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余秋雨隨同香港鳳凰衛視“千禧之旅”，跨越數十國，跋涉幾萬里，寫出沉甸甸的考察世界幾大文明的報告。《千年一嘆》記述埃及文明等幾大文明的古往今來，贊嘆它們對世界文明的輝煌貢獻，也感嘆它們后來的衰落，并總結其歷史教訓。《行者無疆》則展示歐洲文明的歷史軌跡，縷述其各種優秀之處，也揭示了它現今所存在的問題。在考察世界文明中，作者時時與中華文明對比，用以自勵和自省。作者通過歷史與現實的大量事實，表明各種文明不是對立而是互鑒共榮的關系，它們的對立面乃是蒙昧野蠻勢力。

關鍵詞：余秋雨 《千年一嘆》 《行者無疆》 文明互鑒

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余秋雨隨同香港鳳凰衛視“千禧之旅”進行了一次世界文明考察，跋涉幾萬里，跨越數十國，寫出了《千年一嘆》和《行者無疆》這兩本沉甸甸的考察報告。在這兩部書里，作者耳目所及于不同國家的自然社會，精神游于人類幾大文明的古往今來，考察焦點則聚于不同文明的互鑒和共榮，所視者廣，所思者深，所志者高，所心者宏，可謂大手筆。

一

余秋雨隨同鳳凰衛視“千禧之旅”首先考察了人類幾大古文明的發祥地，歷經希臘文明、埃及文明、希伯來文明、兩河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河—恒河文明，此行的成果就是《千年一嘆》。他一路行來，發現這些文明如今雖已衰落，卻有著遠古的輝煌。它們為人類精神文明的天宇貢獻出璀璨的星座。古希臘可稱群星燦爛，出了哲學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出了戲劇家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阿里斯托芬，出了詩人荷馬，還出了歷史學家希羅多德，這些巨人的精神乳液至今還在哺育著人類文明。古希臘還有一個偉大的創舉就是奧林匹克精神，正如書中所言：“古代希臘追求人類的雙重健康：智力的健康和肢體的健康”，①他們認為“把智力健康和肢體健康發揮到極致然后再集合到一起，才是他們有關人的完整理想”。作者感慨言之：“我們也有燦爛的文化，但把健康的概念如此強烈地納入文明，并被全人類接受，實在是希臘文明值得我們永遠仰望的地方。”巴比倫文明向人類文明貢獻了天文學、數學、醫藥學方面的早期成果，還留下了一部《漢謨拉比法典》，其中“規定了法律的使命是保證社會安定、政治清明、強不凌弱、各得其所，以正義的名義審判案件，使受害者獲得公平與平靜”，喊出了四千年前人類法治的理性聲音。兩河流域的阿拉伯世界，以一部美麗善良的民間故事《一千零一夜》輝煌于世界。《一千零一夜》流傳于阿拉伯的大半個中世紀，“在這樣的年代，傳說故事就像巨巖下頑強滋生的野花，最能表現一個民族的群體心理結構，并且獲得世界意義”。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均發源于這幾個文明地域，作為人類精神信仰的目標，影響了古往今來億萬心靈。除了精神文明碩果以外，緊隨著余秋雨的行程，這幾大古文明的許多物質文明成果也在他筆端一一涌現出來。希臘的巴特農神殿、埃及的金字塔和太陽神廟、印度的泰姬陵等等，皆以宏偉精致的工藝、高超深邃的智慧、莊重悠遠的審美理想，一直贏得后世人們的無限向往和尊敬。

