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各大文學榜單揭曉的時節。上榜代表著誰更受到讀者歡迎，也預示著誰有可能成為經典。觀察年度文學榜單，也能透視文學領域所發生的變化。

文學榜單分為四種：一種是帶有官方色彩的，如中國小說學會“2022年度好小說”；第二種是由讀者評選的，如豆瓣年度讀書榜單；第三種是由期刊和網絡媒體評選的，如文學雜志《收獲》、學術刊物《揚子江文學評論》以及“騰訊好書”“鳳凰網讀書”等，隨著自媒體的發展，也出現不少“一個人的小說排行榜”；最后一種是出版機構、銷售渠道的排行榜，如各大出版社的十大好書、京東圖書年終榜等。

從排行榜的主辦方可以看出，當代文學場已三分天下，以各個學會、文學刊物代表的官方文學組織，以報紙、網站、公眾號代表的傳媒體系，以及以豆瓣、知乎代表的網絡民間話語場，它們共同造就了當下生機勃勃的文學環境。同時每一個榜單的揭曉都是一次闡釋權的競爭。

期刊評選出的文學榜單仍集中于純文學作品，以“文學性”為衡量標準。榜單以文體分類，評委由高校教授、活躍評論家、期刊主編等專業讀者組成，缺少了普通讀者的參與。揚子江文學評論排行榜里，賈平凹的《秦嶺記》登上長篇小說榜榜首，遲子建的《白釉黑花罐與碑橋》位列中篇小說榜第一，潘向黎的《蘭亭惠》摘下短篇小說榜第一，胡弦的《江都的月亮》和王彬彬的《“荒林拾葉”專欄》分別領跑詩歌榜與散文（含非虛構）榜。收獲排行榜里，孫甘露的《千里江山圖》位列長篇小說榜榜首，楊苡口述、余斌撰寫的《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摘下長篇非虛構榜第一，王安憶的《五湖四海》與弋舟的《德雷克海峽的800艘沉船》分別領跑中篇小說榜與短篇小說榜。這些榜單有不小的重合性，如孫頻《棣棠之約》、王安憶《五湖四海》頻繁出現在各大文學榜單里。上榜作品多來自于各大文學刊物，而文學刊物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式微是不爭的事實，盡管近年它們努力通過新媒體化尋求突破，但真正閱讀文學刊物的讀者，尤其是年輕讀者仍在減少，純文學作品難以出圈。發布文學榜單就成為一場新媒體上的“文學事件”，吸引讀者的關注。

媒體的文學榜單則更凸顯評委的個人色彩，評委主要由學者、媒體人、書評人組成，他們既是專業讀者，也熟悉大眾趣味，在文學品質與傳播效力間尋求平衡。評委因年齡、性別、文化背景有著審美的差異，在評選的過程中相互角力，在一輪一輪有策略的投票中做出平衡。他們通過撰寫推薦語的方式，將作品與自己的推薦直接關聯，以一種象征資本參與文壇新秩序的建立，尤其遇到一部作品有多名評委推薦，選用誰的推薦語也成為一種話語權的爭奪。一些媒體還會將榜單進一步分解，變成評委個人的年度好書發布，將評委價值發揮到最大，也讓更多的作品上榜以增強影響力。

豆瓣網依靠積累的數億用戶，在文學方面已成為國內信息最全、用戶數量最大且活躍度最高的讀書網站。豆瓣用戶自發的評價、評論，形成了一股新興的力量，直接影響到圖書的銷量，“豆瓣高分”成為年輕人閱讀的重要參考，也逐漸被主流媒體所采用。當打通了閱讀、消費、評價的環節，豆瓣開始嘗試建立自己的經典坐標，排行榜就是它的表現形式。

豆瓣排行榜的特點是它并非單一的文學排行榜，還有社科、科普、藝術、經管、繪本等門類。在文學榜單里，又按地域分為中國文學、外國文學，按題材分為小說、非小說、詩歌，按類型分為科幻、奇幻、推理、懸疑，顯示出年輕一代閱讀的多元性。

