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認識老章時，他年近古稀，我還不到30歲。那是1994年秋天，人民日報社在上海設立華東分社，我有幸考入。我一直把進入人民日報社工作當成自己新聞生涯的開始。而那時，老章已離休多年。

老章名叫章世鴻。我一個初出茅廬的后生，這么叫他并非不敬。當年在人民日報社，我們叫任何領導都是這么個叫法。即使是報社“最高首長”邵華澤、范敬宜，我們也照樣直呼老邵、老范。這么沒大沒小地叫領導的日子，當年只道是尋常。老章年屆耄耋后，我們有時會改口叫他章老，這是后話。

老章是標準的老革命、老干部。1945年10月，老章入黨，那年他才18歲，是個中學生。在上海，入的當然是地下組織。讓他驚喜的是，按暗號上門接頭的，竟然是他的生物老師王芷涯。他們在他家亭子間舉行了沒有黨旗的入黨儀式，歷時8分鐘。他晚年寫文章回憶當年入黨儀式的細節，仍然歷歷如繪。此后，他在上海參加學生運動，他的戰友有幾位后來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1948年，老章從上海轉入大別山解放區，因他在上海的民治新聞專科學校讀過書，組織任命他擔任《皖西日報》編輯。次年，他隨部隊進南京，參加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接管工作，后入新華日報社工作，1953年調入人民日報社。

20世紀80年代，老章任人民日報駐上海首席記者，寫了大量報道，為上海的改革開放鼓與呼。當時，上海矛盾重重。老章的報道，報喜也報憂。他的代表作是1988年2月26日發表在《人民日報》頭版的《一個城市兩種速度說明了什么？——訪上海閔行開發區隨想錄》，文章剖析了上海的開發區與非開發區發展速度迥異的問題。老章后來坦言：“當時思想斗爭卻很激烈，最大的顧慮是：我對上海經濟工作的全局進行評述，會不會打擊面過大，從而得罪一些人？”反復思想斗爭的結果是：“我認為還是應該寫，因為當前人們關心的焦點正是上海全局性的問題。作為人民日報記者，這樣做，是應盡之責。”這篇報道刊出后，《解放日報》于次日轉載，反響很大。老章總結道：“記者并非一個旁觀者，而應該是社會問題的觀察家、評論家，因而不能僅僅滿足于一般的新聞報道，還應該有明確的是非觀念，敢于解剖各種社會現象，由現象進入事物的本質，由局部問題透視全局，寫出有分量的述評性報道來。”老章寫于20世紀80年代的這些報道，后來集為《太平洋西岸新曙光》一書，于1990年出版。

二

余生也晚，在老章記者生涯的黃金時代，我還是個學生。但幸運的是，我進人民日報華東分社后有幸多次隨老章外出采訪。華東分社一成立，老章就表示希望到華東各地進行采訪。他身體十分硬朗，但畢竟年近古稀了，分社領導就派青年記者跟隨，主要目的是學習，當然也不無“保駕”之意。開始是幾個年輕人輪流陪同，也許是因為我比較膽大，愿意和老章討論問題、交換看法，而不僅僅是跟著走，老章最喜歡我，漸漸地我變成了他的專職“跟班”。

老章出門喜歡往山溝里跑。他帶著我去了皖南、贛南、閩西、蘇北等地的幾十個縣，跑過華東的一大半山區。這些地方難免條件艱苦，但老章從不計較，有時住進滿是霉味的簡陋房間，他也滿口稱贊，說“很好很好”，臨走時還會一一對工作人員致謝。但如果對方沒把采訪工作安排好，老章會發脾氣，把人家批評得啞口無言。

老章精力充沛，出一次門半個多月，日程總是排得很滿，一刻不停地采訪考察。這似乎也是老章不服老的體現。

老章之不服老，最典型的一個例子是登黃山。那是1995年秋，我們去皖南采訪，老章上黃山這件事受到了當地的重視，陪同人員陪我們從云谷寺坐纜車上去，在始信峰附近逛一圈就打算下山了，老章卻說，要登光明頂。陪同人員嚇壞了，紛紛勸阻，勸阻不成就說用轎子抬他上去，但老章堅持要自己走。最后，我一個人陪他走了一整天。回上海后，老章寫了一篇《站在黃山光明頂》詳記此事。雖然連續上下坡十多個小時把老章累壞了，但他“毫無悔意”，因為“終于完成了這個歷史任務”。

