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的作品之目錄》，[敘利亞]阿多尼斯著，薛慶國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42.00元

今年8月，北京外國語大學阿拉伯學院教授薛慶國的譯著《風的作品之目錄》，榮獲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獎，《阿拉伯文化中的中國形象·現當代卷》也同時出版，這是我國學術界首次系統地研究阿拉伯文化中的中國形象，不僅具有開創性學術意義，而且富有現實意義。眼下，薛慶國正在編寫《阿拉伯文化經典讀本》和《當代阿拉伯思想讀本》。他說，自己最大的心愿是潛心撰寫一部《阿拉伯文化史》。

中華讀書報：能否談談您的阿拉伯文學翻譯經歷？ 您對阿拉伯文學怎么看？

薛慶國：博士畢業留校后，我意外發現紀伯倫的許多著作都未譯成中文，便從國家圖書館復印了原著，迫不及待地開始翻譯。此后共譯了他的7部著作，包括散文、散文詩、詩歌、傳記、書信集等。后來還譯過諾獎得主馬哈福茲的隨感類作品《自傳的回聲》，以及敘利亞作家沃努斯的劇作《奴仆賈比爾頭顱歷險記》，還譯過巴勒斯坦詩人達爾維什的詩歌選集《來自巴勒斯坦的情人》，并在《世界文學》《星星》等刊物發表過多位阿拉伯現當代詩人的專輯。我還曾參與翻譯過《一千零一夜》。此外，另有一些短篇小說、散文的譯作被收入多部選集。近幾年譯的最多的是阿多尼斯的詩文作品，共發表了7部相關譯作。除了阿譯漢以外，我還和敘利亞著名學者費拉斯合作，翻譯出版了《老子》《論語》《孟子》等中國文化經典。近期還會出版一本阿拉伯現當代名家詩選。以后還有計劃繼續翻譯阿多尼斯的作品。

阿拉伯文學在世界文學版圖上占有重要地位。古代阿拉伯文學的最高成就是詩歌，詩歌歷來被稱為“阿拉伯人的史冊”。阿拉伯散文文學也有許多名作傳世，其中最為世人熟知的，無疑是民間文學巨著《一千零一夜》。阿拉伯現當代文學既與世界文學的主流接軌，同時又保留了濃厚的阿拉伯本土特色。古今阿拉伯文學都有許多杰作精品，值得我們去了解。這個話題太大，我只能用三言兩語簡要回答。

中華讀書報：紀伯倫對中國作家尤其詩人的影響如何，您了解嗎？ 您認為紀伯倫對中國的貢獻是什么？

薛慶國：紀伯倫是在中國最有影響的阿拉伯作家，也是最有影響的外國作家之一。他的作品，特別是《先知》《沙與沫》，在中國有非常廣泛的讀者群。我想絕大多數中國作家、詩人都讀過他的部分作品。有的詩人朋友說紀伯倫的作品以哲理性見長，但其實這只是指《先知》而言。紀伯倫是阿拉伯現代文學的先驅者和奠基者之一，他對傳統與現實的深刻批判和反思，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和文化背景中，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對好幾代阿拉伯知識分子都產生了深刻影響。同時他又是一位超越時代的先知先覺者，他的作品中，我們能找到男女平等、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先進理念；他關于宗教的深刻見解、對東西方關系客觀而理性的認識、對創新意識的強調，對于當今阿拉伯民族乃至整個人類而言仍然具有啟示意義。我相信中國人也能從中獲得許多啟迪。

中華讀書報：您還與敘利亞學者合作翻譯了《老子》《論語》和《孟子》三部中國古代思想經典，向阿拉伯世界傳播中國傳統文化。

薛慶國：這三部中國思想經典，是我和敘利亞著名學者費拉斯先生合作翻譯的。最早合譯的是《老子》，是我在他從英文轉譯的《道德經》基礎上修改后，列入《大中華文庫》于2009年出版，我也因此結識了費拉斯先生。敘利亞內戰爆發后，我于2012年邀請費拉斯前來北外任教。他接受了邀請，來北外連續工作了6年。在此期間，我想利用他在北外工作的這一難得機會，跟他繼續合作翻譯中國文化的經典著作，因為在我看來，翻譯中國文化經典的最好方式，是中阿專家合作翻譯，這樣既能保證對經典的理解正確，又能讓譯文典雅、地道。我們著手翻譯時設定的目標，就是貢獻出“對得起經典、經得起專家和讀者評說的高質量譯本”。在過去的幾年時間里，我和費拉斯先生愉快地合作，經過無數次字斟句酌的討論，以及出版過程中的多次審校，我自認為這三部經典的譯本都是高水平的譯作。