余秋雨在考察過程中，還不斷發現有關不同文明互鑒和互融的史跡。他來到伊朗，回望兩國文化交往的足跡：我國漢代便與古代伊朗有了交往，“當時的‘絲綢之路’，安息是中轉站”。到了唐代，“在當時，還有不少波斯人在中國從商、做官、拜將、為文”，唐末那個深得中華文化精髓的被稱為“李波斯”的詩人李珣就是其中一個。他來到巴基斯坦，在被稱為犍陀羅藝術中心的塔克西拉，發現了不同文化融合的藝術遺跡:“犍陀羅的佛像從鼻梁、眼窩、嘴唇到下巴都帶有歐洲人的某些特征，連衣紋都近似希臘雕塑，但在精神內質上又不是歐洲，面顏慈潤，雙目微閉，寬容祥和，是一種東方靈魂的高尚夢幻，因此犍陀羅藝術已超越宗教范圍，成了東西方文化交融的杰出成果。”就在塔克西拉，余秋雨還找到我國古代高僧法顯和玄奘的足跡。在這里的古跡國際佛學院里，還留有佛教界后人為紀念玄奘所修造的雕像。我國這兩位高僧，為了“取經”和文化交流，穿茫茫沙漠，越巍巍高山，經過千辛萬苦來到這里，以此為起點深入考察印度河、恒河流域的佛教文化。面對先賢的光輝行程，余秋雨不由感慨萬端:“站在塔克西拉的犍陀羅遺址中，我真為古代的佛教旅行家驕傲。更讓我敬佩的是，他們雖然是佛教徒，但他們也是中國人，中國文化的史記傳統使他們養成了文字記述的優良習慣，為歷史留了《佛國記》和《大唐西域記》”。中華高僧和無數各種文明的文化使者在歷史長途中留下的繁密腳印，一次又一次地印證了不同文明之間互鑒、互補和互融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千年一嘆”，包含著雙重的內蘊：既感嘆于幾大古文明以往的輝煌，又感嘆于它們在后來的衰落。余秋雨在本書的末尾部分，根據一路行來的所見所聞和所感所思，深入地探索了幾大古文明衰落的原因，系統地梳理了它們敗亡的教訓。與此同時，他還時時將幾大文明和中華文明對比著反思，“遠方的對比，使我更加懂得自己的土地。”①我這里只想著重講一講他的兩個看法。其一，頻繁的遠征使幾大文明發祥地在地理位置上都被荒昧之地包圍，經常會遭到野蠻勢力的侵凌，以致造成文明的破碎；當文明力量吸取了教訓，就以野蠻的手段來阻擋野蠻，久而久之就養成了一種遠征的癖好。然而，“任何軍事遠征，都是一種文化自殺”。因為征戰勝利，必定伴隨著文化奴役，對被奴役的文化來說是一種摧殘，但是對勝利者的文化來說也未必是勝利，“因為它突然成了奴役別人的武器和工具，必須加注大量非文明的內容，到頭來只能兩敗俱傷”。反觀中華文明則與此不同。古代中國屬于農耕文明，由這種文明類型所形成的和平自守的“厚土”意識，決定了不外侵、不遠征的歷史傳統。不向外擴張，也便不會遭到別人毀滅性的報復。這正是中華文化得以“長壽”的一個重要原因。其二，幾大文明衰落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自身的保守。“因為多數古代文明的發達都與專制君主的支持有關，不管是對內的政治需要還是對外的征戰需要和自衛需要，都會導致文化的保守形態”。保守是違背文明本性的，因為文明與創造有關，與建立維護創造的秩序有關。而“保守留下了秩序，丟掉了創造”。文明須以開放、包容、更新為前提。文明須開放才能普及、溝通，文明須包容方能吸收、壯大，文明須更新也才能傳承、延續。保守 卻阻塞了文明前進的通道，窒息了文明發展的生機。像埃及文明，以神秘自負，切斷被外部世界充分理解的可能，以致后來“古文字無人能識，古文獻無人能懂，本體文明幾近湮滅”。余秋雨對此感慨，反過來加深了對中華文明這方面的認識：“中華文明的基本面也是相當保守的，這使它一再產生危機，但是，它又隱藏著一種內在彈性，使保守不至于抵達脆折的程度。這種內在彈性就是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和中庸之道的平衡原則，這種精神和原則，既避免了排他又避免了極端，使中華文明一再從危機中脫身而出。在中國文化領域，從古到今都產生了大量態度極端的保守主義者，但事實證明，這些人總是遲早因極端態度而被人們遺棄，結果連同他們的保守主義也很難長久成氣候，更不待說由他們整個兒來埋葬中華文明了。中華文明常常既使創新者頭疼，也使保守者頭疼，這種有趣狀態中，也埋藏著它歷久不衰的另一個原因。”

