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一幫大學生分配到了德華電機制造工廠，被推向了社會浪潮之中，開始了將自己奉獻給祖國工業建設的奮斗之路。長篇小說《戴花》就是作家水運憲以此為背景的新作。小說圍繞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的工廠生活和情感經歷書寫了一代人的青春回憶，不僅帶有作家個人的生命體驗，更象征著一大批時代建設者的青春。《戴花》既屬于他們，也屬于所有奮斗者，這是一部跨越時代的“時代故事”。

小說以第一人稱“我”為敘述視角。“我”楊哲民就是那批大學畢業生之一名，十幾位同學同時被分配到德華電機制造總廠工作。楊哲民的師父莫正強是一個兢兢業業、經驗豐富、一心想成為勞模的老熔爐工。而楊哲民也是一個胸懷大志不甘后人的優秀青年，在爭當勞模過程中展現了各自的個性。勞模的那朵大紅花最終戴在了熔爐班兩代爐工的身上，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也標志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這就是描寫“戴花”故事的意義所在。這其中既有比學趕幫超的競爭精神，又有師徒之間的人性關懷，還有作家洞悉人性本質之后書寫的各式各樣變換的愛情。水運憲用飽滿的激情通過《戴花》這部小說，把工業故事描寫得驚心動魄、激情四射。

顏元叔曾經提出，從小說的主題來看，小說應是追求人生的普遍性。“我個人以為文學作品，應該透過人生萬象，去追求人生通性（generality）；透過柏拉圖的現象界，追求本體界；應如亞里斯多德所要求的：文學較歷史應更具哲學性。用現代新批評的術語來說，文學要能把握具體通性（concrete universal）。當然，要追求通性，文學必須把握各別相（particularity），以映射人生通性。”水運憲的作品不乏通性，也具有“各別相”，因此是閃爍著現實主義的光輝。

此外，小說的高明之處還在于，在以文學表現崇高的精神追求時，也不忘及時收筆，把每個人物人性上的掙扎展示給讀者——尤其是人物思想走岔路的時候。比如莫師傅在即將評上勞模時，鬼使神差地偷了別人的錢；徐士良在失戀、斷指之后，毅然決然跳下了最高處的水塔結束自己年輕的生命；姜紅梅在面對戀人的選擇時，確實曾為條件優于楊哲民太多的機電局長魯昌順而動搖過……這些細節的處理消解了“崇高”的意味，正好讓這部作品更加真實，更加貼近于生活，貼近人性。文學之所謂“真實”，不僅是現實主義文學所倡導的真實地再現生活原貌，還有人們心理感受上的真實。像汪春廷這一人物，在小說的前半部分，作者將其作為破壞生產的落后分子來批判，可他坐牢出獄之后竟改邪歸正，成了一個規規矩矩、安安分分的工人。連熔爐班之前瞧不起他的同事，也對他肅然起敬。而優秀人物也有其不足，莫正強師傅作為一個一心渴求勞模稱號的優秀工人，在極端貧困之際，因其內心尊嚴不肯借錢，而是鬼使神差地“拿”了別人十塊錢，后來良心發現又還了回來。這其中，他思想上的動搖、掙扎以及自我救贖，也使得勞模這一象征意味在他身上展現地更為充分——一個合格的勞模應該永遠保持自我批評、自我檢討的態度，永遠保持高度的原則精神。這些圓形人物的變化設置，既使得故事情節波瀾起伏，也展示出更為真實的人性特點。

小說中值得為人稱道的人物刻畫，尤其是工業題材小說在特殊背景下形態各異的人物。《戴花》的題意取自一首曾經激勵大江南北的群眾歌曲《聽話要聽黨的話》，“戴花要戴大紅花，騎馬要騎千里馬。唱歌要唱躍進歌，聽話要聽黨的話……”莫正強一生“爭強”，他具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十足的上進心，一絲不茍的工作態度，而且還有著極高的政治思想覺悟。從故事一開篇，莫正強就想要爭取“勞模”，然而就在勞模稱號唾手可得之際，他卻因為自己思想上的一次滑坡，不得不自動放棄了當選勞模的機會。后來又在自己風燭殘年時，把廠里唯一評選勞模的機會，讓給了自己的徒弟楊哲民。這是一種真正的社會主義勞模精神——不斷完善自己的不足，不以個人利益為先，一心考慮集體的利益。而以楊哲民為代表的年輕工人則奮發進取，勇于技術革新。甚至勇于破除舊社會的師徒觀念，不怕打破師父的翻天印，凡此種種無私奉獻和以集體主義的精神，在當下則更具進取意義。

