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鮮明提出“三個務必”。從西柏坡到北京，從“兩個務必”到“三個務必”，生動彰顯著中國共產黨人在“趕考之路”上的自覺、清醒和堅定。在新年即將到來之際，我們刊發歷史散文《趕考路》，與讀者一起重溫光榮歲月，牢記初心使命，以昂揚奮進的精神風貌，在新年的陽光里開啟新的篇章。

——編 者

應該說，國共和談破裂之后的1947年，戰爭形勢相當嚴峻。

1946年6月26日，國民黨軍隊以圍攻中原解放區為起點，發動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1947年3月，胡宗南指揮25萬兵力，在100多架轟炸機的配合下，全力重點進攻黨中央和我軍總部機關的所在地——陜甘寧邊區，而保衛延安的部隊，不足3萬人。

一時間，黑云壓城，岌岌可危，千鈞一發。

3月14日，延安新華廣播電臺停播。

3月18日晚，中共中央機關主動撤離延安。

其后一年時間，毛澤東率領著這個被西方媒體稱為“一個800多人的國家”的中共首腦機關的男女老幼，在美式裝備的追擊下，輾轉在陜北的棗林溝、小河村、王家灣、朱官寨、神泉堡、楊家溝一帶，晝伏夜出，風餐露宿。

這是我黨歷史上又一次危險而艱難的長征！

3月底，中共中央在棗林溝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留在陜北，但改名換姓，各取代號；劉少奇、朱德等，則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東渡黃河，向華北方面轉移，擔負中央委托之任務。隨后，又決定由葉劍英、楊尚昆等率中央和軍委機關大部分工作人員，暫時駐在晉西北，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員會。

一

其實，歷史的腳步選擇駐留西柏坡，是一次必然中的偶然，也是一次偶然中的必然。

匆匆忙忙的棗林溝會議，對中央工委的落腳之處并沒有明確，只是約略而言“前往晉西北或其他適當地點，進行中央委托之工作”。在中央工委轉移的過程中，曾有過前往晉冀魯豫解放區的計劃，但到達晉察冀之后，聶榮臻盛情挽留。

時任中央工委秘書長的安子文后來追述：“這時晉察冀領導同志提出，他們地區存在許多問題，包括如何打仗的問題，石門是京廣、德石、石太三條鐵路交點，還沒有解放，張家口又失守，及土改問題等，想留中央工委在晉察冀。會后向中央作了請示，毛主席回電批準留晉察冀。”

經過反復考察和比較，落腳點最后確定在平山縣西柏坡村。

選擇這里，自有它的道理。

平山縣是紅色老區，群眾基礎好，是著名“擁軍模范”戎冠秀的故鄉，也是風靡各大解放區的歌劇“白毛女”原型人物的故鄉，更是保衛中央總部的“平山團”的故鄉。

再一個原因，就是這一帶相對富庶。將來附屬部門遷來，便于安置和供給。

還有一個更隱秘的原因：西柏坡是一個普通小村莊，人員單純，不顯山露水，便于保密。

最重要的原因是地形和地勢。這里位于太行山東麓，滹沱河北岸。背靠大山，面臨平原，能攻能守，可進可退。若戰局順利，可東出華北大平原，占領石家莊，控制京廣鐵路，進而南北蔓延，直達京津和中原。如有不測，則可撤回層層疊疊的八百里太行，如虎入深山、龍歸大海。

1948年3月23日，毛澤東、周恩來率中央前委機關一行在陜北吳堡縣川口東渡黃河。而后，大隊人馬經晉綏解放區，過恒山余脈，進入雁門關，抵達五臺山腳下。

4月11日，毛澤東一行冒雪過五臺山，經鴻門巖險地，終于在次日傍晚到達晉察冀軍區機關所在地——阜平縣城南莊。

一個多月后的5月27日，這一隊人馬，又悄悄地潛入西柏坡。

經過一年多的艱苦轉戰，隨著戰局好轉，一種全新的生活就要開始了。

坐臥太行，東望中原，北望京都。

二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大伙房里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會議，史稱“九月會議”。

這次會議最醒目的亮點是，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務：用5年左右時間，建軍500萬，殲滅國民黨正規軍500個旅（師），從根本上推翻國民黨統治。

應該說，這是一個大膽的宣言。

的確，此時全國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形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國民黨軍隊的總兵力已由戰爭初期的430萬人減少到365萬人，被解放軍分別鉗制在東北、華北、西北、中原、華東五個戰場上，能夠進行戰略機動的兵力已經寥寥無幾。人民解放軍的總兵力，由戰爭開始時的127萬人發展到280萬人，雖然在數量上仍屬劣勢，但在戰場上的機動兵力已大大超過對方，戰斗力更是大為增強。特別是解放區已經全部完成土地改革，廣大農民努力發展生產，踴躍參軍支前。