二

在考察幾大文明發祥地之后，余秋雨又同香港鳳凰衛視團隊走訪了歐洲96座城市，足跡遍及南歐、中歐、西歐和北歐，此行的文字成果便是《行者無疆》。歐洲文明是優秀而成熟的文明，在發展過程中曾涌現許多文化巨人，創造了許多影響全球的文化成果。讓我們跟隨秋雨的腳步，去尋訪歐洲文明的崇山峻嶺，攀登人類智慧的座座高峰。我們來到羅馬，瞻仰了米開朗琪羅和拉斐爾那高尚的藝術豐采；我們來到塞維利亞的老舊窄街，見到寫了《塞維利亞的理發師》的法國作家博馬舍和寫了《唐璜》的英國詩人拜倫；在薩爾茨堡，我們與音樂天才莫扎特如夢會晤；在波恩，我們與樂圣貝多芬異代相逢；我們又到柏林，拜會了哲學大師黑格爾和費希特；我們再到魏瑪，見教于文學巨星歌德和席勒；在奧登塞安徒生故居，我們看到“很少懸掛國旗的丹麥，把一面國旗端端正正地升起在那幢紅頂房上”；而在挪威奧斯陸，我們則看到寫作《玩偶世家》的易卜生，似乎仍然聽到娜拉最后離家出走那怦然的關門聲。一路走來，猶如行山陰道上，文化景觀綿延不斷，美不勝收。

余秋雨游走于各個城市之間，深深感受到歐洲文明的一個優點，就是那種不竭的進取精神。他來到巴塞羅那，發現了建筑大師高迪。高迪承建圣家族大教堂，44年才造成一個外立面。“作為一個杰出的建筑天才，高迪精確大膽地掌握和發明了多種測量技術，但對他來說，這只是具體手段，不是總體行程。”他“一旦起步就時時有新的發現，每天上手總會迸發出大量創造的沖動，他已經不知道雙腳會把他帶到何方，更不知何時能夠帶到”。當他74歲因車禍去世時，人們來到他的故居，發現他的床如此之小，方憬悟到他的人生“時時都要出發，只能睡一張行軍床”。余秋雨來到德國東部小城邁森，發現他們居然自稱世界第一流的瓷都。他心里頗不服氣地參觀該地瓷廠的博物館，了解到他們的瓷器制作原來兩百年前來自中國。他們何以后來居上呢？一位正在手繪的工藝師解開了謎底。“邁森的標記是兩把交錯的彎劍，其實邁森真正的兩把劍是：嚴守名牌專利，堅持年年創新，一靜一動，大靜大動，便是邁森劍術。”秋雨在西班牙小城薩拉曼卡漫步，忽然在一處街口發現一幢古老的巨大建筑，墻面都雕滿貝殼。據說這樓就叫貝殼屋，建于15世紀末，那正是哥倫布準備出發的年代。遙想當年哥倫布見到貝殼屋，該是如何激起了他對大海的渴望，鼓動他去探索未知的世界，而且貝殼屋仍在，作為路標，它象征著探求和進取，“指引著更為悠久和未知的世界”。

當穿梭于歐洲城市之際，秋雨還發現這里的人們在日常生活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上有許多值得借鑒的東西，本書不少篇章皆可作為這方面的生動插圖。譬如歐洲人在飲食住行和審美愛好方面，往往把古典傳統和現代創新結合起來，本書的《點燃亞平寧》一章，即可作為印證。此文寫作者從羅馬往東，看見路邊一座座古老的宅第就像遠年的文物，然而久閉的木門突然打開，開出一輛焦黃色加長敞篷跑車，坐著兩位典型的意大利美女，跑車駛上山路，“兩位美女長長的金發，忽忽飄起，太像兩簇舞動的火焰”，這火焰似乎要點燃亞平寧山脈。作者不由驚嘆，“不能小看了歐洲破舊的院落，也可能豁然洞開，驚鴻一瞥，執掌起滿天晚霞”，“霞光下，再也分不清何是古代，何是現代”。這篇短文不就像一個喻指文明形態的象征性寓言嗎！又如歐洲人在日常生活中，往往能將個人自由和公共道德結合在一起。我們來看看《懸念落地》這篇短文。秋雨和香港鳳凰衛視拍攝團來到巴黎的德弗羅朗咖啡館，這是法國哲學家薩特和波伏娃當年常來品飲和寫作的所在。咖啡館二樓的房間不大，排滿桌子，擠滿客人，當年薩特如何能在這狹小的空間寫作?他們繼續看下去：只見室內有八個客人，一桌是兩個中年男子在討論一份設計圖紙，一桌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女士在默默地讀書，一桌是三位男士在緊張地研討一個劇本，還有一桌是一對年輕的男女在共同寫著什么。這八個人自成四個氣場，在各自的工作狀態下互不關注，互不干擾，“他們可以如此不關顧別人的存在，其實恰恰是對別人存在狀態的尊重”。這就出現了一種有趣的生態悖論：“身居鬧市而自辟寧靜，固守自我而品嘗塵囂，無異眾生而回歸一己，保持高貴而融入人潮。”于是薩特何以能在此寫作的懸念落地。這種平常的生活景象，正是歐洲文化的一種投影。

