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人經常問我：你這幾年一直待在上海、書寫上海，難道上海真與你有緣？

那當然！我通常會肯定而響亮地回答。很多人并不知道，雖然我是蘇州人，但我小學、初中和高中時的班主任，竟然都是上海人。你若不信，聽我道來——

我是蘇州人，在北京工作了40多年。我的出生地是一個叫“何市”的小鎮，現在從那里走高速公路去上海，路上也就1小時左右。蘇州和上海在一百年前同屬江蘇省，1927年上海才獨立成“特別市”。1949年之后，上海便是直轄市。蘇州和上海也就成了毗鄰的“兄弟省市”。但在我小時候，總感覺大上海是一個十分遙遠的地方。

王老師對我伸大拇指

我上小學的時候，正值十年內亂，我們小學生雖不像中學生、大學生的哥哥姐姐們整天“停課鬧革命”，但也基本上是天天瞎胡鬧。上三年級時，同學們說新來的班主任是位上海人，女的，而且是全校長得最漂亮的老師。

后來上課時，發現新來的班主任確實年輕，長得好看，叫“王琴芬”。我上的小學是“中心小學”，全校大約有十來個班，總共二三十個老師，而王琴芬老師不僅年輕，而且真的是那種很精致的上海女人，令人賞心悅目的那種。

那個時候，從上海到我們小鎮，沒有公共汽車，全靠小輪船走水路，路上要花一整天，所以我們基本沒有見過王老師回上海。現在想起來那個時候王老師給我們上課真不容易，沒了章法的歲月里，同學們上課能把教室吵翻天，老師講課需要把嗓門調到“喊”的擋位上。因此，我記憶中王琴芬老師的嗓門很大——不大不行啊，一個上海姑娘就這么被逼得整天嚎著嗓子說話。

我個子比較小，在教室里坐第一排，在同學中顯得比較弱勢，但又屬于還是想讀點書的孩子，這可能是王老師比較喜歡我的原因。但后來王老師批評我了，原因是我的同桌“浦志高”——這位同學姓浦，與《紅巖》中的叛徒浦志高同姓，大家給他起諢號“浦志高”，并不含貶義，只是一種玩鬧。別看這同學個頭長得跟我差不多，但他特別喜歡跟同學打架，屬于在班上稱王稱霸那種。

“浦志高”有個毛病：喜歡打架的他，一旦打輸了就找茬欺負那些比他弱的同學，然后就覺得挽回了面子。由于我倆離得近，他時常找我麻煩甚至欺負我，然后就有人反映到王老師那里去了。有一次王老師很生氣地訓斥了一頓“浦志高”，同時王老師也在我耳邊嘀咕了一句：“你就那么心甘情愿受他欺負？”

老師的這句話對我心靈上的刺激很大，心想：原來“浦志高”欺負我，老師也瞧不起咱呀！不行，不能再讓“浦志高”在我面前耀武揚威了！于是我決定跟同桌的“浦志高”開仗。

我憋足了勁，要找機會打垮“浦志高”。男孩子之間打架是有講究的，雖然我們那時也就十來歲，但關于論輸贏的公開打架，其架勢有點兒像歐洲的紳士們要“決斗”一樣，陣勢不小：我清楚地記得聽說我要跟“浦志高”干仗，除了自己班上的同學圍過來起哄，還有不少其他班的同學來圍觀看熱鬧。

這一仗是我一生中作為“男子漢”最出鏡的一次“戰役”，因為我竟然真的打贏了。“浦志高”大概不會想到平時文文靜靜、可以隨便欺負的我，能連續兩次將他打趴在地……同學們為我歡呼的場景，至今還刻在我的腦海里。

此后，“浦志高”再也不敢欺負我了。更讓人意外的是，第二天班主任王琴芬老師見到我時，還悄悄地向我豎起大拇指。

王老師當我的班主任一直到我小學畢業。她是教語文的，我一直記得她的嗓音十分響亮，即使時光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每當想起王琴芬老師，仿佛依然能聽到她那清脆的高腔……

1975年底我離開家鄉后再也沒有聽聞王老師的音訊，問當年的同班同學，他們竟然也不知王老師的消息。王老師，您現在在上海嗎？學生想知道。

剛強獨立的夏老師

上初中后，班主任又是一位女老師，上海人。她叫夏家珍。

夏老師年歲比較大，記憶中她應該有五十歲了，所以同學們背地里叫她“夏老太婆”。之所以用這樣一個稱呼，是因為同學們覺得夏老師比較嚴厲比較“兇”。然而像我這樣的乖孩子，并不認為夏老師兇，因為她是真正想讓學生們認真學習和成長的好老師。

英語是夏老師的專長，她的英文水平給我的印象極深，因為在小鎮上通常缺少這樣的專業教師。在我們學校里，能教數學和語文的老師并不算少，好像誰都能對付一下，但初中年級的所有英語課都由夏老師教。

我們那個時候太小，也不知道像夏家珍老師這樣的上海知識分子是怎么到我們鎮上來教書的，還有其他像王琴芬等上海籍老師，他們個個有超眾的教學才能，竟然來到一個鄰省的小鎮上教書，現在想來有些不可思議。

