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新，滿族， 1963年冬月生于遼寧興城，一級作家，現為遼寧省作協副主席。著有長篇小說《大戶人家》《血色預言》《老灘》《王的背影》《錦西衛》《香爐山》和中短篇小說集《分裂的村莊》《平安稻谷》等十余部。在《當代》《十月》等文學期刊發表中、短篇小說百余篇，作品多次被《新華文摘》《小說選刊》《小說月報》等轉載，并多次入選各種年度文學選本。曾獲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百花文學獎”、《民族文學》年度獎等。

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地球上，天造地設一道線，北緯四十度。

這是地球上最具吸引力的橫軸，自然地理神奇，人類文明神秘。圍繞這一地球上陸路最長的橫軸，各類地形跌宕起伏、變化多端，各種氣候相互交疊、物產富饒，各種地質結構交匯、礦藏豐沛。游牧與農耕在這里混雜，族群與部落在這里爭奪。沖突與交融，生存與掙扎，開拓與堅守，在這一緯度綿延幾千年。

不提其他國度，就拿我國的萬里長城來說，異乎尋常地與這一緯度重合，有文字記錄以來，中國歷史的復雜性，往往與這一緯度相關，長城的本身，便是例證。

當然，今天要說的石峁，也在長城一線，卻比秦長城還要早二千年。那時，中華文明尚屬初始，文明的起源及發展脈絡，尚不清晰，還需探尋。

作家不是考古學家，不必循規蹈矩，但想象必須建立在考古學家發現的基礎上，按照人類發展的規律，推測歷史，虛構場景。歷史如此漫長浩瀚，史前遺跡遍及大河上下、長城內外，史前人類生活的復雜與豐富，作家的想象力再飽滿，表達的也僅僅是滄海一粟。

為此，我在這一緯度的兩側，選擇兩個點，述說自己的困惑與思考。這兩點，便是牛河梁與石峁。

我目前工作的地方，距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不過十幾公里。神木縣文聯的同志告訴我行程的時候，我正在牛河梁，站立在紅山女神的雕像前冥思。

禮莫大于敬天法祖，牛河梁遺址各類祭祀冢，無不體現對天的崇拜。三層起壇、天圓地方，沿中軸線左右布局的祭祀冢，規模與恢宏程度，無異于現在的北京天壇、太廟，精確度極高，需要現代數學闡釋。還有女神廟遺址，毫無爭議地把六千年前的原始宗教、族群崇拜推到眼前。這些不可思議的神奇與神秘，我能破解幾分？

這一切的一切，都在證明一個事實，紅山文化把五千年中華文明史向前推進了一千年，積累了兩千多年的紅山文化，已經形成了國家的雛形。然而，讓我困惑的是，處于鼎盛時期的紅山文化，在四千年前卻戛然而止，再無考古發現。到底發生了什么，紅山古人去了哪里？

來自神木的電話，把我拉回到現實。

文明的斷層，需要不斷地考古接續，紅山文化是否為國家形態，始終被國際考古界質疑，主要原因不見文字記載、不見城邦遺址。而陜晉蒙相交的石峁文化，城邦卻屢見不鮮，尤其是陜西神木高家堡的石峁遺址，用精美的城堡，證明了這是一座王城。紅山文化消失于4000年前，而石峁文化卻偏偏誕生于4300年前。碳-14將兩者幾乎無縫銜接，歷史竟然有這樣的巧合？

來自神木的電話，就是這般神奇，仿佛天賜良機，冥冥之中，讓我穿越時光隧道，穿梭于牛河梁與石峁之間。

帶著疑問，我踏上了旅途，應邀到千里之外的神木。我對神木的向往，不是因為神木上半年的GDP神奇般地超過了千億，也不是因為神木地名的由來——三株唐代古松的神秘，而是探訪中華文明的前夜，尋找人類的童年，弄清楚以北緯四十度為軸，史前文明的相互關系。換言之，我用文學的方式，探尋中華文明之源的各種可能。