中華讀書報：您翻譯的阿多尼斯詩集《風的作品之目錄》獲得第八屆魯獎。您什么時候開始接觸阿多尼斯？

薛慶國：我最早接觸阿多尼斯，是通過他的作品。上世紀90年代末在敘利亞工作期間，我開始從倫敦出版的阿拉伯文《生活報》上讀到阿多尼斯的專欄，我驚奇地發現，這位當時我還不熟悉的詩人，還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其專欄文章觀點之新銳、立場之鮮明、涉獵之廣博、思想之精深，在阿拉伯現當代文學界、思想界實屬罕見。從那時起，我就折服于他的文字與思想，也產生了翻譯他作品的念頭。第一次見到阿多尼斯，是2009年3月他來中國出席中文版詩選《我的孤獨是一座花園》的首發式，我去機場接他。見面之前，我想象這么一位著作等身的大詩人、大思想家會不會有什么架子，因此心里多少有點顧慮。但是一見面，一切顧慮都煙消云散，因為面前的這位老人，實在是太隨和、太好相處了。記得剛到飯店房間，我看他帶來三件大行李，便問他在巴黎是否有別人幫他準備行李，他說：“為什么要別人幫忙？ 難道你忘了我是個農民？”

中華讀書報：您對阿多尼斯有什么印象？

薛慶國：從2009年3月起，阿多尼斯一共到訪中國9次，每次基本上都由我全程陪同，我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阿多尼斯是一位多重批判者，他拒絕人云而云，隨波逐流。此外，他還勇于作自我批判和反思，這在一些散文作品中有所體現。阿多尼斯的這種姿態讓我佩服。記得2017年阿多尼斯訪問上海時，有一次晚飯后跟我一起在街頭散步，他對我說：“你已過了中年，以后要集中精力，留下一些有價值的東西，證明你到這世上來過一趟。”這番話經常出現在我腦海里，促使我提醒自己不能懈怠，要努力留下能證明自己“到這世上來過一趟”的成果。希望我的下一部著作《阿拉伯文化史》，能成為這樣的成果。

中華讀書報：您翻譯了阿多尼斯很多作品，對他的評價有沒有改變?

薛慶國：我迄今翻譯的，大都是阿多尼斯比較易懂的詩歌，還有一本能大體上反映他思想家特色的文選《在意義天際的寫作》。他的長詩（特別是三大卷詩集《書：昨天，空間，現在》）和理論著作（特別是四大卷思想史著作《穩定與變化》），才是奠定他一流詩人和思想家地位的作品，但大都沒有翻譯成中文，或者只譯了一些片段，因為這些大作對于譯者和讀者難度太大，涉及到阿拉伯文化、歷史的方方面面。據我所知，在其他語種，對他的譯介也尚不全面，一些重要詩作和理論作品也因為難度很大而沒有翻譯。根據我閱讀和翻譯阿多尼斯的經驗，我認為，他不僅是當代阿拉伯詩壇的一位大師，還是矗立于阿拉伯當代文化頂峰的少數巨匠之一。阿多尼斯的貢獻，在于他讓阿拉伯當代詩歌走向世界，并讓世界領略了阿拉伯文化不為人知的深度與活力；更重要的，是他為當代阿拉伯文化輸入新的價值觀念和美學標準，激發了這一文化內部的變革力量。

中華讀書報：您對翻譯的理解是怎樣的？ 對您來說，翻譯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薛慶國：我認為，翻譯最重要的原則還是“忠實”，不僅要忠實于原作的奧義，而且要盡可能傳達原文形式的獨特性和藝術性，因為好的作家、詩人都是文辭的大師，他們往往苦心孤詣，設計一些充滿奇思妙想的結構上或文字上的機關。所以，一位譯者如果不能忠實地傳達這些精妙的機關，就對不起原作者的苦心。與此同時，又不能機械地理解對原文的“忠實”。譯者固然要盡可能忠實地呈現原文的細節，但更要忠實地傳達原文的整體風格；而且，細節要為整體服務，整體比細節更為重要。我小時候曾有過文學夢、作家夢，后來學了外語，這個夢想逐漸變得遙不可及。對我而言，文學翻譯的魅力，在于它通過間接的方式，替我實現了自己曾經有過的文學夢。盡管如此，我并不希望別人僅僅把我視為譯者。許國璋先生曾經表示，不希望別人把他僅僅視為英語教育家，因為他自認為是個哲人。我當然不能跟許先生相提并論，更不敢以哲人自許。但是，僅僅被看作一個譯者，我還確實有點不甘心。那么我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我的身份尚未成型，希望用我未來的成就去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