當然，所謂不服老只是表象，其內核是一位記者的職業精神和歷史使命感。盡管分社領導從來不給我們派任務，但老章每次出門都要寫很多稿子。大多數是我寫初稿，他來改定，也有幾次他采訪得特別興奮，就親自動筆了。老章極其認真地對待每篇報道，也希望編輯部認真對待我們的稿件。如果報道被處理得突出，他會像小記者一樣興奮。記得有一次我們去江西，準備下鄉前，江西記者站站長余清楚來送行，他拿了當天的報紙說：“老章，你和天揚的報道上了今天的頭版頭條。”老章聽聞，一把拿過報紙就看，興奮得手舞足蹈，說：“這對我們鼓舞太大了，我們去贛南一定要好好采訪，寫出有分量的報道來。”

老章的率真是無處不在的。我們一老一少相處時他毫無架子，并不嫌我年少無知，我倆幾乎到了無話不談的地步。他是無時無刻不在思考的，不管想到什么，都脫口而出跟我討論。有一次，他突然問我：“人有沒有可能一輩子只對一個人產生愛情？”問完，馬上自己回答：“不大可能。”后來我發現，關于這個問題，他還真的寫過一篇文章，言之成理，開明極了。又有一次，他問：“為什么有的人一當官就變壞？”我知道，對這個問題，他心里一定是有答案的，因為關于監督和制約權力，他寫過更多文章。

三

如今我也臨近退休。回想起來，當年能與這樣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老同志朝夕相處，一起走過這么多地方、采寫這么多稿子，是我記者生涯中最寶貴的財富。

我認識老章時，他已離休多年，對于如何度過老年階段有著深沉的思考。他在一本書的前言寫道：“一個人生理上一定會衰老，這是自然規律，但心理上、精神上也可以不衰老。我們應該力爭生理上延緩衰老，而在精神上永葆青春。”老章做到了。

老章把自己的晚年生活總結為8個字：讀書，思考，考察，寫作。我以為，其中的核心是“思考”。老章的思考，宏闊而深遠，具體而不羈。老章晚年筆耕不輟，寫了很多文章，出了好幾本集子。他起的書名，幾乎每一本都帶“思”字：《九十年代中國紀事：一個記者的視野和思考》《二十世紀反思》《新世紀沉思》等。老章有個習慣，他想到什么，稍有頭緒，馬上就記下來。他說：“有時睡夢中突有所思，也會立即起床開燈執筆記下，然后再上床，以免晨起后忘卻。”這樣的思想火花記滿了好幾本筆記本。老章給我看過這些筆記，我覺得它們極有價值，建議他印出來，于是有了他的最后一本書《中國改革歷程采訪筆記》。這本書出版于2016年，這年，老章虛歲九十。

到了頤養天年的時候，老章仍然作如此深入甚至是痛苦的思考，他是有著歷史使命感的。他曾寫道：“如果說，許多事，我們過去頭腦中還是盲目的，那么，到了晚年，我們不能再盲目下去，我們應該有一個清醒的頭腦認清我們走過的路，并且告訴后代，應該發揚什么、防止什么。這正是我們老同志的歷史職責。”

一直作宏觀思考的老章并非不食人間煙火，而是非常有人情味的。我有了兒子之后，他一直很關心孩子，問長問短。有一次，他還特意帶著給孩子的禮物到我家來。兒子叫他爺爺，他顯得特別開心。而我要去看望他，他總是堅持說，你在崗位上忙，還是我到報社來看你。我知道，就像當年登黃山一樣，我只能聽他的。他來報社時，同事們都會好奇，為什么會有這樣一位老先生一個人跑來找我。我每次送老章出門，看著老人緩步走向公交車站時常常會濕了眼眶。我們一老一小談論的話題總是很集中：他的書和我的文章。他的書，每一本都簽了名送給我。因為老章不會用電腦，手寫稿請人錄入，所以其中誤植不少。我自告奮勇幫他校對，也就成了他書稿的第一讀者。校對時，我會犯“編輯病”，不僅改誤植，還改文句。老章從來不以為忤，還表揚我改得好。2008年起，我到評論部工作，見報的評論文章多起來，老章讀到我的文章，常會打電話來鼓勵。聽他的聲音就像自己的稿子發表一樣開心。他一直說：“你正當年，要多寫。”可以說，我是在老章關懷的目光下成長的，我每有懈怠，只要一想到老章，便會振作起來。

四

近三年來疫情肆虐。因為怕有萬一，我與長者們的交往銳減，包括與老章。

轉眼進入兔年，我以為最艱難的日子已經過去，待春暖就可以去見老章了。卻不料，春節里傳來他不幸逝世的噩耗。大年初五上午，老章安息了，享年96歲。

這，就是我認識的老章。

晚年的老章說：“我的許多老一輩朋友并不總是在平庸地安度晚年，而是仍各以一顆赤子之心關心天下大事，有所思，有所作為，而且經過幾十年的滄桑，思想上更趨成熟了。”這，其實也是在說他自己。如果只用一個詞來描繪老章，我以為，就應該是——赤子之心。