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這些年來我的寫作，應該是朝兩個向度回歸的過程，一個是性別寫作，越來越偏女性化視角；一個是鄉土寫作，越來越注意向鄉土文學傳統汲取營養。最近，我出版的一部長篇小說《寶水》，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回歸之作，是結合了女性視角和鄉土題材寫的一部小說。

從女性視角看鄉村嬗變

我最新的長篇小說《寶水》是寫當下鄉村的。我從二十出頭離開老家鄉村，先到縣城，后又到鄭州，再后來又到北京，迄今也有差不多三十年，對鄉村的認識、理解和感情都有一個漫長的過程。

自從有了想要寫《寶水》的意念后，我到各地去采風時也特別注意去看鄉村，我稱之為“跑村”。走馬觀花地看個大面兒，可不就是跑么。當然，這跑主要針對那些距離遙遠的地方，江西、甘肅、貴州等地的村莊都跑過，江南的包括浙江的蕭山溫州等地很富庶的村莊也跑過，河南的如豫東、豫西這些村莊也都跑過，領略到了因地制宜的多樣氣息。“泡村”則是比較專注地跟蹤兩三個村近年的變化，如豫南信陽的郝堂村、老家豫北太行山里的大南坡村和一斗水村等。“跑村”是橫，“泡村”是縱。在“跑村”和“泡村”的縱橫交織中，常常會感覺到既熟悉又陌生，因為撲面而來的氣息就是新中有舊，舊中有新。在這個過程中也能時時感受到新時代背景下鄉村的多元力量，比如大南坡村，早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時，這個村依靠著煤炭資源一度很富裕，后來煤炭資源枯竭，環境也被破壞得很不堪，和無數村莊曾經的命運一樣，青壯年都出去打工，出去就不愿意再回來，偌大的村莊日漸衰敗蕭條，直至成了一個空架子。縣政府主導的美學經濟規劃到了這里后，有些層次很高的鄉建設計師在村里深度參與，提供了積極助力，他們的團隊富有經驗，很注意尊重鄉村原來的風貌，村里原有的大禮堂、學校、祠堂、村委會等這些重要的公共建筑都被逐一做了精細修復，修復得原汁原味。團隊也很擅長借助于當下傳媒的力量，使得村莊很快成了網紅打卡地，游客們紛至沓來。與此同時，社區營造也深入到了村莊內部，村民們學習著各種手工藝制作，自發組織環保隊定期撿垃圾，昔年的懷梆劇團重新開始排演，沉寂的鄉村又回彈了起來，村莊里因而散發出了豐饒的活力。

迄今為止，《寶水》是我寫得最耐心的一部長篇小說。是因為不得不耐心。寫一個村莊的故事對我而言是很大的考驗。知識補充、人物采訪，還有情感投入，都不容易。還有在前輩的鄉村敘事傳統中如何確立自己的點——這個當下的點正在躍動彈跳，難以捕捉，這都是障礙。寫作前的資料準備和駐村體察，寫作時的感性沉浸和理性自審，初稿完成后的大局調整和細部精修，這些都需要耐心。此外還要考證時令的花草植物和莊稼菜蔬，還要重新去揀擇語言：土語方言，知識分子語言，因有四面八方的游客，他們的語言層次也要有所區分，向內和向外要有不同語感。還有對鄉村諸多關系的重新辨析和審視：村民間的鄰里關系，居住在繁華地段和偏遠地段的村民間的關系，村民和村干部的關系，鄉賢和村干部的關系，鄉鎮干部和村干部之間的關系，都需要再去認識和表達。

小說中的“我”即地青萍是個中年女性，我在小說中也寫了一系列女性人物，因此前些天開研討會時，評論家李林榮先生認為，這是一部具有鮮明的女性主義敘事風格的作品，我很認同。他說在所有人物設定當中，地青萍、劉大英、秀梅、雪梅、香梅，還有兩位奶奶，一位在夢境中不斷出現，在記憶中不斷閃回，另外一位就是一直出現在地青萍眼前的九奶。這些人物在人物敘述和呈現當中都非常清晰，而其他的男性角色相對而言都比較模糊，都不如這幾個女性人物更加鮮明生動。回顧中國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當中的長篇小說，包括中短篇小說，類似鄉土題材的作品當中，只有丁玲、蕭紅和張愛玲的一部分作品，還有周立波的《山鄉巨變》采用女性角色和女性敘事、女性視點、女性腔調覆蓋全文本的做法，其他很多作家沒有做到，沒有做到的原因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到，非常難，因為在男性中心和男性話語覆蓋的大敘事的現實和大敘事的文本傳統當中要建立一個女性視角和女性腔調特別困難，沒有成功的經驗文本可以參照，所以他認為《寶水》在這方面提供出了可供同時代作家和后面作家去追隨借鑒的重要文本。他的肯定是對小說的溢美，但我確實也鐘情于這些女性人物，覺得她們是那么可親可愛和可疼。在寫她們的時候，我確實也有著充分的自覺性。

這篇小說寫起來很難，前前后后差不多寫了六到七年的時間，大的思路變動了三四次，易稿足有十來回，所以我說這是我迄今為止寫得最耐心的一部長篇小說。在《寶水》的寫作過程中，我無數次痛恨于自己的笨拙，其中甘苦難以備述。不過等到小說終于成稿，回看已定的篇章，也還是覺得值得去寫。可以說，《寶水》是歲月、生活和家鄉賜予我的一份大禮，我能作為回禮的，只有以文學為掌，奉獻出一顆赤子之心。