余秋雨的歐洲之旅，也隨處可見蒙昧野蠻勢力阻遏和摧殘文明的歷史陰霾。在佛羅倫薩，既可看到大詩人但丁因主張共和而兩度被判處死刑以致流亡他鄉的史實，又可聽到大科學家伽利略由于主張地動說而被迫懺悔的深長嘆息；在布拉格，宗教改革家胡斯曾以“異端”罪而被火刑燒死；在斯特拉福，偉大戲劇家莎士比亞生前曾被攻擊、貶損甚至被懷疑是否存在其人；在阿姆斯特丹，杰出畫家倫勃朗因創作油畫《夜巡》而遭攻擊、污蔑，因而窮困潦倒，“去世時只夠花費一個乞丐的喪葬費用”。不難看出，歐洲文明發展史，也是一部同蒙昧野蠻勢力作斗爭的歷史，它每一步前進都經過艱苦的戰斗。

就作者歐行所及，本書也透露了一些歐洲文明與中華文明互相交流溝通的信息。早在公元8世紀，意大利龐貝城一位叫老普林尼的科學家，在他的著作《自然史》中，已經提到中國人“舉止溫厚，然少與人接觸。貿易皆待他人之來，而絕不求售”。他關注中國的目光，比馬可波羅早了一千二百年，比利瑪竇早了一千五百年。在德國柏林著名的洪堡大學，其主樓的走廊間有一層層木門，也有一些中國人推過這些木門，像蔡元培，作為留學生在這里輕步恭行，四處留心，然后把威廉洪堡的辦學主張帶回中國，成功地主持了北京大學。還有陳寅恪，不知在這里推了多少次門，回去后便推開了中國近代史學的大門。在英國牛津大學，“站出來一位讓中國人感到溫暖的李約瑟先生，他花費幾十年時間細細考訂，用切實材料提醒人們不要一味陶醉在英國和西方，忘記了遼闊的東方、神秘的中國”。在巴黎塞納河畔，作者尋找18世紀的啟蒙主義精神，深深感到從遠方傳到中國來的體溫，幾乎有一半來自法國，來自巴黎。而在德國慕尼黑西門子公司總部，作者想起它的一位職員拉貝先生，曾在當年中國南京遭遇大難時，“在日本侵略軍的屠刀下救出了大批中國人”。這些事實表明，互鑒互學，友好交流，是不同文明間的正當之路和必然之途。

余秋雨行走歐洲，“既從其他文明來審視中華文明，又從中華文明來察試其他文明”。他深感歐洲文明確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長處，但又覺得“歐洲文明確實優秀而成熟，但這些年，卻因過度的自滿、自享而自閉，對世界對自己已有不少時空錯覺”，“一個文明如果不能正視外部世界，也就一定不能正視自己的歷史”。不同文明不是對立面，各種文明的共同敵人是蒙昧和野蠻勢力。在共建文明互鑒互學的大時空中，秋雨這些話的確是語重心長的。

三

余秋雨同香港鳳凰衛視“千禧之旅”在世紀之交對世界文明的考察，可稱是一個盛舉。近代以來，我國雖也有些作家、學人借訪問和留學之機對外國文明進行過一些考察，但那往往是局部或片斷的，不成整體性和系統性。像余秋雨這樣抱著文明互鑒的明確目的，跨越歐、亞、非，縱橫數萬里，深入而系統地考察了世界幾大文明的歷史命運和現實狀況，并將考察所得寫出兩部著作，在我看來這在近代中國史上還是少見的。

