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文老師比我大近二十歲，是德高望重的長輩。第一次和他接觸時，他正在《小說選刊》雜志社任主編，而我只是一個普通的作者。《北方文學》雜志社的副主編魯秀珍一直和我有聯系，她給我寫了一封信，說想從哈爾濱調到北京工作。雖然魯秀珍和國文老師相識，但很久沒有聯系，不好意思打攪，她便來信問我認不認識他，可否請他幫忙。那時，我和國文老師沒有任何聯系，不過受人之托，便抱著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態，冒昧地給他寫了一封信。很快，國文老師回信了，說自己認識魯秀珍，愿意幫忙；他的字端莊工整，讓我想起他的為人與為文。雖然最后事情沒辦成，但國文老師的熱情和平易，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5年，我調入中國作家協會，參與復刊的《小說選刊》的相關工作。《小說選刊》是國文老師參與創辦的，和他自然有了較多接觸，想來這也是一種緣分。又過了兩年，《人民文學》雜志社準備調我過去，文壇比文學本身復雜得多，我不知前景如何，內心著實有些忐忑。一天會后，我特地等待國文老師出會議室，想問問他的意見；他似乎看出我的心思，和我多走了一段路。在路上，他果斷地對我說：“去《人民文學》！”至今我還記得當時是初冬，風有些料峭。那年，我五十歲，他六十七歲，我們都還不算老。

對我的工作和寫作，國文老師一直很關心。我知道，他不止對我一個人，很多年輕作者都曾受益于他，這是他一以貫之的態度。我調到《人民文學》雜志社后，向他約稿，希望他寫篇小說支持一下。盡管那時的他已將寫作興趣轉移到散文隨筆上，還是很快給我寄來了短篇小說《當令》。

工作之余，我寫了一些音樂隨筆，他鼓勵我，讓我堅持下去。正好我要隨中國作家代表團去捷克訪問，他高興地對我說：“這回可以看看你喜愛的德沃夏克的家鄉了！”專程去德沃夏克故居參觀的時候，我不由得想起了國文老師——誰能發自肺腑地為你這樣高興，對你這樣關心呢？

除去音樂隨筆，我還寫了一些關于老北京文化的散文，出版了《藍調城南》一書。他反復叮囑我：“要去圖書館查查當年的老報紙，看看那時候的北京是什么樣子的，發生過什么事情。要和今天的北京聯系起來，對比著一起寫，這樣才會有意思。”

當時，國文老師寫了不少歷史隨筆，其中《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影響很大。這些隨筆談史說今，重點落在今日的文壇與文人上，古今互為鏡像。這是他多年修煉和閱讀的積淀，也是他歷盡人世滄桑、看遍春秋演繹之后的噴發，少有作家能寫出這樣厚重的如集束手榴彈一樣的文章。不僅我喜歡看，正在讀大學的兒子也喜歡看，他對我說：“爸爸，你得向李國文老師好好學習學習，中國的作家中有這樣學問的不多。有工夫你向人家請教請教，這樣的學問是怎么做出來的？”

我真的打電話求教了。國文老師很謙虛地說“謝謝你家肖鐵”，而后告訴我他“右派摘帽”后回到北京，先買了一套二十四史，在閱讀的時候做了大量筆記。我問他：“都過去好多年了，到現在您仍然記得當時讀的內容，能一下子找到？”他說自己做了好多卡片，只要翻翻卡片，就知道在哪本書里。所謂“工夫在詩外”，如此認真做學問的作家，著實不多。學著國文老師的樣子，我也想做這樣的作家，即使很難做到，也得心向往之吧。

有一陣子文壇流行筆會，在我的記憶中，國文老師很少參加，我只和國文老師一起參加過廣東的一個筆會。那次筆會，他一直聽從主辦方的安排，只在最后提出了一個要求，這也是他來廣東的主要目的：去惠州看看王朝云的墓。這件事我印象很深，畢竟知道蘇軾的人多，知道王朝云的人少，況且當時的我學識淺陋，也是聽完國文老師的講解后，才對王朝云有了更多了解。雖然王朝云只是蘇軾的妾，但蘇軾一路被貶，一妻七妾先后離他而去，只有王朝云一路相隨，南下惠州，最后客死他鄉。就這樣，與國文老師一同造訪惠州，聽他講史論人，由此得以窺見他的歷史觀和文學觀。我想，對王朝云這樣一位地位卑下之人的關注，大概與他被貶至大山深處多年的艱辛經歷有關。國文老師是那種眼睛愿意向下而不愿意朝上的傳統文人，不像有的文人，只眼巴巴地盯著上面。

從國文老師的為人與為文中，我清楚地看到他對文壇有清醒而老道的認知，并且有意識地和文壇保持一定距離，特別是和文壇的官場與準官場保持一定距離。他也不愿意開會聚餐湊熱鬧，如果非要參加，便獨來獨往，來去匆匆。有一次邀請他參加會議，卻沒有安排專車接送，我替他抱屈，畢竟他年歲大了。他卻安慰我說：“別計較這些，打車是一樣的，能花幾個錢？寫篇稿子就都有了！”

退休后，我到國外看孩子，和國文老師的聯系漸少。他曾邀我去家里聊聊，順便送我幾本新書，可我生性慵懶，不愿串門，失去了很多當面求教的機會。但他對我的關心和鼓勵，對文壇和文人一針見血的剖析與指陳，讓我難忘——前者，成為我自己永遠的回憶；后者，成為我們共同的文學財富。

十二年前國文老師八十大壽時，我寫過一首小詩，錄在這里，以表懷念之情：

鶴閑松老逢八十，言漢說唐論世時。

萬事任從身外鬧，百年聊作夢中詩。

研朱爾雅春秋筆，展卷離騷雪雨枝。

弄火丹爐心自暖，彌勒肚里盡神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