為了滿足好奇心與解答自己的困惑而寫作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不少女性也越來越注重婚戀關系中的欲望表述和情感體驗，如何用文學作品來探討女性精神困境？

2019年我出版了一本名為《她》的小說集，集子收錄了《走到開封去》《零點零一毫米》《黃金時間》《良宵》《妊娠紋》《黃金時間》等9篇中短篇女性題材的情感小說。每一篇中的女主人公“她”，她們都沒有姓名，這里面當然也有我的設計。我就是想通過這個設計傳達給讀者這樣一個信息：這個“她”可以是你、是我、是每一個活得像自己的人。主要的寫作手段就是通過心理活動描寫和流動的意識剖白，去展示9位不知名女性的隱秘內心。我想把這些小說作為認識女性的一個窗口，探索與表達她們的困境、夢境和心境，引導并啟發讀者探尋當代女性的生存與精神困境。

比如在《走到開封去》這個短篇小說中，講述的是女主人公從鄭州的鄭開大道走到開封去的故事，至于她遇到了什么困境，我并沒有去交代，而是通過她的心理活動得知，她必須走到開封去，或許是孤獨，或許是一種信念，在理想和現實的夾縫中，堅持何其艱難。尋找出路，出發與行走，這是女性一生的課題。人生就是不斷遇到困局，又不斷突圍重生，然后再被困，再重生，就這樣的循環。人活著，從來沒有一勞永逸的歸宿，這是活著的煩惱，也是活著的幸福。

其實在我的寫作路上，困惑也伴隨著我的成長。有時候創作就像是爬山坡一樣需要時間和體力等，對于短篇構造、語言表達、豐富人物如何更好地表達，使得作品中人物能夠同情同理，筆下的人物從哪些層面產生，只有理解認知了這個人物，才能寫得出。

寫作對我而言就是一種修行，能讓自己更充分地理解這個世界，更良善地對待生活中的一切事物。

同行們在一起聊，常說小說的種子埋藏于素材中，但這種子是需要“養”的，就像養一盆綠植，需要時間，需要耐心，過了一兩年，枝枝葉葉才開始長起來，小說的結構也就豐滿起來。所有生活中的細節就像樹葉，我們的構思就像骨架和樹干，有了構思和想法，細節才能變得鮮活。

文學的素材就是來源生活，生活是永遠不缺素材，只要你用心去體會去發現。好的素材也一定要“養”好，這樣才能寫出具有魅力的文學作品，我比較擔心的是素材沒有“養”好，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難。”而我就怕自己寫出來的作品對不起我的素材。

在我看來，文學的魅力最根本的是情感，我在日常生活中會遇到很多困惑，所以很多時候，我為了滿足好奇心與解答自己的困惑而寫作，將在現實世界里無法明白的問題放到小說里尋找答案，努力進入人物的內心，盡力去打通人心的地下河，這樣才能與更多的人們同呼吸共命運。

我從文學中獲得了更大的自由

從一名鄉村教師成長為一名專業作家，這一路走來，毋庸置疑，是文學改變我的生活軌跡，帶給我內在精神的改變。

1990年，我從焦作師范學校畢業后，當了一名鄉村教師。那時候還不到20歲，應該算是文學青年吧，面對生活中的各種困惑、遇到的各種問題，能對話的人不多，就覺得書是好朋友，讀得多了，就想寫，于是開始嘗試寫作。

起初寫的很稚嫩的生活散文，在本地的《焦作日報》發表。后來試著給《中國青年報》投稿，沒想到第一篇散文《別同情我》就發表了，后來連續有十幾篇散文在《中國青年報》發表，很大程度上激起了我寫作的興趣，就寫了很多。隨之出了書。到2001年，我調到文學院的時候，已經出了7本散文集。寫著寫著，從愛好變成了職業，迄今為止也寫了很多中長篇小說，也獲得很多讀者的肯定，還獲得了一些獎項。

至于為何會選擇文學，我想最大的原因是，文學能讓我的心靈得到安慰和溫暖，并獲得更大的自由。

2010年，我的中篇小說《最慢的是活著》獲得了第五屆魯迅文學獎，我用一個比喻來形容文學對我的意義：對于我來說，文學就是一棵樹，起初我對樹只是天然的游戲般的一種喜歡，同時稿費、版稅、影視改編權等附加物如同樹葉、樹枝和果實，成了改變我生活狀況的實用生計。后來樹干成了船，載我去遠方旅行。再后來等我旅行結束，樹根又成了容我棲息的最后家園。

其實，對我來說，文學的意義早已經超越了這些，在紛繁的閱讀和充實的創作中，我看到了一個越來越廣袤的世界，也在這個廣袤的世界里走得越來越沉醉。可以說，它已經深刻地改變了我的精神命運，重塑了我的靈魂品質，讓我的人生更厚重、更寬闊。

我時常問自己，文學對我們當下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意義呢？其實，我覺得這是一種比較功利的看法。文學對于生活，若從實用主義的角度出發，則是無用的，它并不會直接給我們帶來物質財富。但，文學的無用就是它的最大用處。在這個物質化的時代，它能夠改變我們的生命質量，讓我們的心走得更遠。

“活著這件原本最快的事，也因此，變成了最慢。生命將因此而更加簡約、博大、豐美、深邃和慈悲。這多么好。”這是小說《最慢的是活著》中的一段話，對我而言，這既是一種生活態度，也是一種寫作態度。作品是作家生命的另一種形式。在未來我還會繼續寫下去，用作品說話，盡己所能寫出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