南京和西柏坡，一個大都市，一個小山村。

這兩個在各方面都有極大差距的地方，是當時世界的焦點。

在毛澤東小院的西北角，有4間低矮的土磚房，是解放軍總部兼軍委作戰室。

4間房子，總面積只有35平方米，里面擺放著三張桌子，一張歸作戰科，一張歸情報科，一張歸資料科。桌子上放著幾部手搖電話機和軍用電臺，墻上掛滿了軍用地圖和作戰參謀繪圖。

這，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

就是在這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組織謀劃了包括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在內的24次重大戰役。

他們指揮著數百萬軍隊，在數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縱橫馳騁，把人民戰爭中血與火的華彩樂章演奏得行云流水、驚天動地，構成了中國戰爭史上一幅氣勢磅礴、波瀾壯闊的畫卷！

三

1949年3月5日，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以一種低調、簡樸、保密的形式，在西柏坡中央機關食堂召開了。

這是中共在解放戰爭時期召開的唯一一次中央全會。

會場中央的主席臺上，沒有鮮花，沒有桌簽，更沒有麥克風。臺下的座位是一排排小板凳，大家隨便坐。

毛澤東在會議第一天所作的報告中說：“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了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

二十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工作在農村，興旺在農村，面對陌生的城市，他們能適應嗎？

中國嚴峻的國情擺在面前：國民經濟總產值百分之九十是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

如何使中國由一個落后的農業國，盡早變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國。這是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最大的歷史任務！

如何開始著手各項建設事業？

會議號召全黨同志必須全力學習工業生產的技術和管理方法，學習和生產有密切聯系的商業工作、銀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將城市的生產建設工作恢復和發展起來了，將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了，并使工人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我們的政權才能夠鞏固。否則，黨和人民就不能維持政權，就會站不住腳，就會失敗。

會上，周恩來就財經、金融、交通、工業等方面工作發表了系統意見。

七屆二中全會最響亮的聲音，無疑是明確提出了“兩個務必”重要思想。

也許，毛澤東始終忘不了1945年與黃炎培關于歷史周期率的“窯中對”。耿耿諍言，響震在耳！

幾年過去了，中國革命勝利在即。他的心中充滿了喜悅，但更多的是沉重。現在，也許他想得最多的已經不是那位拼打了近30年的蔣介石，而是已經去世300多年的李自成。

那一幕悲劇，常令歷史老人慨嘆唏噓。

毛澤東在報告中警醒地指出：“……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

接著，他語重心長地向全黨發出了振聾發聵的告誡：

“……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不容易，建設新的社會制度更艱難。

為什么我們的國歌選定《義勇軍進行曲》？為什么我們每天都在反復吟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就是要時時警醒，時時激勵，時時自勉。

兩個務必，永遠務必！

四

公元1949年3月23日上午。

毛澤東聽完廣播，吃完早飯，已經11點了。11輛吉普車和轎車，以及10多輛大卡車，都已準備就緒，停在門外，準備向北平進發。

看著長長的車隊，毛澤東意味深長地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我們‘趕考’去。”

周恩來笑說：“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

毛澤東稍稍沉思了一下：“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趕考，他再次想到了趕考。

李自成，他再次想到了李自成。

毛澤東最清楚，他的戰友和隊伍是一群什么樣的人。

經過20多年的戰火硝煙、槍林彈雨，很多人犧牲了，很多人掉隊了，很多人叛變了，只有這些人硬邦邦地走過來了。無疑，他們是堅定的。

但他同時也清醒地知道，幾千年的小農意識和封建思想，在數百萬共產黨員中的影響有多么深刻！

馬蹄聲遠，輝煌影近。

青春的中國共產黨，就像一個進京趕考的青衿學子，背著行囊，黎明起身，踏著曙色，匆忙趕路……

2013年7月1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來到西柏坡。

他說：“當年黨中央離開西柏坡時，毛澤東同志說是‘進京趕考’。60多年過去了，我們取得了巨大進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起來了，但我們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依然嚴峻復雜，應該說，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

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更是提出：“全黨同志務必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務必謙虛謹慎、艱苦奮斗，務必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堅定歷史自信，增強歷史主動，譜寫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絢麗的華章。”

從“兩個務必”到“三個務必”！從新中國到新時代！

實際上，趕考，對于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來說，是一個永恒的課題，是一個永遠的過程。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最廣大、最權威、最公正的考官！因為他們，只有他們，才代表著最迫切的現實，最根本的利益，最長遠的未來。只有老老實實、兢兢業業地交上一份份合格的答卷，才能贏得他們的熱誠擁護和全力支持，從而實現真正的國家繁榮和民族振興。

人民，是永遠的江山。

人民，是永遠的考官。

趕考，永遠在路上。

新時代，新趕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