文為輕工業出版社草擬《中國服飾資料》目錄；1960年5月中旬，《中國服飾資料》項目計劃初步完成，用到六七百種古畫和石刻，還擬進一步編成十本書；1960年6月，此計劃提交討論，文化部同意進行這項工作。然而，再繼續下去，需要上級領導支持，所以沈從文才越級寫信。

其三，沈從文將范曾等青年學者爭取到研究團隊。信中他先講意義，認為這項工作成果可以為博物館及美術院校的工作提供扎實的參考資料，同時“對于今后文物局方面，擬進行大規模工作時，也還有參考價值”；再談因人手不夠，進度太慢；最后建議“商調范曾和吳景同二同志”，認為二人不僅專業上對路且工作效率高。在沈從文努力下，范曾正式成為國博員工。

其四，沈從文有四件政協提案都是讓“凍結”在庫房中的絲繡材料“活起來”。沈從文在這封信中解釋了自己為何每年政協提案都要說到這一問題。一是遺產十分豐富，凍結在庫房中，不起作用。二是教師知識儲備不足，教出學生的能力不強。他認為，千百萬人在那里日夜努力生產的工藝美術品缺乏文化特色，“在國際市場上不受歡迎，即賠本售出也還多積壓，不易和人競爭”。他提到，“故宮絲繡館因缺少美工助手，百千種有用材料都只有凍結在庫房中，實在十分可惜”，“生產部門如南京、蘇州、四川更少參考資料，談學習優秀遺產，古為今用，極易落空”。為此，他建議，“所以上次在政協提案四件，都提到要改進教材內容，提高教師有關知識，充實生產花樣，最好還是讓教書的、編專題教材的、主持生產設計的，輪流到故宮多學學遺產”。

沈從文的這封信引起領導對中國服飾研究的關注。1963年冬，周恩來總理提出編印一本精美的歷代服裝圖錄，作為送國賓的文化禮品。1964年初，《中國古代服飾資料》編寫工作全面展開。沈從文作為主編，提出具體圖版目錄，在摹繪工作進行的同時，撰寫文字說明。

1978年3月，沈從文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1980年該所建立服飾史研究室，沈從文任主任。1981年，因故一度擱置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終于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

據沈從文助手王亞蓉回憶，此書豪華版的第一本樣書被沈從文送給了鄧穎超，后來外交部購買了20本，“我們在電視上看到尼克松訪華的時候，送的國禮有這本書，還有胡耀邦訪問日本時送給日本天皇、英國伊麗莎白女王訪華時送給女王”。

沈從文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拓展了對中國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認知，是對中華文明的特點及其形成原因研究的一個獨特視角。這項研究，也填補了人類物質文化史上的一項空白，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創性貢獻。

（作者：翁淮南，系中國國家博物館圖書資料部主任、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