《千年一嘆》和《行者無疆》這兩部著作之所以可貴，就在于它們不是坐在書齋里依據文字資料研究出來的，而是作者行程數萬里，進行“田野調查”、腳踏實地寫出來的。現代中國作家走如此漫長的路程深入考察寫作的對象，余秋雨恐怕是第一人。當然香港鳳凰衛視“千禧之旅”是一個機遇，但恰如俗話所說，機遇給予有準備的人，余秋雨的萬里之行，正是他長期關注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以及二者的歷史淵源和現實關系的思想在實踐上的一次體現。這兩部書所展示的那遼闊的文化視野，正是他用腳一步步踩踏出來的。古人言：“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從這兩部書來看，余秋雨此行的知識儲備也是比較充分的。廣博的學識磨礪了他敏銳的眼力，引領他深入探索幾大文明的奧秘，得出許多獨到精深的見解。還有一點應該提及，1994年亨廷頓先生發表了《文明的沖突》的見解，在國際上產生了一些誤導和消極影響，在此國際背景下，余秋雨倡導文明互鑒的這兩部著作，其影響和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作為這次文明考察成果的《千年一嘆》和《行者無疆》，是文學性的散文集，他們是融寫人、敘事、繪景、議論于一爐的藝術綜合體。這兩部散文集總體的構思特點就是在文明互鑒主題的導引下，細分為許多小的單元深寫各種沿途的感受，恰像大河源頭延伸出許多支流。這些小的藝術單元，《千年一嘆》采用的是日記體，而《行者無疆》則是采用的隨筆體。這兩部文明考察報告，不是采用抽象化的議論方式加以記述，而是運用感性化的方式將沿途各種生活感受給以形象的表現。這樣就形成了這兩部書的一大特色：生活與思想的交融，感性和理性的結合，教化與感化的統一。

這些日記和隨筆，大都自成格局，可以獨立成篇，但它們連起來又構成完整的世界文明風景線，織成互通共呈的文明信息網。這些單篇的文章，在具體表現手法上呈現出虛實結合、以小見大的藝術特征。

典型化寫人。在埃及東部古爾代蓋，余秋雨寫下日記《荒原滄海》。在這沙漠與紅海交接的邊沿，他們在海邊漫步，一腳踩著黃沙，一腳踩著海水，思索著人在天地間的地位。這時一個鏡頭突然引起他們的注目：“正想著，早已被夜幕籠罩著的海域間影影綽綽地走出幾個水淋淋的人來，腳步踉蹌，相扶相持，由小而大。剛要驚嘆什么人如此勇敢又如此好水性，定睛一看竟是年輕的母親和她的四個孩子，連最大的一個也不超過十歲。他們是去游泳了？捕魚了？采貝了？不知道，反正是劃破夜色踩海而來。”作者通過這個挑戰自然的極致，謳歌了人在與自然的對峙中那種不畏艱險、堅韌不拔的意志，這就是影射文明的力量。在《羅馬假日》這篇隨筆中，寫到圣喬治港的一個小鎮，寫到一個正在小鎮度假的白發老人，寫到這位老人一定要邀請中國客人到附近一家海味小館吃面，理由是他曾多次到過中國。后來才發現，這位老人原來是意大利的外貿部長、郵電部長和參議員。從這位曾是高官的意大利老人身上，我們不難發現歐亞兩種文明友好交融的閃光。《尋常威尼斯》寫了一個尋常的威尼斯商人，這位老人是一個假面制作藝術家，他的脾氣有點古怪，當客人對他制作的假面技藝有所識別時，他喜悅地引為知己；當顧客對其藝術品討價還價時，他立即掉頭他顧，再也不理不睬。原來，他“自己知道在做小買賣，做大做小無所謂，是貧是富也不經心，只想守住那一點自尊。職業上的自尊，藝術上的自尊，人格的自尊”。不難看出，在這位賣藝老人身上，體現的正是歐洲文明哺育出來的一種商業人格和文化人格。著重從文明可鑒處著眼，即是作者擇人寫人的筆墨妙處。