走在神木的大地上，總是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好像我不是第一次來到這里。黃河的支流窟野河、禿尾河，極像遼河的上游老哈河、西拉木倫河，將廣袤的原野切割成壁立千仞，從容不迫地攜帶著蒙古高原的泥沙，匯入主河道，奔流進渤海，積累出了黃河、遼河兩個三角洲。

載著我們采風團的商務車，在游歷了神木市的種種神奇之后，壓軸的便是參觀石峁遺址。這是我心馳神往的地方，商務車越過禿尾河，沿著盤山道，怒吼著向上攀爬，奔向位于險峻之地的石峁古城。峭壁上層層疊疊的巖石不見了，厚厚的黃土被洪水拉出了道道溝壑。山的結構，本該是石頭，而與黃土高原相交的蒙古高原，同樣有著一種奇特的地貌，山上為土，山下為石，土在石上，這便是峁。

峁是單個黃土丘陵，頂略顯穹起，四周多為凸形坡，坡度較短。形象地說，就像個饅頭山，這與遼西、蒙東地區關于梁的稱謂如出一轍。所以，到了石峁遺址，我沒有陌生感。牛河梁也是這樣，河畔、梁頂、厚土，地形險要，視野開闊，亦耕亦漁亦牧，更易于安全與防守。起碼從生存場所的選擇上，兩者的史前人類極其相似。

我是有備而來，之前也讀過有關石峁遺址的考古資料，但走進現場，還是驚呆了。難怪雨果說，建筑是石頭的史詩。我驚嘆于4000年前人類的智慧，雖說遺址已經殘破，但輪廓依然清晰，高聳的石墻撲面而來，古樸與莊重壓迫著我，使我感到自己格外渺小。

且不說遺址的恢宏，就細節而言，石與石的縫隙仿佛渾然天成，即便有些縫隙，依然可見纴木插過的痕跡。石墻的陽角，直如垂線，即使是現在的八級瓦工，也難以與之匹敵。

我們是從外城東門進入的石峁古城，走過外甕城，走進內甕城，抬眼望向城上，總覺得有披頭散發、身穿獸皮的史前人類，手持弓箭，警惕地俯視我們。南北墩臺控制著門塾，兩側相輔著角臺、馬面，即使晚于它兩千年，包括長城在內的城防體系，也不一定比那一時代高超多少。難怪考古界稱其為“中華第一門”。

最讓人稱奇的是皇城臺，大體位于內城的中心位置，四面包砌著護坡石墻。道道石墻，堆砌得嚴絲合縫，呈收縮狀上去，極像埃及的金字塔。不同的是，金字塔封成了尖頂，埋葬的是古法老，黃城臺是闊頂，面積達8萬平方米，臺頂距離均勻地分布著平整的巨石，毫無疑問，這些都是巨大柱子的基石。由此可以推斷，臺上是巨大的宮殿，而宮殿的主人，無可爭議地為至高無上的王。

翻開資料，沿著黃河南下的蒙晉陜邊界，從內蒙古老虎山的遺址群，到山西的喬家灣和窯子坡，石峁文化的城邦與部落的遺址比比皆是，尤其是石峁遺址，王城的氣象已無可爭辯。紅山文化踏破鐵鞋無覓處的城邦，卻在石峁找到了歸宿。

我將兩個史前文化放在一起對比，不是心血來潮。石峁古城的砌筑方式與牛河梁的祭壇如出一轍，陜北的峁也好，遼西蒙東的梁也罷，皆為厚土，本無石。這些經過挑選的石頭，如此海量，是怎樣滾石上山、爬坡過坎，從山下運到山上的？尤其是重以噸計的大石塊。很多時候，我們猜測，史前人類的勞動，應該是手搬肩扛，那些小的石塊，倒也不難，但巨石上山，僅僅借助工具和畜力還是不夠的。如果沒有國家形態，哪能有如此強大的動員力？牛河梁與石峁皆是如此。解開這一塊塊巨石上山的謎團，也就是解開了華夏文明的曙光。