在“2022年度圖書”里文學類上榜的有張天翼《如雪如山》、楊本芬《我本芬芳》、本哈明·拉巴圖特《當我們不再理解世界》等，紀實類排名最高的是《足利女童連續失蹤事件》。而縱觀整個榜單，排名第一的是上野千鶴子《始于極限》，排名第六的是《看不見的女性》，排名第八的是《應得的權利》。從中可以發現一個奇妙的關聯，即它們共同呈現了“議題向”這一特點。除了上述作品涉及的對性別的關注，還有如何認識復雜世界、文明沖突，如《雨林里的消亡》《中亞行紀》，如何回溯歷史，如《漫長的余生》《現代中國的形成》，如何對待生活，如《毫無意義的工作》《貧窮的質感》，以及如何認識自己，如《感知·理知·自我認知》《論愛欲》。豆瓣的榜單呈現了年輕人關心的方方面面，他們有著外國文學榜頭名《當我們不再理解世界》式的疑問，需要以閱讀作為窗口重新認識世界、現實、自我，也渴望一部作品能以文學的形式，把他們所關注的議題融入其中。年輕人心中“文學”的外延正在擴大，更強調文學對于認識世界、完善自我的功用性，希望文學提供審美價值的同時也引發思考。單獨設立外國文學榜單則顯示出他們的視野更加開闊，從世界的歷史、周邊的現實兩條脈絡尋找資源。

在豆瓣榜單發布之后，還會生成一份個人閱讀報告，用戶可以檢視自己一年的閱讀情況，然后根據榜單進行查缺補漏。這時榜單就發揮了多重作用，既提供閱讀選擇的指引，也幫年輕人找尋共鳴，產生一種關注相同議題的共感，閱讀成為與他人的連結方式。

京東的圖書榜則完全依據銷量，并不刻意強調是當年出版的新書，在總榜TOP100中，大約有20余種是2022年的新書。缺乏了“新”作為保護，使得作品被放置在更大的坐標里，與經典、常銷書競爭，新書的脫穎而出取決于它能否為讀者提供新鮮的經驗和交流的話題。在文學類榜單里，占據前三位的是《三體》《平凡的世界》《活著》，而新書上榜的是王朔的《起初·紀年》，以及講述孫海洋尋子經歷的《回家：14年又57天》。值得一提的是，《起初·紀年》盡管轉化為了文學消費，但在年輕讀者、專業讀者層面并沒有收獲良好的口碑，因此沒能登上豆瓣榜和純文學榜。

縱觀各大文學榜單還發現一個特點，即視野越來越拓展到兩岸三地和海外華人創作，比如執教于香港的葛亮新作《燕食記》，就在多個榜單登場，加拿大華人作家張翎每年也保持著穩定的創作水準。榜單視野的拓展有助于促進不同地區的華語創作相互交流，也使得華語文學在世界文學里作為一個整體出現。

作為每年例行上演的“文學事件”，不同的文學榜單呈現出明顯的差異，豆瓣的榜單更強調議題性，文學刊物的榜單以文學性為考量，媒體的榜單尋找大眾性與文學性的融合，銷售渠道的榜單則體現文化事件轉化為文化消費的能力。這些排行榜成為一種宣傳渠道，不光增加了作品的曝光率、促進了文學消費，也為日后的文學獎評比提供了參考。同時，文學排行榜的發布有著越來越頻繁的趨勢，豆瓣的“最受關注圖書榜”每周更新，“探照燈好書”以月度發布，京東排行榜數據實時更新，它們把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的四年一屆壓縮為每周、每月，給文學帶來曝光度的同時，也引發了從業者的一種焦慮，從“文無第一”變成時刻要被進行比較，更多涉及到文學之外的因素，是動力也是壓力。

而我心目中理想的文學榜單，文學性仍放在首位，也要反映出文學與生活的連結，它應該是包容的，囊括海內外和各類型文學創作，也應該是公正透明的，不是小圈子的游戲，它能輻射到廣泛人群，引領人們通過文學對世界進行更深入的思考。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青年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