寓意式敘事。秋雨跋涉歐、亞、非，所見之事多矣。他記下了一些令其難忘之事，也不是就事論事，而是以事寓意，指向仍是文明互鑒。他來到各種矛盾沖突《交纏的圣地》耶路撒冷，卻看到這樣一幕：“在從猶太人的哭墻攀登到伊斯蘭清真寺的坡路上，看到一群阿拉伯女學生，聚集在高處的一個豁口上俯看著哭墻前的猶太人，特別是倒著走路的猶太婦女。她們眼神中沒有任何仇恨、鄙視和嘲笑，只是一派清純地凝視著，想著什么。她們發覺背后有人，驚恐回頭，但看到的是一群中國人，她們放心地笑了，繼續轉過身去觀看，神色更加寧靜。”在風詭云譎的中東地區，耶城這一群阿拉伯少女清純善良的眼神，是不是潛藏著不同文明和諧共處的美好愿景？下面是《空空的書架》所寫的一幕景象：在柏林洪堡大學附近的廣場上，路面底下是書庫的一角，透過厚玻璃，可以看到“四壁全是劫燒過后的空書架”。原來這是1930年代納粹統治時期燒了大量作家、哲學家和科學家著作的所在，一所世界級的學府在自己面前留下如此一景，是一種銘記、一種警示：“災難是一部歷史，對災難的闡示過程也是一部歷史，而后一部歷史又很容易制造新的災難。”要避免這種新的災難，唯一的辦法是不作掩飾，就像這兒，哪怕發生在地下書庫，也要開一個天窗，讓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裸呈于后代子孫眼前。作者為此感嘆道：“這個學府用一頁污濁，換來了萬般莊嚴。”

意象化繪景。余秋雨游歷三大洲，親近過這些文明地域美麗的自然，留下許多美妙的寫景文字。這些美文不僅展現了各具地域特色的自然景觀，而且大都賦有人文的內涵，從各種渠道通向文明的深處。

我們來看看秋雨筆下的愛琴海：

看到了愛琴海水色景象與法國、意大利南部的地中海近似，浩大而不威嚴，溫和而不柔媚，在海邊熾熱的陽光下只須借得幾分云靄樹陰，立即涼意爽然。但相比之下，這里少了很多別墅和日帆，房屋也有一些，都比較簡樸，這倒反而形成一種博大氣象，靜靜圍護著一個遠古的海。

正是在這種氣象中，一個立著很多潔白石柱的巨大峭壁出現在海邊，這便是海神殿遺跡。白色石柱被巖石一比，被大海一襯，顯得那么精雅輕盈，但這是公元前五世紀的遺跡，而且大部分已經斷殘，于是精雅輕盈就有了完全相反的負載。外部圖像和內在意蘊上的巨大反差，形成一種驚人的美，既是自然美，又是人文美，在這些石柱開始屹立的時候，孔子、老子、釋迦牟尼幾乎同時在東方思考，而這里的海邊則徘徊著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蘇格拉底、希羅多德和柏拉圖。公元前五世紀的世界在整體還十分荒昧，但如此耀眼的精神星座燦爛于一時，卻使后世人類幾乎永遠地望塵莫及。

可以發現，在作者這種描寫中，他既看到了愛琴海，也眺望到古希臘文明，更仰望到世界文明的燦爛星空。在這種景物描繪中，滲透著作者的審美觀點和文明思索，一處處風景，就是一個個意象結晶體，這便是本書寫景的高明之處。

抒情化議論。這兩部書，在敘述和描寫過程中，常常出現一些抒情化議論，睿智警策，猶如閃閃的珍珠成為亮點。譬如“文明出現在世界上，不是來設置障礙而是排除障礙的”，又如“未知和無知并不是愚昧，真正的愚昧是對未知和無知的否認”。

這些在文明考察中根據生活實感所提煉出來的抒情化議論，精警獨特，構成書中的“文眼”。它透視出各種生活中的文化涵義，洞察各個地域的文明底蘊；它是內在激情的爆發，也是高度智慧的凝縮；它是充滿形象美感的議論，也是充滿真知灼見的抒情。這種有溫度、有力度，更有深度的文字，往往成為這兩本書的“關鍵詞”，把各種生活描寫升華到文明交流互鑒的高遠境界。

“條條道路通羅馬。”《千年一嘆》和《行者無疆》中的186六篇文字，真如崇山峻嶺中的條條清澈小溪，潺潺流淌，匯成文明互鑒互學的洪流，奔向人類和諧共處的大海。

注釋：

①本文所有引文均引自余秋雨的《千年一嘆》（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和《行者無疆》（華藝出版社2001年版），下文不再一一注釋。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