發現紅山文化的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認為，黃河幾字彎西側的石頭城堡、石頭祭祀臺、燒制的白灰敷墻等考古發現，證明了古國文明的存在。

石峁遺址考古隊工作人員介紹道，皇城臺大臺基有七十多件石雕，包括人面、神獸、動物等形象，它們都是皇城臺的保護神。他們又有一個重大發現，在西南角的圓弧形轉角的基護墻上，新發掘出兩個相鄰的人面浮雕，神態莊嚴肅穆，均戴有耳珰，呈現雙目略突出、闊嘴齜牙的表情，其中西側人面頭戴冠飾，足有半平方米，是石峁石雕中尺寸最大的單體圖像，猜測其應是石峁先民王的形象。石峁人希望以王及貴族的形象，護佑最高等級的宮殿區域牢固安穩。

由此，我聯想到了牛河梁出土的女神像，都是平臉、凸眼、闊鼻、敞嘴，兩者宛如一奶同胞。若說他們毫無關聯，打死我也不信。不同的是，牛河梁是母系氏族的晚期，而石峁則是父權社會的開端。

說完石頭，該說玉了。

玉是石頭的精靈，是人與神溝通的媒介。中華民族是龍的傳人，最早的例證便是兩種玉龍的發現。紅山文化中的碧玉C形龍，被譽為“中華第一龍”。而通體牙白、首尾相銜、肥首大耳、卷曲成團的，被稱為玉豬龍。兩者從“觀物取象”到“象以盡意”，進而追求“得意忘象”乃至“大象無形”，最終達到以器載道的境界，規范了龍的構型理念。

上到王巫的祭祀，下到古代先民的佩戴、窖藏、墓葬，玉文化在中華文明史中，從未間斷。玉具有除祟辟邪祈福的作用，世代先民皆把玉奉為圭臬。

雖說紅山文化、良渚文化以出土玉器而聞名天下，而玉文化，則在石峁，石峁出土的玉，種類多得令人眼花繚亂。除了不見王巫祭天的玉豬龍，前兩者的玉璋、玉璜、玉人、玉玦、玉鐲，石峁遺址應有盡有。更令人稱奇的是，磨制難度極高的玉針，精美極致的玉璇璣，這些玉制品，對于今天的工藝師來說，也是一種挑戰。在石峁，卻成了日常生活用品，和人們把玩的藝術品，可見史前人類有怎樣智慧的大腦和靈巧的雙手。

除了禮器和審美，石峁玉器中更多的是生產工具和戰爭兵器，比如玉刀、玉鏟、玉斧、玉鐮、玉鉞。甚至，城墻墻體和夯土層中，藏有數不勝數的玉器，古今中外獨此一家。

玉本是貴族階層的奢侈品，在石峁卻是隨處可見，這本身就彰顯了王城的氣派，更佐證了春秋時《絕越書》所言：“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至黃帝之時，以玉為兵……”

這些共同指向，石峁乃黃帝之都，黃帝陵在陜北，也就理所當然了。

玉教是華夏民族先于“國家”而出現的“國教”，玉石的崇拜具有巨大的傳播力。石峁玉器的豐富性已超出了人們的想象，既然玉為權力、地位、財富的象征，又是通神的法器，我猜想，邦國進貢、戰爭掠奪、易貨貿易皆有可能。

從距今4300年前后，到距今3800年前后，石峁古城存續的時間僅僅為500年，留下的文化遺產，需要我們還要用一百年的時間去考古發掘，可見古人留給后代的遺產該有多么豐饒。相信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會還原出更加絢麗的石峁文化，用更多的出土文物證明，這里是夏早期中國北方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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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全文，請見《民族文學》漢文版202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