記憶中夏老師的身體不是太好，她容易氣喘——是不是被調皮搗蛋的同學們氣的，我不知，但總感覺她比較經不住生氣，一生氣就干咳。那個時候我們的學制一直變來變去，記得初中和后來的高中都是兩年半，夏老師也就給我們班當了兩年多班主任。

我們這些孩子生活在仿佛“避風港”的小鎮上，即使外面有驚濤駭浪，也不會在小鎮上掀翻船的。不過我清楚地記得我們的數學老師突然有一天被人帶走了，說他是“五一六分子”。夏老師昂著頭，很悲憤地看著……那情景一直留在我的記憶里。

夏家珍老師因此是我心目中一位很剛強和獨立的女教師，尤其是在我讀初中的那些年里……

她后來的事我同樣一無所知。

我喜歡張老師的俄語

1972年夏天，我經歷了一場嚴得不可思議的“初升高”考試：考生前后左右的試卷都不一樣，意在防止同學們相互偷看。

進入高中后，我的高中班主任，又是位上海人——這回是位個頭高高、文質彬彬的男老師。他叫張偉江。

上小學、初中時，我們小小年紀不知東南西北。但上高中時，情況就不一樣了：那時我們鎮上只有一班高中生，可以說多數是優秀生，相互間的競爭十分激烈。我除了語文之外，數學和外語都只是班上的中等名次。偏偏，班主任張偉江老師是教數學與外語的。后來才知道，張老師是南京大學數學專業畢業之后被一陣“風”吹到我們小鎮上的。還沒有上高中時，就聽大同學說，張老師是個數學家，似乎他會算世界上最難的數學題。這對我這樣數學成績平平的人來說，簡直就像神出現在面前。

別看張老師人高馬大，說話卻細聲細氣，身上一點兒沒有上海男人的那種傲氣，尤其是他用粉筆在黑板上默寫數學題時那種行云流水般的情景，我看得一頭霧水，而張老師只輕輕地說“簡單來西”……確實，對他來說，這些數學題閉著眼都能算個明白。由此我們誰也不敢在他上課的時候搗亂和出聲，一個個都睜大眼睛、豎起耳朵聽講，即使如此，仍然無法跟上他的節奏。

通常，下課的鈴聲一響，張老師總是輕輕地說一聲“下課”，就夾著教案出了教室，剩下我們這些學生就得拼命利用下課時間抄題和交流學習內容——張老師的高水平，讓我們這些低水平的學生實實在在地“趕”著走了三年……

除了數學，張老師還教我們外語，他教的是俄語。在初中，我沒有學好英語，覺得挺難，但我喜歡張老師教的俄語，相對好學，加之我喜歡俄羅斯文學，學俄語帶著某種特殊的感情，因此至今仍能說幾句簡單的俄語。近幾年，俄羅斯朋友翻譯我的作品已經有七八種了，今年還成為獲得俄羅斯國家圖書獎的第一個中國作家，這多少與我喜歡當年張老師教的俄語有點關系吧！

數十年后的相聚與思念

我總覺得張偉江老師是個才人，甚至有點像傳說中的“書呆子”，屬于真正的“兩耳不聞窗外事”的那種，跟他在一起無須有防備之心，他的善良和修養是典型的知識分子。他寫得一手好字，這是同學們最佩服的一點，我們稱其寫的字叫“偉江體”。有好幾位同學寫的字是跟他學出來的：端莊、整齊、剛健中透出一絲絹柔。這與張老師的人品十分相似。

令我沒有想到的是，若干年后我竟在中央黨校與張老師相遇。那時我剛成為中國作協副主席，正在中央黨校參加學習。突然有一天在校園內見到了張老師，便驚喜地問道：“張老師您怎么在這里？”

“來學習的……”

“你怎么也在這兒學習？”這話問得不太禮貌。

張老師并沒有注意到我的口吻，道：“這不是干部都要輪訓嘛！”

“您現在干什么工作呀？”我小心翼翼地問道。

“早回上海了。在教委當主任……”他仍然像當年一樣，說話輕輕的，像耳邊吹過的一陣清風。我卻覺得驚訝極了，我的高中班主任當上了上海市的教委主任！

后來得知，我高中畢業后參軍離開家鄉不久，張老師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學的研究生，后來又到美國讀博士，回國后在多個大學的領導崗位上任職，然后成為上海市教委主任。

再后來我便知道了張老師的一些事：在他任教委主任的那些年，上海的高教事業發展非常快……前年末，上海成立“何建明文學研究院”時，我特意邀請張老師到場，我告訴他：我的成長受他影響很大，希望永遠當他的學生。

數十年前的師生在上海再度相聚，其情其景，極其難忘。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更加令我懷念另兩位班主任：也不知王琴芬、夏家珍老師你們現在可安好？學生想念你們。在此也想對你們說一句：學生之所以一直留在黃浦江邊書寫上海，其中有一份是對你們的感恩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