《戴花》書中對女性人物的描寫也有一些值得深思的地方，作者關于幾位女性的描寫幾乎是帶著批評的色彩去入手的。這其中固然有時代的印記，也體現了作家對女性人物的見地，像江紅梅、宋玉香之流，作者都對其持很鮮明的批判態度。江紅梅背叛了初始的戀人徐士良，投向了更有前途的吳啟軍的懷抱。宋玉香更是女性人物中的反面典型，最終落得了一個悲涼的下場。小說中有一個近乎完美的女性人物——姜紅梅，她出身好、工作踏實、前途光明，最重要的是，姜紅梅對各個方面不如自己優秀的楊哲民幾乎是死心塌地。在楊哲民的眼光中，姜紅梅是一個完美戀人，但是在讀者眼中，這更像是一個過于理想化的形象、一個臆想的戀人。這樣的形象讓人想起另一部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里的女性人物田曉霞。田曉霞與孫少平的愛情也是有一些不對等的。姜紅梅與田曉霞既相似又不相同，但作為普通人的男主人公，楊哲民與孫少安卻面臨著同樣的困境。《戴花》中對姜紅梅和楊哲民的愛情描寫展現得很樸實，不僅寫出了那個年代普羅大眾的生活風貌，并且在精神層面上也有不凡的追求。

巴赫金曾提出過“對話理論”，以期通過對話引起人們的傾聽和追憶。他的理論更注重語詞的所指，利用所指的“差異性”造成一種對話不可終結的過程。在這種“差異性”的對話之中，使得話語不僅僅是一種聲音，而應該是一種在集體之中不斷商談和約定的“談話”，是一種獲得了社會意義的對話性語言。整個《戴花》的語言都是籠罩在德華電機廠和工業發展時代背景之中的。每個人物的行為舉止都脫不開這個環境，也會因為這個環境的存在，每個人物的語言會受其影響。

而且，不同的人物帶有不同的語言特點，例如老工人莫正強的語言是很接地氣的湘北話，他的語言中有很多具有生活氣息的譬喻。莫主席有意讓莫師父跳槽而讓楊哲民接班時，莫正強說：“到底還是嫩竹子不？做出來的扁擔，到底還是不怎么扎實不？”而作為既是親戚，又是工人階級出身的莫主席，對此的答復是：“瞎驢子拉磨一樣的，轉了半天還在原地方。”與此相區別，像魯昌順局長等知識分子領導，其語言就帶著幾分嚴正的文氣。小說中魯昌順對楊哲民技術革新的祝賀，是一板一眼的書信語言。作家在處理不同的人物語言時，總是注重把握其特點。不同地區、不同身份、不同年齡、不同性格的人物，其語言總是飽含深意。

《戴花》這部小說在情節上設置也頗為巧妙，前后情節都以現實主義題材小說中慣用的因果關系串聯起來，人物都在因果情節中活躍著。故事和人物彼此勾連，情節安排很是周密。僅以徐士良這個人物舉例，他外號“徐娘”，有著女性般陰柔的氣質。他的命運在開篇就埋下了伏筆。在遞給楊哲民的紙條中他說“想好了。真的要讓我當鍛工，我就從水塔上跳下去尋死”。后來徐士良成為了一名需要細心沉穩的高危工種沖壓工。可偏偏在后來的變故中，他遭受失戀的痛楚，又接著導致他在工作操作機器時被機器折掉了手指。遭到雙重打擊的徐士良最終選擇了跳水塔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徐士良這個人物的情節脈絡走到這里已經完成了，作家的筆卻沒有停下來，接著徐士良之死又寫出了其他人物的發展變化。比如吳啟軍和江紅梅的自責，又比如莫師傅的追悔。莫師傅后來再路過徐士良自殺的水塔時，總是格外注意那里的情況。他怕別人自殺，這樣的擔憂又間接地阻礙了后來在那里制造沖天爐模型的楊哲民。環環相生，環環相扣，仿佛是種擺不開的因果宿命。

水運憲以動容的筆觸講述了一個令人動容的中國故事——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國營工廠德華電機廠中工人們的奮斗歷史。《戴花》抒寫了六十年代人性與信仰，歌頌了一代工人的熱血與奮斗。正是這些過去的時代建設者，才催生了改革，造就了今日之中國。作家在小說中還高度贊揚了“勞模精神”，這對于今天的人們無疑有著經驗性的指導作用。在莫正強生命的最后時刻，廠里本來打算直接評選他當勞模，可他知道自己時日無多，應該把機會留給后輩，便義無反顧地放棄了評選，讓給徒弟楊哲民。在他生命的最后時刻，他已經十分虛弱，幾乎說不了話，為了將這一決定完整地告訴廠領導，不惜威脅醫生給自己注射嗎啡緩解病情，沖上一線用微弱的生命為高爐點燃最后一把火……相比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今日我們之中是否還有那些真正擔當得起這份稱號的人？我們是否還具有莫師傅和楊哲民那樣的精神？

在《戴花》中，楊哲民、莫正強等等一批人物都帶著各自的理想和對生命目標的追求，抒寫了特定年代中國工人的故事和情懷。而《戴花》背后的推手水運憲，則是以他那經歷了歲月的深邃目光，投射回曾經那段屬于他和所有同齡人激情燃燒的歲月。中國工人的熱血與激情，中國工人的開拓與進取，賦予《戴花》最動人的意義。

（本文系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作品聯展”特約評論）

作者簡介：馮祉艾 ，出生于1995年，湖南長沙人。在《收獲》《文藝評論》《揚子江文學評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東吳學術》《中國文藝評論》《文藝報》《文學報》等報刊發表文學評論30余萬字。評論集《寄寓的詩性與想象的超越》入選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現供職于湖南省文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